记牛粪
作者：谢一持
一九八零年的临高乡下，岁月沉在潮湿的泥土里，慢得不起波澜。彼时的我个子瘦小，左手够不着右耳朵，尚未入学，整天总跟在母亲屁股后头，在田埂与林场之间打转。
村里的日子没什么花样，田里的青嫩菜地、林野里拾来的干柴、慢悠悠的黄牛水牛、家家户户猪圈里的小肥猪，还有一坡坡脆甜的白甘蔗，甚至那堆积成小山的粪肥，竟都撑起了一家人全年的指望。
母亲总说，日子要一桩桩一件件攒着过，就像田里的菜，得等时节；也像林场的柴，得慢慢拾。
那时的风，总带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吹过田埂，拂过母亲的衣角，也吹进我懵懂的年岁。母亲常扛着锄头走在前面，我便攥着她的衣角，一步一挪跟在身后，看她弯腰侍弄菜地，看她蹲在溪边洗衣服，看她对着满坡的甘蔗笑。
日子就这般，慢腾腾地过。晨起，听着鸡鸣起身，扛着锄头去田里；午后拾柴喂牛；傍晚坐在屋檐下，看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母亲便会说起外头的光景，说田埂那头的林场，说甘蔗地里的露水，说那些藏在岁月里，细碎却温热的指望。
天刚蒙蒙亮，晨雾像块湿毛巾，沉沉压在后村社建林场的上空。野草与松林都浸满了露水，凉气贴着地皮往骨头缝里钻。母亲素来起得早，每日牵着我的手，揣上柴刀、竹篓和一截细树枝，趁天还没亮透、人还没醒，便匆匆往林场赶。
那时候，木麻黄树头是乡下最金贵的柴火。母亲弓着背，一刀一刀往下撬，黄土顺着树头簌簌往下掉。我跟在后面，踮着小手捡碎木枯枝，手指被晨露泡得冰凉，裂出细细的口子。松针一层叠一层，干黄蓬松，是最好的引火物。我们蹲在松树下，一把一把扫拢，竹篓越装越满，压得肩头沉甸甸的。
走到半路，还有一桩要紧生计，便是记牛粪。
清晨的林间路旁，散着黄牛水牛踩出来的干硬牛粪。在那会儿，这不是脏，是田地里最好的肥料，是农家手里细碎的钱粮。村里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干透的直接捡起来，湿的就折一截细树枝插上，算是“记主”，名花有主。旁人看见，就绝不伸手碰。哪怕忘了收，过两三天牛粪干了，那截树枝还凝在那儿，等着原主来捡。
母亲熟门熟路。每逢碰见一坨像样的牛粪，她就随手折一截嫩树枝，轻轻往牛粪上一插，做个记号。插完，我们便回头回家吃早粥。一碗稀得透亮的白粥，一碟腌萝卜，就草草打发了一顿。村里人之间默契得很，短短半个时辰，没人会顺手牵走别人插好的牛粪。
等我们回到村子时，晨雾早已散尽，太阳已爬得老高。路边那些插着记号的枯枝与牛粪堆，都原封不动躺在那儿，干干净净，没人争抢。整个村子没有一纸文书，没有一句口头承诺，全靠一代人的心性与自觉，守住了这片土地最本真的生活规矩。
那时候的日子是真清苦，缺柴、缺肥、缺钱，却唯独不缺良心，不缺分寸。一年到头，大人小孩都得守着这规矩，所有辛苦，最终都奔着那一点点蔗钱去。
待到秋冬，甘蔗熟了。青叶子翻成褐黄色，一坡坡白甘蔗垂着沉甸甸的梢头。母亲白天在田里除草，夜里借着月色修整蔗垄。锋利的蔗叶边缘坚硬粗糙，扫过手臂，就是一道道细细的血痕。她的手背常年划满小口子，沾着蔗渣和泥土，旧疤没消，新痕又生。
那时候，全村人最挂心的一句话，就是“蔗钱回”。
村里收甘蔗从来不是当场给钱，这是规矩。整车甘蔗被解放牌圆头卡车拉走，所有人只能坐在村口，伸长脖子等消息。拖上一个月，是快的；拖上半年，是常事；更有许多人家，辛苦一年的收成，最后直接泡了汤，连个声响都没有。所以，蔗钱能不能回，回快回慢，凑数回还是克扣回，就成了乡里年关最揪心的一问。
跑关系拿砍蔗条，是邻里几户人家一起凑心思、托门路才争取来的。这事得靠上面有人。早些年，父亲出大力气，联合邻里几户人家，年年都能批下蔗条。那几年过年，还能勉强松快几天。可到了某一年，父亲就常在巷口跟人扎堆叹气，他说：“老科长换了，如今不识人，事不好办，蔗条怕是批不下来了。”
自那以后，邻里几户人家的年，就更难了。孩子的学费，全都悬在迟迟未到的蔗钱上，每一口呼吸，都压着心事。
蔗条拿不到，甘蔗就没法按时砍。长势过了，甘蔗脱水，收成直接缩水一半。有一次，上头的审批渠道彻底卡住，大家走投无路。邻里伯符忽然拍着大腿说：“我听那司机说，能疏通关系拿蔗条，就是要得的手续费高得离谱。”众人愁得一夜没睡，最后只能咬着牙，点头应了。
甘蔗砍好后，一捆一捆扛到路边等车。那天，远处传来轰隆声，一辆解放牌圆头卡车冒着黑烟，一颠一颠开进了村。这铁家伙是稀罕物，孩子们追着车跑，叽叽喳喳。司机和一个干部从车上下来，那干部背着手，一脸横气，眼神扫过来，自带几分居高临下的官威。
他们围着甘蔗堆，东挑西拣。粗短的、略有虫眼的，尽数抽扔。嘴里还老练发话，数落着村人甘蔗不够好，一味打压不收。村人都傻愣愣站在一旁，插不上话。母亲攥着一截粗蔗杆，低声商量，一遍又一遍恳求，她清楚，这每一根甘蔗，都是她家一整年积粪堆肥、披星戴月熬出来的血汗。
称重那刻，最揪人。干部拿着纸笔登记斤数，翻来覆去核算，有意压低。村人围在一边小声嘀咕，满心忐忑。母亲不识字，可她口算细得很，邻里几户人家的斤数，她逐一核对，生怕再吃亏一分。干部和司机早摸透了这一套，一边过磅装车，一边慢悠悠拿捏节奏。
邻居伯符连忙上前递烟，满脸堆笑，许诺：“干部辛苦了，晚上去家里喝两杯，鸡都杀好了。”他心里清楚，这是全村唯一的法子。
父亲独自站在巷口，远远回避。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套底层的人情世故，不愿去凑这个脸，却也只能默许众人的讨好，寄希望于一次回款。
当晚，邻里几户人家凑物出力，在伯符家摆了一桌。母亲把家里养了大半年、平日舍不得杀的老母鸡提了来；伯王下塘捞了两条活蹦乱跳的越南鱼；嫂兰河挎着竹篮，从菜园摘来青嫩青菜和几样野菜。几户穷人家倾出家底，只为换来那笔血汗钱。
可甘蔗被一车车拉走时，钱是拿不到的。大家只能等——盼着一个月内回，或者拖到半年，更有甚者，从此没了音讯。
年幼的我站在一旁，不太懂世道艰难，只看懂了母亲紧锁的眉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众人送礼设宴、百般讨好，可整车甘蔗拉走后，蔗钱就一直悬着，拖了月余，拖了半年，最后直接泡了汤，成了一笔死账。
最痛心的，是伯符家。他的长子读高二，读书勤恳，是全村少有的好学生。学费和生活费，全指望这一年蔗钱。可蔗钱没回，八十年代的海南乡村，本就贫瘠，邻里家家困难，四处借钱也毫无着落。少年走投无路，只能含泪收拾行李，辍学离开，跟着村里外出谋生的大人，一路往广州的方向去打工。
一纸拖欠的蔗款，掐断了一个乡村少年读书的路，也把他推向了颠沛的打工洪流。
蔗钱回了吗？
这是乡里年关闲谈，村口碰面，每一个人都会先问的话。这一问，藏着一整年的期待，也藏着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无奈。
最穷时最守道义，牛粪记主一诺千金；最痛时，却是现实撞碎诚信。当乡土的纯粹道义撞上城市的规则与现实凉薄，蔗钱难回、前程难续的落差，正是城乡鸿沟里，一代人最沉的无奈与清醒。
而那个年代的蔗钱愁，更伴随我日后走出乡土、走进城市的漫长岁月，化作一生不敢忘却的乡愁，刻在心底，成为回望故乡时最难以言说的隐痛。
谢一持 作
二O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