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没有雷霆的悲悯：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博大”
作者：王瀚林
有人曾抛来这样一道锋芒逼人的诘问：没有悲剧精神的中国古典文学，凭什么妄称“博大精深”？
这话像一柄西洋击剑，倏忽刺向东方文化的胸膛，带着凛冽的寒气。在他们惯用的尺度里，悲剧是俄狄浦斯刺瞎双目时喷溅的猩红，是哈姆雷特与仇敌同归墟海的轰鸣，是朱丽叶在幽暗墓穴中倒下的那一抹决绝的白。缺了这种玉石俱焚的壮烈，少了那种与命运鏖战至粉身碎骨的崇高，中国古典文学便显得温吞，甚至圆滑，像一炉始终烧不到沸点的水。
连鲁迅先生也定下过金科玉律：“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循此望去，中国戏曲里窦娥冤死，偏要六月飞雪、三年大旱来洗清冤名；梁祝生不同衾，死后也要化蝶翩跹，比翼而去；即便写尽“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红楼梦》，终究仍留一节“兰桂齐芳”的余音。仿佛中国文学总是在悲剧的悬崖边勒住马，不肯坠入万劫不复的深谷。
于是，质问再度逼来：它凭什么自称博大精深？
或许，只因我们错认了“悲剧”的形貌，也低估了中国文学俯身抚慰苍生的体温。
西方的悲剧，是悬崖上纵身一跃，是命运罗网下人类理性的狂欢与覆灭——雷霆万钧，劈开长空，在极致的痛楚中淬炼出人性的辉光。而中国古典文学的悲，不是雷霆，是漫天无声落下的大雪，是落在心口融作冰凉的细水。它不追求“毁灭的壮烈”，它只呈现“存在的苍凉”。
《红楼梦》难道不是最幽深也最彻骨的悲剧么？曹雪芹并非写不出毁灭，他是把毁灭揉碎了，细细渗进大观园的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之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当华厦倾颓、红颜成灰成为不可挣脱的宿命，中国文学没有让贾宝玉举剑刺向虚无的天穹，而是让他身披猩猩毡斗篷，在茫茫雪地里向父亲深深倒身一拜。
这一拜，是中国文学独有的悲剧美学。没有血肉横飞，没有怒吼与断剑，却有连天地都屏住呼吸的苍茫悲凉。它坦然承认命运的不可抗逆，承认“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终极虚无，可就在这虚无正中，依然留住了人作为人的那一丝眷恋与尊严。宝玉记得晴雯的豆腐皮包子，记得平儿理妆时那一盒紫茉莉花粉——在最大最冷的悲剧降临之前，他用最微小也最温柔的物事，去抵抗时间的吞没。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温度。
西方悲剧精神，是向死而生的抗争，是要你在绝境中做一名孤勇的烈士。而中国古典文学深知，这世上多的是做不成烈士的凡人。若命运注定是场惨淡收场的悲剧，难道普通人只能坠入绝望的渊薮，再无归路？
于是，中国文学递过一碗热腾腾的姜汤。
那些被目为“庸俗”的大团圆结局，当真只因古人愚昧、不敢直面现实么？不，那是一种极深沉、极内敛的悲悯。当人世已足够酷烈，当个体的血肉早已被时代的车轮碾成尘土，文学——这最后一座心灵的庇护所——何苦还要再狠狠补上一刀？
中国人太懂苦了。司马迁受宫刑之辱，没有写下一纸绝命书，而是“肠一日而九回”，隐忍苟活，终成《史记》之山岳；苏轼贬谪黄州，面对“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之寂，未曾对天怒号，只转身在泥泞里煨起东坡肉，信笔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在苦难的间隙里寻觅生机，在废墟的瓦砾间栽下一株秋菊——这种态度，难道不比单纯的毁灭更称得上“博大”么？
悲剧的精神，远不止“毁灭”这一条窄径。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之后，依然温柔地垂下眼睑，去抚摸大地上每一道裂痕。它的博大，在于它不把人逼至绝境，而是给无数在红尘泥淖里挣扎的灵魂，留一个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它的精深，在于它早已看透“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虚空，却仍旧愿意在“夜雨剪春韭”的寻常烟火里，与你共斟一杯新酒。
没有雷霆万钧的悲剧，并不等于没有悲剧精神。中国古典文学的悲剧精神，是一枚不曾凝固的琥珀——它将最深沉的幻灭、最彻底的悲伤，都包裹在一层温润而沉静的光泽之下。当你用指尖轻轻摩挲，便能触到那穿越千年而未曾冷却的体温。它在低声告诉你：纵然万法皆空，纵然悲凉是人生抹不掉的底色，我们仍可在这片底色之上，从容画出一枝迎雪而开的早梅。
这，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