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归于尽”
我的幼年、童年、少年，乃至青年前期都是在川南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度过的，小镇在井研县西面，靠近五通，这里的人的口音中入声字特多，民风彪悍。按说生于斯长于斯，籍贯理所应当是井研，但几十年来我一直固执地在填写各类表格时，籍贯一栏无一例外都是荣县，荣县是我的父母的籍贯，而我这一生与它鲜有关联。我的固执，源于曾经有过一个“同归于尽”的念头。
我的父亲解放前为躲避荣县警察局认定的搞“异党活动（共党嫌疑）”被通缉，从内江的荣县逃到乐山的井研，母亲随夫逃亡到马踏镇，那时有尊师重教风气，所以父母过了几年教书先生惬意的生活。孰料天有不测风云，逃过了国民党的追捕，解放初期审干时，被农村干部投入黑屋子，苦打成招为国民党员，还扣了一顶特别吓人的帽子“军统特嫌”。我一生都从未见过的奶奶曾经拥有300多亩土地，土改定为大地主，我妈妈16岁入职教行，抗战时期集体参加过蒋经国的三青团。如此复杂的黑色家庭背景，我自然而然会得到无数屈辱的眷顾，我的称谓有“地主娃儿”、“狗崽子”、“黑五类”，受到的礼遇是当不了伟大领袖的“红小兵”，入不了共青团，小学毕业不能就读镇上父亲供职的马踏区中学（天天跑到离镇上几里地外的一个叫大观山的带帽初中厮混，一年后才回到母亲任教的马踏公社初中就读）。
那时，我们几兄妹接受父母严格的教育“只许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我尽量低眉顺眼，逆来顺受，但内心却涌动强烈的反叛意识，无比憎恨这个不平等的“幸福社会。”我们一家在马踏举目无亲，红五类不屑与我交往，只有学校的几个牛鬼蛇神的孩子一起玩。文革风云骤起，我的父母再度被抛向风口浪尖，学校的墙壁上出现了父母的批判专栏，就在我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被一伙杀气腾腾的红卫兵带走。她被戴上早已制作好的黑牌和尖尖帽，被推搡着到了礼堂的台上。我悄悄地尾随前往，透过礼堂门缝，看到凶神恶煞们振臂高呼口号：打到历史反革命黄某某！黄某某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我母亲的一个同事（我父亲的学生）平日里温文尔雅，那天冲上台面目狰狞，把我的母亲的腰按成90度，满腔怒火地要我母亲向伟大领袖请罪。痛苦万分之余，我跑回家中对哥哥讲，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不让我们活，我们干脆不活了，想办法到武装部偷几个手榴弹同归于尽。父亲及时制止了我们的鲁莽，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狂想，正好应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罪状“阶级报复。”一是父亲把我们看得太紧，二是我们根本无法偷到手榴弹。“同归于尽”始终没有实现。实现了的倒是父亲所预见的人整人人吃人的畸形社会不会长久，读好书，天还会变的。十年后我们几姊妹都考入大学，也都加入了共产党，并且都还在党内担任了一定职务。哥哥后来担任过县上的领导，那名在文革中整我父母的当过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文革后很失落，一副病殃殃的形貌，他到县上去求我哥哥帮忙。哥哥本可以不理会他，但我们毕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们决不会睚眦必报。我们所学的知识让我们眼界开阔，那个年代刘少奇主席都会身陷囹圄，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平头百姓受冤屈又算什么呢？这位造反派也是出于人之求生的本能，他不整人就要被人整，他不吃人就要被人吃，仇恨可以化为怜悯，怜悯还可以化为同情。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哥哥想方设法帮助了他，他自称“一辈子感激不尽。”
我们用不住谁感激，我们只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是，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二.桂花树
我出生在马踏小学，小学布局是U的形状，校门大约4-5米高，厚重的木门的两边是厚厚的青砖，每天早晨学校校工开锁开门是会发出闷闷的声响，就像古代城墙下的大门开启一般。进入校园，是一个不大的泥土操场，穿过操场，正对的是一排有10余米高的木质办公室、教室、教工食堂，这一排楼解放前是敬神的庙宇，从办公室望上去，那些栋梁上还有佛家用语的遗迹。操场两边是木制楼，楼上是教师宿舍，楼下是教室。
进门后有六七级台阶，台阶两侧五六米的空地上分别有一棵一人合抱的桂花树。树形像一把巨大的雨伞，树枝横逸出10几米，炎炎夏天可遮蔽烈日，瑟瑟秋日可隔绝绵绵秋雨。两棵桂花树是我童年最爱的娱乐场，密密匝匝的树枝可容栖身。1961年，神州赤县大饥馑，人人饿的前心贴后心，我至今记得那个闷热的夏日躺在树丫上有气无力地给一位教师的孩子借一调羹饭，那一调羹米饭后来还没有还，我遗忘了，但吞下那一勺子米饭时喷喷香的妙不可言，以及暂填辘辘饥肠，得了一丝精神，终生难忘。
我和学校里的几个“牛鬼蛇神”的孩子是难兄难弟，我们课后的活动空间，常常就在这两颗大树上，我们像远古树穴而居的先民，在密密的枝条上闪展腾挪，身手敏捷。我们又像灵活的猿猴，在枝叶疏朗之处，吊着一根树枝就可以借着韧性，落在一两米远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翘着二郎腿，无拘无束地躺在绵软的枝条上，来了兴致，扭扭身体，做摇篮般的享受。
中秋时节，满树桂花绽放，躺在黄色的花海中，闭上双眼，深深吸上几口新鲜空气，那浓浓的馨香把五脏六腑抚慰的美不胜收，飘飘欲仙。我们也曾恶作剧地狂摇树枝，看着丹桂花蕊如秋雨般飘落，心里无比畅快。地上是我们早已经铺好的报纸或者在街上收集到的那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传单，缤纷的花蕊落地，再收集到布袋中，一个个像得胜的将军，喜气洋洋回家交母亲做花枕。
因为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座庙，庙中种植桂树习以为常，桂树下还建有屯水大石缸，长2米，宽1米，高1.2米，估计就像北京故宫宫殿外的缸一样，储水预防火灾。那时我身材矮小，还常常爬进去藏猫猫。夏日天干，缸中无水，我也曾躺在里面伸长四肢睡觉，青石板砌就的石缸厚厚的，凉凉的，文革乱世躲进石缸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也还是可以所获一种逃避的逍遥。
桂花树还是学校的标志性风景，每年毕业年级的学生都要选择绿叶婆娑的她作为背景，我至今保存的初中毕业照上还有她的身影。
三.梧桐树
学校大门两侧高高的青砖围墙内还有两棵对称的梧桐树。树高10米许，枝叶繁茂，是成百上千只麻雀的栖息地，每到夏天傍晚，归巢的鸟儿黑压压的从天空中落在树上，外出一天觅食玩耍的群鸟兴奋无比，它们叽叽喳喳聊天，叫声嘹亮，几百公尺之外可闻。
鸟儿们夜夜欢歌笑语，但它们绝对料想不到会引来灭顶之灾。学校附近有一王姓大家族，王家有几个儿子，个个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火枪手，春日到秧田里的野鸡，夏日打各种鸟类，在那个动物蛋白严重匮乏的年代，他们的战利品被柴火烟熏之后成为集市上出卖的难得的美味佳肴。有天傍晚，王氏三兄弟扛着猎枪硬闯学校大门。校工拦不住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只好飞步前去报告校长。那时知识分子灰头土脸，其臭老九的地位岂敢与贫下中农后代对等，但有人持枪闯入校园，也非小事，校长麻起胆子，迎着三个火枪手轻言细语发问，来者何意？三个莽汉没有正眼瞧一下校长，径直走到梧桐树下，从身上掏出火药和铁砂子，灌进枪膛，然后对准树上，三枪齐鸣。树上的鸟儿齐刷刷掉下，就落在我们一群看热闹的小娃娃脚下，有个小孩伸手去捡，挨了一枪托。校长可怜那些惨遭横祸的小鸟，哀求他们不要再打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莽汉昂起头，唾沫横飞，还似乎很有道理，“毛主席要除四害。你敢反？”那个年代，谁敢反对毛主席？那是坐大牢甚至掉脑袋的事。校长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发声，任由火枪手继续鸣枪，并任由火枪手拾起满地血糊糊的小鸟，装入口袋，趾高气扬地大步出校门。
梧桐树枝繁叶茂，春夏巨大的树冠很漂亮。夏天树枝会长出一个个勺子形状的果盘，果盘边沿有4-5颗豌豆大小的黄褐色的果子。秋末，原本油绿的梧桐叶经风雨浸染成黄色，凌厉的秋风刮来，黄叶纷纷打着旋儿，无精打采地落地，这时候梧桐树就只剩下遒劲苍老的枝干和树枝上的果盘，历经夏日秋风，果盘上的梧桐果已经略略缩水，可以采摘。我每年都会光顾梧桐树，寻爬树之乐，得果腹之实。梧桐果绝非美味，略略苦涩，且闷人，稍稍多食腹腔内准会气鼓气涨，但它没有毒，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能填肚子，其他都不会管了，再难吃总比吃观音土（白鳝泥）强，观音土吃下去拉不出来，那个滋味难受得不得了。几十年过后，回忆起吃梧桐果，就会强烈地反胃，就像我中学毕业以后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天天吃牛皮菜稀饭，吃得满脸菜色痨肠寡肚，现在一看到牛皮菜，立即就会呕吐。
我现在胃口好，是一直保持了有一个穷人的胃，不再吃梧桐果之类的野果，也决不大鱼大肉，粗茶淡饭，我心坦然，这比当年的穷困生活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一代人干工作特别能吃苦，也特别受称道，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穷日子给我们的另一种馈赠吧。
四.摇钱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教育界有一个奇怪现象，大学一律停办，而中小学却铺天盖地扩张，马踏区原来只有一所初中，一下子各公社办起初中，连一些生产大队也办起初中，我妈妈所在的马踏小学理所当然办初中。原有的办学场地狭窄了，于是进大门左边的拉动木楼被拆掉，全体师生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挖山不止，荒山夷为平地，在延伸的操场两边修起两排新的教室，那时候的那位校长有环保意识，开山的时候，特意留下了3株大树，两棵笔直高高的泡桐树，一棵树形端正，树叶茂密而秀丽的摇钱树。听学历史的父亲讲过摇钱树的来历，《三国志·魏志》中《邴原别传》有一则故事，一个叫邴原的人，在路上拾得一串钱，由于找不到失主，他就把钱挂在一棵大树上。随后路过此地的人，见到大树上有钱，以为是神树，于是纷纷把自己的钱也挂在树上，以祈求来日获得更多的钱，从此人们就形成了摇钱树的习俗。据说北京旧俗中有岁末做“摇钱树”祈年的习俗。浙南大年初一，家家户户在门前挂“摇钱树”，预示新的一年钱财滚滚来。父亲的讲述，绘声绘色，让我对那棵神树产生敬畏，但我更多的是喜欢树上吊着的两根拔杆。拔杆是笔直的楠竹，最初是青绿色，每个竹节还有些毛刺。由于同学们都喜欢去爬或者拔，拔杆颜色渐渐由青变黄，杆身也变得平整光滑。我住在学校很方便从事这项活动，早晨、晚间我都要去亲热一下这伙计，从开始的手脚并用，到后来全靠两臂的力量，成功实现了从爬到拔的转变。男同学都喜欢这项角力，显示男子汉阳刚之美的活动，课间休息，大家争先恐后，一些男孩身体羸弱，才拔到一两把，在同学们的讪笑中，就力亏而掉下，新的勇士有踊跃而上。我无疑就像《明湖居听书》中的白妞一般，总是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最后一个登场。我像天桥的把式，撩起衣袖，轮一轮双臂，吐一点唾沫在手心，然后抓紧拔杆，屏住呼吸，两手交替向上，身体笔直，像体操运动员那般潇洒。我一口气拔上拔杆的顶端，在热烈的掌声中，右手吊杆，左手频频挥动，向10米下的观众致意，那个时刻，我最得意，得意自己居然受人膜拜，还有那么一点点明星的范儿。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饱受政治歧视，这项简单的体育活动，让我收获尊重和自信，让我胳膊肌肉强健，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寻得难得的欢乐。
今年清明，我回到阔别三十几年的母校，桂花树、梧桐树、泡桐树都不见了踪影，唯有我心中的那棵神树还冠盖如云碧绿如翡翠。我在校长陪同下走近她身边，拔杆没了，树下砌了一个石台对树是很好的保护。蔽日的绿荫下，我拍了拍树身深情道白，“神树，我来看你了，祝你永远青春常在啊！”
五.桢楠树
乐山外国语学校校园内有近二十颗形态各异的榕树，它们是历届毕业年级的学生送给母校的的一份念想。记得乐山外国语学校第一届初中毕业时，学生家长们提议要赠送学校领导和任课老师床上用品五件套和茶具等等，以表达他们的深深的谢意。我见盛情难却，便提议改为送母校一棵感恩树和一面明镜，从此，这项捐赠成为传统，校园内感恩树林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当初我的这个提议，还有一个原因，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软磨硬泡，鼓动我们班上的一名农村的同学挖了他家的一棵有1.5米高的桢楠树，带着一大坨泥巴，死沉死沉的，同学们汗流浃背，几十步一换人，轮流背到学校。全班同学在母校讲台下的花园角落挖坑栽种浇水，完成了一项留给母校的纪念物的创新活动，至今记得一向表情严肃的大胡子校长微笑着，拍着我们班同学的肩头说，“嗯，很有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桢楠树，是一次去峨眉山游玩，在伏虎寺外看到一大片遮天蔽日的桢楠树林，内心极为震撼。树干通直，树姿优美，树高达几十米，树粗一人不可合抱，前代僧人还专门修有“布金林”牌坊以供奉。我那时不知道“布金林”的含义，但一是看到这树种爽目，二是听说此数可存活几百上千年，三是沾了一个“金”字，非富即贵，所以才摇唇鼓舌，说动同学，完成了一项“阳谋计划”。
我考上大学后不久，因父母调到县城工作，我就基本未涉足马踏镇，虽然成长的二十几年，对故乡有过埋怨，甚至憎恨，但故乡就是故乡，离开故乡几十年，内心有时还是会涌动思念的情怀，我曾经的屈辱，在那个时代真是微不足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尤其是进入天命之年，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更能参透一些，不平的往事尤如一缕青烟，渐渐在心中消散，对故乡的回忆也就变得平和额，感觉就美好了。
马踏小学现在校园里没有几颗树，醒目的树，除了那棵摇钱树，就是当年我们种的桢楠树，屈指算来41年了，当年种下的时候，它与我们一般高，而现在它已经有10几米高，超过屋檐了，依然如我想象中的树干笔直，树干中上部绿叶在微风中轻摇，现在欢迎归乡的游子。我掏出相机拍照，年轻的校长疑惑不解，我娓娓道来此树的来历。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日最多还有几十年，但这棵树会见证母校的兴旺一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心默念：72（5）班，班树永恒，母校的桢楠，永葆青春。
六.水泥台
学校的两棵桂花树下各有一副水泥乒乓球台。球台内部是条石砌成，球台上下表面抹了一层水泥，球台中间的隔网是简陋的木架。乒乓台是同学们争夺激烈的运动设施。下课铃一响，大家就向那里飞奔，俗称“占台子”，我的记忆里，两张球台旁边永远都站了两排长长的队列。下课就10分钟，我们打的是“考官”，即胜者坐庄发球，考者弱胜，即可打4个球，若负就被淘汰，许多同学就打得了一个球，或者接一板球就下去了，甚至有的还没排到就打铃了，连球拍都没有摸到，但一下课又都兴冲冲跑去排队，我是公认的球王，理所当然当“考官，”所以那时我打得最多。打得多，熟能生巧，良性循环之后，我打的更多。
60年代末，许许多多文化艺术体育活动被革了命，唯有乒乓球这项被称为国球的运动在全国开展的轰轰烈烈。尤其是后来在名古屋举办的地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周恩来、毛泽东俩伟人导演了一场“小球转动打球”的乾坤大戏，乒乓球在中国的普及更达到史无前例。那时看《新闻简报》，看到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报道，总是激动的睡不着觉，幻想自己能够有一天站在最高领奖台，为国争光。
我与小伙伴们废寝忘食打球，最初是木匠师傅锯的一块木板，后来我在北京工作的舅舅给我买了一只带胶皮无海绵的叫“力士”牌的球拍。我在小伙伴中可牛了，大家都想用我的拍子，我担心打坏了，有时候不借，还得罪了他们，让他们见了我就撅起嘴恨恨的。水泥台被茂密的桂花树枝叶遮住，夏天烈日照不透，秋天细雨也流不下来，我们除了上课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水泥台前激战。
我打球很刻苦，也很爱钻研，我比伙伴们更多了解了上旋、下旋、侧旋、转与不转，因此，我在同伴中脱颖而出。父亲见我对乒乓球如痴如醉，也许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拴住我的狂野的心，消减我的反叛意识，控制不出“阶级报复”一类大事。尽管我们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他与母亲商量后，还是在我参加马踏区中学生乒乓球选拔赛之前，给我买了一只上海生产的有胶皮有海绵的“萌芽”牌球拍，还买了一双白色球鞋。球拍和球鞋共四块多钱，那个时候四块多钱够一人大半个月的生活费了，我一年有大半年打赤脚上学，穿的一直都是哥哥们穿过并打了很多补丁的衣裤。我得了哥哥姐姐妹妹们都从未没有得到的昂贵的礼物，接过妈妈让我喜出望外的球拍球鞋，我哭了。
我用心打球，每一分都尽力争取，我打出学校、打出马踏区，打出井研县，一直打到当时的有17个县的乐山地区，并入选地区集训队，穿了绣有“井研”字样的蓝色运动服，又穿上印有“乐山”的红色运动服，心里美极了。那时地区体委在现在的总工会，集训队的队员都集中住在明和饭店旁边的息尘旅馆食宿，我第一次见识了有淋浴的澡堂子，第一次顿顿能够持有肉的“营养伙食”。
那年正逢全国爆发“红眼病，”我不幸感染了，整天眼睛干丝丝地疼，迎风遇光就流泪，俩小眼肿成桃子似得，教练担心传染其他队员，通知我暂时停止训练静心养病。我心似猫抓，不能参加练习，就像要我的命。30天训练，我停了一半时间，集训结束，宣布参加省赛的名单，我落选了，我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早不生病晚不生病，偏偏在节骨眼上出状况。我很沮丧地回到小镇，球友们欢呼雀跃迎接我，在他们心中，我走了那么远，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们争先恐后问我地区比赛和集训的事儿，我们被他们的欢乐情绪所感染，也渐渐高兴起来。
以后我当过县业余体校的教练，考上大学当过乒乓球队队长，工作后打过市的冠军亚军，也打过省乒协杯C组季军，前年还打了省老年运动会乒乓球季军，担任了市乒协主席，当了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有了固定的乒协乒乓球训练基地，6张清一色的与国际大赛接轨的彩虹球台，打的是几百元一张的胶皮，物资的改变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乒乓球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包括国际友人，我请到了世界球王瓦尔德内尔来学校体育馆打了几场比赛，尽管11分的赛制，我只打了4分，但我收获了许多快乐。我和我的学生还打进了北京奥林匹克赛场，参加了中日友好30周年和40周年，两个国家举办的友好城市比赛，为此还与历来与中国友好的前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合影。
回忆当年那简陋的水泥乒乓球台，无限温馨和幸福，那简陋的水泥台，或多或少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七.碉堡山
像迅哥儿笔下的百草园，我儿时的乐园是学校背后的一座小山。小山不高，也没有寺庙，有的是山崖边茂密的槐树和苦楝树，有的是山上一百多亩的麦地，还有伪政府时代用坚硬的条石修成的可以俯瞰马踏镇的两楼一底的岗楼，当地人俗称碉堡，山因碉堡而得名。
夏天，我喜欢顶着烈日，跑上山去粘蝉。我不用胶水，用钓鱼竿末梢去裹向阳的一两幅蜘蛛网，把裹到的蜘蛛网捋成一个黑色的小团，吐一点唾沫，置于鱼竿顶端。蝉喜欢吃苦楝树的树浆，苦楝树夏天没有多少叶子，蝉在树干上吮吸树浆是会发出叫声，声音很尖，老远就能听到。粘蝉，不能粘头部和上半身，只能粘薄薄的蝉翼。蜘蛛胶一接触到蝉翼，蝉会使劲挣扎，但这种土胶很厉害，没有一只蝉能够挣脱。一次上山可以收获20多只蝉。当地老人说，蝉是中药，可以打掉肚中积食消饱胀，我们那时饭都吃不饱，哪来积食，用火烤熟后，补充动物蛋白填填饥肠。
山崖边茂密的树林里有鸟窝，我是爬树高手，春末常常在树梢掏鸟窝，收获鸦雀和其他山雀的蛋，有时一窝就有七八个鸟蛋，带回家给父母煮熟供一家子尝鲜。我还用三根竹片栓成一个三脚架，竹片中上段用自制的胶水涂抹。胶水的来源是到垃圾堆寻得的废旧皮鞋的鞋跟，那时的鞋跟不是木制，全是橡胶制品。把这种废物洗净在熬制，就成了“粘得牢”。三脚架栓一根一尺左右的棉线，棉线上拴一只比蟋蟀大一点的“土狗儿”。这种诱饵，大约3公分长，生长在肥沃的地下，尤其是牛屎堆下面很容易找到。“土狗儿”很健壮，喜欢不停地动，以它的体重又不至于拉倒三脚架，而它不断地爬，很容易被树上的鸟发现。放好三脚架，我就远远躲起来，鸟儿一旦啄食诱饵，三脚架就会倒下，竹片上的胶水就会把鸟儿牢牢粘住。鸟肉也是那个时代的美味佳肴。
山崖边的树林下绿草茵茵，常年潮湿，这种环境容易滋生菌类。只要是夏天的雨后初霁，我就会兴冲冲上山。我曾经在一棵槐树下发现过一棵野生菌，菌叶有碗口大，发现时的欣喜若狂至今记忆犹新，血液循环加快，心儿狂跳，自己都听得到那咚咚咚的心音。我折一条细细的树枝，小心翼翼地把野生菌周围的土一点一点地掏掉，轻轻地掐断根，取出难得一遇的山珍。听别人说过挖了野生菌要留一点根，还要再覆土之前吐点唾沫，以后还会生长。记得把野生菌带回家时，父母眼里放光。那时买不起味精，野生菌汤的香味飘到现在，现在食用野生菌，就会联想到那时的快乐。
山上的麦田很辽阔，麦田里有一种野生植物，俗名野碗角，它状如豌豆角，但个头小之又小。把野碗角咬掉一端，轻轻挤出仔仔，合拢野碗角放在嘴唇上可以吹出不同音调，其音悠扬婉转。麦田里有许多蒲公英，摘了蒲公英，嘴唇一吹，许许多多的小白伞随山风飘得很远很远，直到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放飞蒲公英是很具诗意的浪漫，但那时文化荒芜，只感觉有一种快乐叫无拘无束的放飞。
五月麦收以后，土地空旷，到了秋天，我和许多小孩会带着自家糊的五花八门的风筝到山上斗技。我父亲是做风筝的高手，他糊的风筝一般都有两米长，个头大，形状异类。别人的风筝大多是蜻蜓，他做的是鲶鱼，大大的头，长长的尾，头下还有须，风筝上还画了活灵活现的眼睛等等。小风筝用棉线，容易上天，大风筝用细麻绳，个头大不易上天，助跑要几十米，一旦上去就飞的很高。每次我的风筝都是飞得最高的，那时天空没有任何污染，风筝在蓝天白云中翩翩起舞，总会给我带来无尽的幻想，幻想能够像西游记中的大仙乘长风踏祥云，来无影去无踪，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幻想总归幻想，当天色暗淡下来时当细麻绳把风筝拉回手中时，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碉堡山因碉楼而得名，该碉楼是货真价实的军事设施，每一层都有通风口，有射击孔，2楼和3楼铺的是木板，冬暖夏凉。我和同学们经常爬上3楼，享受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的快感。我们放眼远望山外有山的美景，心里期盼有朝一日能够走出这平淡乏味的小镇，走出视野尽头的山麓，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大约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碉楼变为了烤烟房，从此，我们就再也没上过碉楼，但远行的梦想深深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八.茫溪河
茫溪河，起源于眉山市的双河水库，流经仁寿县、井研县、五通桥区，最终流入岷江。
马踏镇就在茫溪河畔，那时沿河两岸没有工业，夹岸或是青青翠竹，或是炫人眼目的菜花。平时河面三四十米宽，河水清澈。斜阳西沉，微风习习，满眼金光闪跃。河中盛产鱼虾，当年我哥哥垂钓一日，总能收获几斤河鲜。夏天，我爱带一根自制的带有倒刺的铁条，腰上系一个笆篓，沿河寻石腔里的螃蟹，一旦发现螃蟹，就会用铁条把螃蟹倒钩出来，每一次也能够收获大半篓，河蟹与阳澄湖的大闸蟹不可比，肉少，无膏，没有那么鲜，但那时没有对比，感觉河蟹也蛮好的，肉少一点，但有肉打打牙祭就很不错了。
马踏镇没有游泳教练，孩子们不说游泳说扳澡，通常游的是狗爬式和四川大把，前者近似蛙泳，后者近似自由泳。不同的是扳澡的动作只是让人体不下沉，但划水费劲效果差。我初学扳澡，差一点淹死，还一点都不会游，就大胆地向河心走去，结果踏入一个坑，没了头顶，我正在大口大口吃水，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姓蒋的哥们儿把我救了，生与死，就那么不到一米的距离，上岸坐在河滩上有些后怕。后怕归后怕，差点溺水，并未吓到我，水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我静了静，又下水，不过没有再往河心奔，而是在离岸边不远的浅水区瞎折腾，扳澡并不难，那天下午我就基本上扳来可以不再是秤砣落水，再加几天巩固，我就可以独自扳澡了。
夏日暴雨倾盆，河水猛涨，河面一下涨到五六十米宽，汹涌的波涛中南瓜冬瓜苦瓜茄子时沉时浮。我和伙伴们没有救生圈，每次涨水时就去砍一根芭蕉，五六个小伙伴依靠这漂浮物，在惊涛骇浪中胜似闲庭信步，每一次涨水，我们都会捞到瓜果蔬菜，且满载而归。马踏镇有一座石拱桥，平时水面到桥面有10米左右，涨水的时候，洪水离桥面四五米，街上能够游泳的少年不少，但敢于纵身跳下出的凤毛麟角，我历来胆大妄为，不仅可以跳冰棍姿势，还可以跳比较舒展优雅的飞燕式。那时没有什么精神文化生活，大凡涨水，镇上男女老少就会抱着双手到大桥边观赏洪水。几个小屁孩的表演就成了难得的文化体育盛宴，大人们会以各自的评判标准或褒或贬。无论褒贬，能够站在石拱桥往下跳的孩子。在人们心中就是英雄，我经常为自己是这样的英雄而骄傲。
由于长期坚持锻炼，由于有扳澡的功底，后来我进大学还加入了游泳队，接受正规动作的训练。在重庆市大学生游泳运动会上，我还夺得了两个项目的铜牌。大学毕业，我一直坚持游泳，至今57岁了，每年学校游泳运动会，我游不过招收的游泳特长生，但老师中50自、50仰，还没有对手。故乡的那条河给了我少年时的快乐，也给了我美好的记忆。
今年4月，我第一次回故乡宣传招生。我特意去了石拱桥，站在桥上，探头往下看，没了“河水清且涟猗”的盛景，河床裸露，河水浅得只有河心不足30公分深，水面是肮脏的苔藓，河床内随处可见各种包装袋包装盒等等垃圾。镇上居民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几十里开外的大佛水库铺管道送过来的，据说水费远远超过乐山城里的价格。
马踏镇确实比当年繁华，但繁华为之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故地重游，我心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九.躺在书橱里的弹弓
我家书橱里躺着一只弹弓，那是在鼋头渚景区外一家商店购买的，几十年没摸过弹弓了，一看到这儿时的最爱，几乎不用考虑就买下了。弹弓的弓架是机械流水作业的产品，平整光滑，上方的u槽很宽，弹弓u型槽两旁的支架也宽，宽到可以钻个洞，橡皮轻而易举穿过，显然这类弹弓仅适于放在家中把玩的工艺品。
我对弹弓的挚爱情怀得追溯到少年时代，那是全民反知识的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是除“四害”最激进的时代，麻雀等一干鸟类是全民公敌，也是餐桌上的美味。我有一副自制的弹弓，弓架是细细的黄荆条材质，柔韧性弹性俱佳，支架上绑的橡皮是在补鞋匠那里从废旧轮胎上剪下来的。学校开课，但学生大多不上课，“读书无用”弥漫整个社会，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打鸟成了我的最爱。全民打鸟，火药枪气枪弹弓齐上阵，论装备弹弓最为原始落后，天天处在枪口之下，鸟儿的警惕性很高，要把它们变为美食要选时间选地点。
每年莺飞草长季节，雏鸟出窝，它们停在树上呆头呆脑地叽叽喳喳地叫，弹弓手很容易发现猎物，即便一击不中，若没有父母示警，它们还会呆在枝头直至被击落。对付成熟鸟儿，就要选夏天晚间。夜深人静的下半夜，猎手蹑手蹑脚来到矮树形大树冠的树下，轻轻打开电筒缓缓地照射树叶深处，猎物们正美滋滋地熟睡，掏出弹弓，包好圆形石子，平息凝神张弓瞄准，运气好，一晚可打下十几只鸟儿。秋收时节，农民成群结队送公粮到粮站，粮站的晒场上每天都会有一些谷粒，那是鸟儿们的美食，猎手直接站在晒场，鸟儿不会飞进场内，与粮站的叔叔们熟悉了，他们会慷慨大方地放我等进粮仓，我们躲在窗后。一般情况，先飞入场内的是一两只警惕性很高的鸟儿，它们不急于吃黄橙橙的谷粒，他们跳来跳去，东瞅瞅西瞧瞧，直到觉得没有一丝危险才舒舒服服地扇动翅膀，招呼同伴入场。一群麻雀从无屋檐从瓦楞欢快地飞下。小猎手并急于开弓，待鸟儿都完全放松了警惕，专心埋头啄食之际，十几只弹弓弹丸齐发，小猎手们吹着口哨欢天喜地收获猎物。
六十年代，街上的居民一个月只能凭票买两次肉，肚肠缺少油水的人们有飞禽美味牙祭，那是最快乐不过的了。猎手们不仅会打鸟儿，也会打理鸟儿。拔毛，剖肚，抠净肠肝肚腹，漂洗干净，抹上盐巴，用一条麻绳把鸟儿的脚系牢，倒吊在柴灶灶门上方，每次煮饭烧菜时从灶门涌出的浓烟会包裹着鸟儿的全身，高温烤浓烟熏，鸟儿的水分蒸发的一点不剩，最后剩下的是酥脆喷香的一只只美味佳肴。
全民打鸟，鸟儿逐渐稀少，天空没有鸟儿飞翔，枝头没有鸟儿歌唱，，没了追逐对象，缺少了爱好，心里逐渐空落落的，自己有时掏出弹弓对着天空发呆。走过荒唐，熬过贫穷，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时光像一把精致的木梳，梳理掉荒谬，梳理出真理，亲近自然，保护鸟类，爱护我们的家园就是爱护我们自己，价值观念的返璞归真，让人们享受到了太多太多的快乐。我的居所有个不小的花园，圆外种翠竹木棉，园内植金桂葛兰，绿叶婆娑清新养眼，风吹影动芳香沁脾，每日画眉鸟白头翁黄鹂山雀，成群结队飞上枝头，飞入露天阳台，不同毛色的鸟儿，竞相展示各自漂亮的霓裳，高高低低不同声部，演唱不同的乐章。我家露天阳台上俩小狗的饭具永远都是干干净净，小狗狗吃一小部分后伏在饭具旁边，饶有兴致地观赏不同种类的鸟儿前来啄食，鸟儿们对狗狗从不设防，吃饱了的小鸟还肆无忌惮飞到小狗的背上看其他同伴争食。鸟儿最初也有些怕人，几年下来见我们每天为它们放置米饭，每天高高兴兴地打扫它们拉在树下和阳台上的粪便，鸟儿也通人性，明白我们对它们的喜爱，也渐渐亲近我们，我们有时在阳台对着他们拍照，它们大大方方展开羽翼作明星状，近在咫尺，可以洞悉它们眼中的信任甚至亲昵，体验人与鸟儿的和谐，内心无比畅快。
忽然想起杜甫的《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杜甫处乱世而忧黎元，我们处盛世而享太平，太平之年鸟语欢歌人心欢畅。感谢一位伟人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猎人称谓将成为历史，弹弓功用已变为观赏。看着书橱里安安静静躺着的弹弓，听着窗外黄鹂婉转清丽的歌唱，沉醉弥漫在室内，弥漫在大千世界的幸福之中。
十.看电影
马踏镇最初有两处放电影的地方，一处是马踏高中操场，一处是马踏公社初中操场。县上的放映队每月来一至二次，一分钱不收。放映的片子，国内的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奇袭》，还有几个样板戏，国外的有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虽然影片都是老片子，但人人乐此不疲，坝坝电影没有固定座位，街上那些人大概下午4点过就扛起长条凳去操场安座位。放电影的时间必须等天完全黑尽，大约8点过后，市民和村民才陆陆续续来操场，家里没有人用4个小时守住位置的闲人，就只能站两个小时，看了《新闻简报》，再看电影。既然是坝坝电影，基本上是风雨无阻，除非电闪雷鸣暴雨倾盆。那个时候，谈情说爱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突然看到罗马尼亚的电影《多瑙河之波》中有男人抱到女人的镜头，惊诧莫名，满脸涨得通红，“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那句台词，成为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文革结束，马踏镇农机站背后的一个旧礼堂改为卖票的电影院。堂子极为简陋，但人人都有固定座位，那时街上还没有一台电视，也没有卡拉OK、舞场、台球室等等，人们消遣，主要还是看电影。
1979年冬，我回家过年。恰逢电影院放热门的《少林寺》，我与大哥去迟了，没到最后一排的票。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我猛然头部被敲了一下，很疼，回过头去，看到铁匠铺的H冷笑着往前去了，H比我大两岁，从小习武，练什么朱砂掌之类的，马踏街小有名气。我隐忍未发。电影结束，礼堂内的几颗白炽灯泡亮了，我正好看见H与两个小伙子在礼堂门口，冲我竖起中指，挑衅地说“你跩啥子？”。我平日与他无冤无仇，最多就是恢复高考马踏镇就我一个黑五类的儿子上了大学，遭人嫉妒。刚刚看了武打片，血脉喷张，加之文革结束，自认再也不是政治高压下的任人欺凌的羔羊，20多年的压抑愤懑，在那一刻就像火山爆发。我大哥是练武术的，我也有些依仗，我低声告诉哥哥。哥哥压低嗓门，“出去再说。”我们不做声随人流出了影院，H与他的哥们儿酒气冲天，H上来推了我一把，“你有啥子了不起？”我一侧身顺手挥了一拳打在他胸脯上。就像炮仗点着了火，他像头狂怒的野兽向我扑来，我躲过凌厉如风的拳脚，几个箭步跨下十几级阶梯，扎起马步，在宽阔的街中心迎敌。他冲上前来，我直拳击打打面门，脚下猛踢他并不牢固的下盘，一击成功，我骑在他肚子上，就像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两名同伙见状要扑上来帮忙，被我哥哥三两招就摔在圈外，不敢靠近了。从电影院出来的看客数百人鉴赏了马踏街上从未有过的武打盛典，不仅没人劝解，还风助火势大声吆喝。哥哥担心酿成大祸，抓住我的手臂，喝道“不要再打了。”电影院离派出所不太远，我们读书人去那王法之家也没有面子。
第二天哥哥正要带我去县城避风头，马踏公社C书记与H找上门来。H两手臂扎满了黄竹片，一副上门寻仇模样。我的父母大事化小，自然恭恭敬敬敬茶赔罪。我也洗耳恭听C书记的谆谆教诲。我们的隐忍退让，换来对方的和解。
寒假结束，我回到学校，辅导员把我叫去谈话，马踏的行政长官还是写了一封告状的信寄到大学，为此，我也收到共青团的处分。从此，我再也未冲动与人打斗。
大前年的五月，我在家里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我的好朋友，侄女读书的事请我帮忙，问是谁，回答含糊，“见面就晓得。”我到了校门口，一精壮汉子迎上前来，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他主动伸出手，“我们是梁山兄弟，不打不亲热嘛。”一句江湖套语说到点子上了，两只手掌20几年后紧紧握到了一起，正应了一句诗的含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十一.食品站
六七十年代，马踏街上最牛的人莫过于唐国安、冯虼蚤、杨娃儿，此三人一非干部，亦非新贵，都是手握锋利砍刀切刀的“刀儿匠，”区区屠户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实在是因为那时物资太贫乏了，街上居民每月每人只有一斤半肉票，一家人一个月只能打两回牙祭。马踏街上两千多居民，马踏街每月消费猪肉也就3000多斤“边口。”再加上几个国营餐厅小食店每天有一定需求，每天食品站也就宰杀3头生猪。猪肉有肥有瘦，有骨头多与少，于是屠户的刀路就很考究，既然有考究，买肉的人谁敢得罪卖肉的大爷。
食品站，那时还没有这么文雅的称谓，人们都管它叫屠场。马踏屠场不大，临公路一排木板平房是早晨的屠摊，平房外没有门，一米高的墙上安的模板，开市的时候，木板一块块下掉，屠摊就亮出来了。屠摊往里走，是宰杀生猪的场所，再往后就是养猪场，农民卖的肥猪就寄养在养猪场待宰。
我的家在马踏小学，小学与屠场只隔了一条石子马路。每天凌晨杀猪的时候，凄厉的叫声总会把我闹醒。一月一人区区一斤半肉，解不了馋，我经常提着水桶去接猪血，每次看到被宰杀的猪临终前的挣扎，总会难过，难过归难过，肉和血还是要吃。
文革最有趣的现象是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卖肉就更要排长队。排队时间大约是夜半1点左右，一群穿着褴褛的人们兴高采烈地靠着墙根，聊着马踏大事、中国大事、世界大事，没有新闻大事，就聊张家长李家短，没有人感觉辛苦劳累，吃肉的期待，让大家特别亢奋。黎明前最难熬，龙门阵摆完了，精力也有些不济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相互靠着就打起了呼噜。；黎明一过，屠摊墙上的广播响了，《东方红》的歌声一下唤醒排队的梦中人。这时候大家像打了鸡血针，齐刷刷跑到马路中间，随着广播里的曲调，高唱“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个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要对您唱，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高唱得同时，还十分虔诚地跳起“忠字舞。”据说“忠字舞”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编排的动作，所以全国人民怀着无限热爱去用心比划每一个动作。舞蹈结束，还有不可缺少的近乎宗教的仪式：人们迅速从衣兜里掏出永远不会忘记随身带着的小红本《毛主席语录》。不用谁领呼，人们的动作高度整齐划一，右手捏着红宝书右下角，右臂弯曲放在胸前，然后右臂打直，齐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仪式结束，人们各自回到原来的位子，绝对没有一个人趁机插队。卖肉的时间大约一个多小时，人们个个提着肉心满意足回家。
2013年4月，我回故乡，专门去屠摊拍照。屠摊没变，还是那排平房，只是公路加宽填高，屠摊外的墙显得矮了一截。站在马路中间，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会心一笑，“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领袖的最高指示又在耳边响起，人民真是英雄？我想英雄并非谁加封就成，当年我们就是人民的一员，而我们恰恰是幼稚可笑的愚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