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蛾眉借据
作者：王瀚林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读《离骚》至此处，我总忍不住搁卷而笑，继而苦笑。屈原，一个踽踽独行于汨罗江畔的中年男子，忽然在诗里长出了一双蛾眉。这蛾眉不是他的，是借来的——从中国女性数千年的面容上借来的，而且一借就是两千三百年，至今未见归还的打算。
这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宗的一笔"身体借贷"：香草美人系统。
我们向来习惯于赞叹这套隐喻的精妙——以香草喻高洁，以美人喻君主，以婚约喻君臣遇合，以弃妇喻逐臣。修辞课上，这叫"比兴"；文化史上，这叫"寄托"。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被借用的身体出发，便会发现这实则是一场漫长的、结构性的文化暴力。男性文人将政治诉求、道德焦虑、人生失意，强行编码进女性的身体与命运之中，让女性成为他们政治失恋的替身、道德自证的镜台、以及不可言明之痛的传声筒。
美人在这个系统里，从来不是人。
她是"佳人"，是"淑女"，是"宓妃"，是"山鬼"。她必须美，必须贞，必须等待，必须哀怨。她可以在江边伫立千年，可以在梦中飘忽不定，可以因秋风而凋零，可以因岁暮而迟暮——但她唯独不能开口说话，不能拥有属于她自己的政治、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疼痛。她的身体是一具精致的容器，盛满的是男性的孤愤与自恋。曹植写洛神，真是写神女吗？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姿影，分明是一个被兄长猜忌的王爷，在洛水边投射的自己——他才是那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弃妇。李商隐写"相见时难别亦难"，真的是与某位女冠的私情吗？抑或只是牛李党争中一个夹缝人的政治喘息？美人无喉舌，千年以来，她们只负责美丽、负责等待、负责被辜负，好让文人们在她们的躯壳里完成一场又一场安全的政治抒情。
更耐人寻味的是"香草"的性别。兰、芷、蕙、茝、荃、蘅，这些植物在植物学上本无雌雄之分，但在屈原的佩饰系统里，它们被悄然性别化了。它们必须"香"，因为对应着妇德；它们必须"佩"，因为对应着女饰；它们被"秋风吹落"的命运，对应着美人迟暮的焦虑。植物的人格化，最终落实为女性的道德化。一株原本只是在山野间自在生长的兰草，被强行征召进了一场关于忠贞与贞洁的话语战争。这不是植物的幸运，这是植物的囚役。
然而，我每每想至此，却又无法全然冷硬地审判古人。理解之同情，是读书人的本分。屈原们不是天生的身体掠夺者，他们首先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在"朕即国家"的专制语境下，直言之喉已被割断，直书之笔已被焚毁。他们借美人之蛾眉，实在是借美人之喉舌；他们写香草之零落，实在是写自己之危殆。那是黑暗时代的修辞术，是高压锅里的蒸汽，总得找到一处薄弱的缝隙喷薄而出。你不能要求一个被割去舌头的人，在呼救时还注意修辞学上的性别平等。
但理解其苦衷，不等于认同其逻辑。饥饿不能成为偷窃的永久辩护，专制也不能成为身体借贷的无限期许可证。这套隐喻系统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它诞生于某个绝望诗人的孤愤之笔，而在于它在此后的两千年里被不断复制、加固、神圣化，最终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塑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女性的身体天然是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载体——她们是国家的隐喻，是山河的隐喻，是道德的隐喻，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的隐喻。这种思维延续至今，我们至今仍在某些宏大叙事中看见"母亲河"的泛滥、"祖国母亲"的哭泣、"圣女"与"娼妓"的二元对立。香草美人系统从未真正终结，它只是换了一套当代的修辞，继续借用着女性的身体。
所以重读《离骚》，我读出的不再只是高洁与孤愤，还有一种深切的孤独——那是借据签发者的孤独，也是借据承受者的孤独。屈原在借来的蛾眉下哭泣，而那双蛾眉真正的主人，那个或许名叫莫愁、名叫西施、名叫某个无名采桑女的女子，她的眼泪又流进了哪一首诗篇？
或许，真正的尊重始于归还。归还那双蛾眉，归还那株香草，归还那个被借用太久的声音。让香草只是香草，在山谷中自在枯荣；让美人只是美人，在岁月里自有其苍老与欢欣；让政治失恋者，终于敢于用自己的喉咙，去喊出属于自己的疼痛。
两千年的借据，该到核销的时候了。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