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史记》：一座败者的神庙
作者：王瀚林
世人谈《史记》，总爱抬出鲁迅那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评价好则好矣，却未免把司马迁说成了一个在竹简上吟风弄月的骚客，仿佛那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不过是把《离骚》的香草美人换成了帝王将相。这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压不住一个受了宫刑的男人在深夜竹简上刻下的血痂。我倒觉得，《史记》根本不是什么“无韵之离骚”。《离骚》是屈原一个人的长哭，而《史记》是一群失败者的合唱。更准确地说，它是司马迁以“太史令”这个官方身份为掩护，对历史上所有失意者、边缘人、败亡者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情义布施——不，施舍这个词太傲慢了，应该说是一次精神的招安，一次文字的起义。
你想想，一个四十七岁还在汉武帝面前意气风发的史官，突然就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被下了狱，受了腐刑。那不是一般的刑罚，那是把一个男人从“士”的行列里彻底开除，扔进“闺阁之臣”的屈辱深渊。司马迁后来写信给任安，说自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这不是文人的多愁善感，这是一个被社会结构彻底抛弃的人，对“失败者”这个身份最切肤的体认。正是这个伤口，让司马迁的眼睛变了。他再看历史，看到的不再是“成王败寇”的堂皇逻辑，而是败者眉宇间那一点不肯低头的孤绝。
他写项羽，把那个自刎乌江的西楚霸王放进“本纪”——本纪是帝王的专属席位，刘邦的龙椅旁边，硬生生给项羽留了一把带血的交椅。他写陈涉，一个佣耕出身的起义者，居然也进了“世家”。这在班固的《汉书》里是不可想象的，《汉书》的秩序感多强啊，尊卑分明，经纬森严，哪像《史记》，简直像个喝醉了酒的司仪，把贵宾席的座次牌扔了一地，硬拉着那些衣衫褴褛的失败者坐到了前排。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滑稽列传——这都是些什么人？是曹沫、荆轲这种拿命去换一瞬公平的亡命徒，是郭解这种在民间私设公堂的江湖豪客，是范蠡、白圭这种被儒家轻贱的商人，是淳于髡、优孟这种靠讲笑话苟活的宫廷优伶。在正统史观里，他们是“奸雄”，是“末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边角料。可在司马迁笔下，他们比那些端坐庙堂的帝王更有光彩。
荆轲刺秦，失败了；但司马迁写他“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写他在易水畔白衣白冠的送别，写他临死前“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的辩解——这哪里是在写历史？这分明是在写一种失败的尊严。他写郭解，一个被汉武帝定性为“布衣侠”而灭族的人，却偏要写他“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写他逃亡时“吏奏解无罪”的民间回响。这像是在记录史实吗？不，这是在为被权力碾碎的人立一座文字的丰碑。
有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说他把项羽写得像英雄，把刘邦写得像流氓，把李斯写得像个患得患失的市侩。这批评恰恰点中了《史记》的命门。司马迁不是在“谬”，他是在纠偏。他用太史公这个身份做掩护，干的是“劫法场”的勾当——劫的是历史正义的法场。他让那些被正统叙事判处死刑的人，在竹简上获得了永生。
你看“太史公曰”那些篇末赞语，简直就是司马迁与古人的秘密握手。他论屈原，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他论项羽，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他论李将军，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话里，有一种知识分子对同类的深切辨认。他不是在居高临下地施舍同情，他是在说：我也是你们中的一个。
所以，《史记》的“温度”从哪来？就从这里来。它不是一个胜利者书写的光荣榜，而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建立的精神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项羽是永远的霸王，荆轲是永远的义士，屈原是永远的诗人，李广是永远的将军。时间越久，这个共和国越繁荣——因为历史上的失败者越来越多，而司马迁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户籍和档案。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系统性情义施舍”。但“施舍”这个词，总让人想起居高临下的怜悯，想起强者对弱者的恩赐。司马迁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被宫刑彻底摧毁了男性尊严的人，一个在中书令位置上苟活的“刑余之人”。他的同情不是从上往下流的，是从伤口里往外涌的。他写那些失败者，是在写自己；他为那些边缘人立传，是在给自己立传。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比《离骚》更伟大。屈原的悲愤是贵族的悲愤，是“帝高阳之苗裔”的孤高自许；而司马迁的悲悯是平民的悲悯，是“刑余之人”对所有被践踏者的平视。他不需要香草美人，不需要上天入地的想象，他只需要如实写下那些失败者的面目——这就够了。因为真实本身，就是对权力最大的反抗。
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读《史记》。我们读的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霸气，而是项羽乌江边上那声“天亡我，非战之罪”的苍凉；不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而是刘邦还乡时“游子悲故乡”的脆弱；不是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战功，而是李广“不得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刭的刚烈。我们记住的，全都是失败者。
这就是司马迁的狡黠，或者说，是他的慈悲。他用一部史书，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反写”。官方修史，从来都是为了证明当下的合法性；而司马迁修史，是为了告诉后人：历史不只有胜利者一种写法。在那些断裂的竹简、斑驳的血迹、沉默的孤坟里，藏着另一种历史——失败者的历史。
所以，别再说什么“无韵之离骚”了。太史公如果泉下有知，大概会苦笑着摇摇头。他哪里是在写什么韵文？他是在用竹简和刀笔，为所有被时代车轮碾过的人，修建一座永不坍塌的神庙。这座神庙没有金顶，没有玉阶，只有一排排落满灰尘的牌位，上面写着：项羽、陈涉、屈原、贾谊、韩信、彭越、晁错、窦婴、李广、李陵、荆轲、聂政、郭解……还有，司马迁自己。
在这座神庙里，所有的失败者都是神。而司马迁，是他们的祭司，也是他们的兄弟。他手持的不是香炉，而是那支被宫刑磨砺得更加锋利的史笔。他用这支笔告诉世界：你们可以摧毁一个人的身体，可以剥夺一个人的尊严，但你们无法剥夺一个人为失败者命名的权利。
这，就是《史记》最深邃的温度。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