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碑石上的苔藓
——韩愈与文体的宿命
作者：王瀚林
一
长安城的秋日，总带着一种将衰未衰的暧昧。韩愈站在国子监的廊下，望着那些摇头晃脑背诵《文选》的士子，心中想必涌起过某种近乎愤怒的悲悯。六朝以来，文章成了珠玉堆砌的迷宫，辞藻如脂粉，对偶如枷锁，文人以骈四俪六为能事，将汉语逼入了一条越走越窄的华服长廊。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这样宣言，像一位倔强的考古学家，执意要从秦汉的断壁残垣中，重新发掘文章的气骨。
苏轼后来为他立传，大笔一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十个字，将韩愈送上了文章之神的祭坛。八代之衰——宋、齐、梁、陈、魏、齐、周、隋——那些沉迷于声律与辞采的朝代，在韩愈的笔下仿佛集体沉入了历史的暗河。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反讽。那位在碑石上刻下“文以载道”的人，自己却也在碑石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尴尬。
二
韩愈写过不少墓志铭。在那个时代，为人作碑志是文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如同今天的专栏作家接软文订单。但韩愈的碑志，却常常写得过于“饱满”——饱满得让人生疑。
《旧唐书》里藏着一则意味深长的记载：刘叉，这位韩愈门下的狂士，曾因不满韩愈谀墓之文的泛滥，取走韩家数斤黄金，扬长而去，且扬言“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这不是简单的弟子叛师。刘叉的“劫金”，本质上是一次象征性的审判——审判那些用华美古文包裹的虚假颂词。韩愈为权贵撰写的墓志铭，往往将平庸之辈塑造成圣贤，将贪婪之徒描绘成廉吏，将碌碌无为者升华成社稷栋梁。古文成了最精致的化妆品，“载道”变成了“载谎”。
更著名的争议是《平淮西碑》。韩愈奉旨撰写平定淮西叛乱的纪功碑，浓墨重彩地歌颂了宰相裴度的运筹帷幄，却将实际率军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的李愬，淡化成了裴度战略中的一枚棋子。李愬的妻子——唐安公主的女儿——入宫哭诉，宪宗皇帝最终下令磨去韩愈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
一块碑石的倒覆，两次书写的更迭，恰似古文运动自身的隐喻：当文章成为权力的注脚，再古雅的文体也不过是新的谄媚工具。韩愈用古文反对骈文的浮华，却未能阻止古文自身沦为另一种形式的“俗下文字”——那种他自己在《与冯宿论文书》中鄙夷的“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的文字。
三
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韩愈虚伪”的道德审判，便落入了比“谀墓”更浅薄的窠臼。
韩愈的困境，是整个中国文章传统的困境。他高举“文以载道”的大旗，本意是要为文章重新注入道德重量与思想锋芒，反对六朝文人将写作降格为“缀风月，弄花草”的文字游戏。 然而，当“道”被具体化为儒家正统、被科举制度收编为“代圣贤立言”的标准答案时，古文便从一种解放的力量，蜕变为新的牢笼。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悖论：韩愈反对的骈文，至少还保留着对形式美的虔诚；而他倡导的古文，却在后世异化成了八股文——那种“起承转合”如同机械齿轮、思想被切割成标准件的文章模具。明清两代，士子们写八股文，言必称“韩柳欧苏”，却将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告诫，变成了“唯程朱之言是遵”的教条。
“唐宋八大家”的招牌，最终成了“唐宋八股家”的源头。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本意是树立文章典范，却不料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腔调模板”。周作人后来尖锐地指出：“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的罪过，责任要追究到八大家特别是韩愈身上。”
这公平吗？韩愈本人是八股文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嘲笑“俗下文字”，追求“词理并茂”，强调“文从字顺”而非“文从律顺”。 但历史从不遵循公平原则。一种文体一旦被经典化，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一位作家一旦被封神，他的创新便注定成为后人模仿的套路。
四
韩愈的悲剧，在于他太相信“复古”的力量。他以为回到先秦两汉，就能找回文章的初心。但历史不是循环，而是螺旋。秦汉的质朴，在唐代已是遥不可及的乡愁；而韩愈的“复古”，在宋代成了“宗经”，在明代成了“拟古”，在清代成了桐城派的“义法”——一层层叠加的阐释，最终让古文变成了戴着秦汉面具的八股僵尸。
更隐秘的悲剧在于，韩愈本人也是体制的囚徒。他写谀墓之文，并非全然出于 greed，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在那个门阀与皇权交织的时代，文人若不依附权贵，便无处安放自己的“道”。他批评骈文“无用”，却不得不用古文去交换生存的资源。这种交换，让“载道”的理想与“载利”的现实，在他身上达成了暧昧的和解。
刘叉取走的黄金，其实是韩愈为自己的妥协支付的赎金。而韩愈无法赎回的，是古文运动本身被体制收编的命运。
五
然而，我仍想为韩愈说几句有温度的话。
在那个骈文如迷雾笼罩文坛的时代，韩愈的声音是清醒的。他让文章重新关注“人”——不是作为辞藻装饰的人，而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师说》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宣言，《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对归隐者的深切理解，《祭十二郎文》里近乎泣血的亲情书写——这些文字之所以穿越千年仍能动人心魄，正因为它们触摸到了文章最珍贵的内核：真诚的生命体验。
韩愈的“文以载道”，本意并非要让文章成为道德的传声筒，而是要让文章重新获得精神的重量。他失败了，但失败的姿态依然庄严。就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神话，明知石头会滚落，仍一次次推向山顶——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倔强，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后世将他的古文变成八股，不是韩愈的错，而是整个权力-知识共生体的必然。任何一种试图用文体改革来拯救精神堕落的努力，最终都会被体制消化为新的统治术。这不是韩愈个人的失败，而是所有“纯文学”理想在权力面前的共同命运。
六
今天，当我们重读韩愈，或许应该采取一种“同情的批判”：既看见他碑石上的苔藓——那些谀墓之文的虚伪、平淮西碑的偏颇、对体制的妥协；也看见他碑石下的基石——那种让文章重新扎根于大地与生命的努力。
韩愈之后，中国文章在“载道”与“载欲”、“复古”与“创新”、“雅正”与“俚俗”之间反复摇摆。八股文死了，但假大空的幽灵仍在；骈文复兴了，但六朝式的浮华换了个马甲重新登场。文体如同河流，总是在清浊之间流淌，没有永恒的纯净，也没有永恒的污浊。
“文起八代之衰”的功劳簿上，确实记录着假大空古文传统的原罪。但这原罪不应由韩愈一人承担。它属于每一个将文章当作工具的时代，属于每一次用“正确”扼杀“真实”的权力冲动，属于那条从“文以载道”滑向“文以载谎”的漫长下坡。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写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他渴望文章有根——扎根于道德，扎根于历史，扎根于生命的真实。这个渴望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后人只学会了修剪枝叶的“义法”，却忘记了培育根系的耐心。
站在国子监的廊下，韩愈若能看到后世八股文士摇头晃脑地背诵他的“道统”，或许会露出苦涩的微笑。那微笑里，有先知者的孤独，有改革者的无力，也有一种奇异的释然——毕竟，他曾在八代的衰颓中，发出过一声不甘的怒吼。那声音本身，就是文章不死的证明。
碑石上的苔藓可以刮去，但碑石下的地基，仍在支撑着后来者的脚步。这或许是韩愈留给我们最复杂的遗产：一种永远需要被反思、却永远无法被简单否定的精神坐标。
后记
写这篇文字时，窗外正下着细雨。韩愈在潮州任上时，也曾面对过南方的阴雨。那时他远离长安的繁华，却写下了最质朴的祭文。或许，只有在权力中心之外，文章才能暂时找回它失落的诚实。
这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话：“每一个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韩愈的功劳簿与罪状录，不过是一张纸的两面。我们阅读他，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理解：文章如何在拯救中堕落，又如何在堕落中等待下一次拯救。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