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文以载道，还是道以驭文？
——兼论中国文学中从未被拆除的“道德收费站”
作者：王瀚林
一、引子：被前置的文学自证
年少读《红楼梦》，最费解的是曹雪芹深沉的“自证焦虑”。一部写尽风月繁华、人世荒唐的千古奇书，偏偏要借空空道人“大旨谈情”立旨，又借警幻之口将宝玉判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彼时只觉多余，年岁渐长方才读懂：曹公不是多此一举，他是在为一部描摹世俗情欲、游离礼教之外的文字，办理一张合法的道德通行证。
这便是中国文学延续千年的隐秘传统。自孔子删诗定雅正，到韩愈古文运动重振斯文，再至宋明理学固化文论准则，中国文人的写作，从未拥有西方语境中绝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我们的文学史，隐隐贯穿着一条无形的规则链条，我愿称之为文学的“道德收费站”：历代作家落笔成文前，必先主动或被动地缴纳一笔“道义过路费”，让文字归顺正统伦理、贴合世道教化，方能被世人接纳、被时代留存。
长久以来，世人多将这一传统视作中国纯文学发展的原罪，认定“文以载道”桎梏了审美自由。但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枷锁从来不在“文与道共生”本身，而在后人对二者关系的偏执误读。千年文论始终盘旋着一对核心命题：是文以载道，以文为器、承载外在道义；还是道以驭文，以道为魂、自然生发文辞？厘清这二者的分野，方能读懂中国文学千年的束缚与突围。
二、溯源：两种文道逻辑的千年分野
世人常将“文以载道”奉为中式文论的唯一准则，却极少辨析其本源与偏差。“文以载道”语出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在宋儒的认知里，“文”是运载的器皿，“道”是装载的内容，器皿华美若无内核便是虚饰。这套逻辑看似中正，却埋下了致命的工具化偏见：形式永远从属内容，文辞永远臣服道义。此处的“道”，是具象、规范、可考核的儒家伦理、世道礼法、政教秩序，是外部强加于文字的规训，这便是后世“道德收费站”的核心根源。
但中国文论本有另一重更开阔的维度——道以驭文。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言“文原于道”，主张道是天地万物、人情百态的本源，文是道的自然外化；苏轼、陶渊明等人的创作，更是践行了“文道共生”的境界：道不是强行装载的教条，而是作者生命底色、精神格局、人生体悟的自然流露。
由此便可厘清，中国文学的困境，从来不是“文与道相伴”，而是单一、僵化、伦理化、政治化的“窄道”垄断了所有文学表达。我们的传统里，“道”被硬生生固化为一套不可逾越的世俗准则，容不下人性的暧昧、存在的混沌、世俗的烟火，更容不下那些“道可道，非常道”的、无法被教条转述的生命真意。
反观西方文学，我们惯常美化其“纯粹艺术”的自由，实则亦是认知偏见。荷马史诗承载着古希腊的命运信仰，《神曲》裹挟着中世纪的神学审判，波德莱尔《恶之花》暗含着人性善恶的终极叩问，从未有绝对脱离价值与道义的文字。二者的根本差异不在于“是否载道”，而在于：西方艺术早早确立了审美独立的合法性，而中国文学长期被单一人伦道义绑定，审美价值必须让位于教化价值。
三、中西文脉殊途：神启审美与人伦担当
中西文学的路径分歧，早已在轴心时代注定，藏在各自的文艺信仰谱系之中。
古希腊以九位缪斯为文艺之神，分管史诗、悲剧、抒情、艺术诸端，源于记忆与神性，独立于世俗道德与权力秩序。缪斯的馈赠是纯粹的审美启迪，艺术无需向世俗法庭述职，无需承担教化责任，终极价值是认识命运、观照人性、完成审美净化。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是审美层面的心灵救赎，与世俗礼法无关。
中国没有独立的艺术神明，我们的文艺标杆，皆是身负人伦使命的士人。孔子删诗定是非，是文学的终审法官；屈原为诗祖，首先是忠贞贤臣；杜甫为诗圣，其文学高度始终绑定道德厚度。中国古代文人的核心身份从来不是“创作者”，而是“士”。士者，心怀家国、肩担风俗，落笔天然带着社会责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刻在骨血里的写作使命。
这是两条全然不同的文明路径：希腊文脉走神启审美之路，以个体审美体验触碰终极命运；中国文脉走人伦济世之路，以文字承载家国苦难、世道人心。由此衍生出两套截然不同的文学评判体系：西方悲剧以恐惧与怜悯唤醒人性，中国诗教以温柔敦厚教化人心；西方追求形式极致与个体突围，中国坚守文以育人、文以济世。
近代王国维以西方美学视角提出“境界说”，试图用“不隔”的审美标准突破传统载道桎梏，堪称一次珍贵的突围。但终究未能彻底破局：“有境界”与“无境界”的评判，依旧是一套新的价值判断，只是替换了审美术语，尚未完全摆脱“优劣审判”的传统思维，这也足以见得中式道德文论的根深蒂固。
四、突围的困局：拆不掉的文化潜意识
历代皆有文人试图冲破“道德收费站”的桎梏，却大多陷入“破而未立”的困境——他们可以反抗僵化的礼教，却难以摆脱“文字必须承载价值”的文化潜意识。
李贽的《童心说》，是晚明最激进的文学宣言。他倡导“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极力破除程朱理学的虚伪教条，肯定世俗真情与个体心性，已然冲击了传统伦理的核心壁垒。但究其根本，李贽的“童心”终究指向道德层面的“真诚”，而非审美层面的“天真”。他推翻了理学僵化的道德收费站，却重建了一座以“真性情”为准则的新收费站，依旧未能跳出“文字必须向善”的底层逻辑。
金圣叹的困境，更是中国天才文人的典型缩影。他批《水浒》《西厢》，眼光通透、审美卓绝，深谙世俗文学的艺术张力，看得见纯粹文字之美。可他落笔批注之间，仍要反复锚定“忠义孝悌”的道德内核，刻意为世俗小说正名。不是审美盲区，而是生存与文化的双重枷锁：在中式文论体系中，无教化的审美，便是无用的浮华，他看得见纯粹艺术的桃花源，却走不出沿途林立的道德关卡。
《金瓶梅》的创作困境，最能印证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理焦虑”。兰陵笑笑生首次将笔墨全然投向市井世俗、男女情爱、人间贪嗔，跳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家国兴亡的传统叙事，极具文体突破意义。可作者落笔正文之前，必先铺陈大段劝善惩恶的序言，细数酒色财气之害、世事浮沉之理。
这并非虚伪，而是深层的文化本能：中国文人不敢让读者“纯粹地看”，必须提前告知读者“应当悟什么”。世俗叙事的欢愉必须被道德说教中和，审美体验必须让位于教化意义，这种必先正名、必附道理的执念，是中国文学抹不去的文化胎记。
五、辩证重估：载道不是枷锁，窄化才是
纵观百年文论反思，世人多一味批判“文以载道”的束缚，却极易陷入另一种认知误区：将“纯粹艺术”奉为唯一真理，全盘否定中式文道传统的价值。可当真剥离所有道义与关怀，中国文学也将失去最珍贵的精神底色。
若彻底舍弃“载道”传统，我们将失去杜甫“三吏三别”的苍生悲悯，失去白居易新乐府的世道担当，失去陆游、辛弃疾的家国情怀，失去鲁迅《阿Q正传》的国民自省。我们或许能收获更多精致的纯诗、纯粹的形式美学，却会彻底丢失中国文学独有的个体与时代共生、文字与苦难相连的精神重量。
中国文学最动人的瞬间，从来不止于文字之美，而在于文字承载的人间温度与时代痛感。是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的孤愤，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胸襟，是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苍凉。这份穿透千年的厚重，正是广义“载道”传统的馈赠。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文要载道”，而是载道的单一化、强制化、教条化。当“道”被窄化为唯一的礼教准则、政教工具，当所有文字必须统一输出正向教化，文学便成了被驯化的河流：无泛滥之险，亦无奔涌之姿，再也冲刷不出野性的、多元的、混沌的艺术奇景。
由此再看沈从文的转身，便读懂了其中深刻的文学反抗。1949年后的沈从文放下小说笔墨，终止所有需要依附世道、承载教化的文学创作，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纹样。世人皆叹文坛失一天才，殊不知他是主动逃离了“道德收费站”。那些汉唐衣袂、宋明纹样，本依附于礼制秩序，却被他剥离所有教化内核，只萃取纯粹的形制之美、审美之韵。他写无声的服饰史，便是写一部无需自证、无需载道、无需承担教化使命的纯粹文学，是对工具化载道传统最温柔也最坚定的反叛。
六、破局之路：在不纯粹中寻找艺术自由
我们执着追寻的“纯粹艺术”，本身便是一个现代性陷阱。西方现代文论一路解构，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罗兰·巴特“作者已死”消解创作的主观意图，福柯“话语即权力”揭示所有文本的权力底色，德里达解构绝对真理。诸多理论最终指向一个结论：世间本无绝对纯粹、脱离一切价值与意识形态的文字。所有文学创作，皆暗藏价值立场与精神取舍。
中国文学未曾走向西方极致形式化、空心化的道路，不是落后，而是主动选择了另一条更厚重的路径：不回避价值，不剥离人间，在不纯粹的人世书写中，挖掘文学的深度与自由。
这条路自有代价：我们缺少乔伊斯、普鲁斯特那般极致的形式狂欢与意识流实验，少了彻底剥离世俗的纯粹审美文本。但我们收获了独属于东方的文学特质：将个体悲欢与集体记忆、审美愉悦与人文关怀、个人心性与世道风云，浑然融为一体。
现当代诸多文人，早已走出了破局之路。他们不拆除“道德收费站”，却让僵化的规训悄然沉睡，让沉重的“道”变得轻盈、鲜活、多元。
汪曾祺《受戒》，写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小英子懵懂纯粹的情愫，看似是对礼教戒规的反叛，实则重构了一种全新的“道”。他的道，不是儒家的礼法教条，不是道家的空寂无为，而是对烟火人间的敬畏、对凡人纯粹心性的珍视、对世俗美好最朴素的接纳。这种道，藏在琐碎的日常里，显在鲜活的人性中，不可被定义、不可被规训，却字字皆是真诚的生命大道。
阿城《棋王》更是深得中式文道精髓。王一生于乱世饥荒之中，以棋安身、以棋静心，下棋至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份极致的专注与纯粹，看似是无用的艺术消遣，实则承载着中国人最坚韧的生存哲学：在物质匮乏、世道动荡之中，以无用之事，守住内心尊严，安顿漂泊灵魂。他的道，不在棋盘之外的教化说理，而在落子无悔的方寸之间，是行动本身，而非刻意承载的道理。
七、重读古典：与文学焦虑温柔共生
年少读文，我亦偏执推崇西方纯文学，笃信卡夫卡、加缪的虚无与自由才是艺术的终极形态，鄙夷中式载道传统的功利与束缚。历经世事再回头重读古典，方才读懂千年文脉的通透与智慧。
重读陶渊明，不再只看见东篱采菊的闲适悠然，更看见他在文与道之间的挣扎与和解。辞官归隐，是对世俗济世之道的告别；落笔写诗，是对自我生命之道的坚守。他避开了庙堂教化的功利之“道”，却守住了自然本心的生命之“道”。他的文字依旧在“载道”，却不再是被动承载的枷锁，而是主动安放灵魂的归宿，故而才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苍茫留白。
重读苏轼，方才读懂他最顶级的文学智慧：不反抗载道，而活化载道。他可以写“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家国壮志，承载士人济世之道；也可以写“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市井闲情，安放平凡烟火之趣；可以写“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人生哲思，也可以写“似花还似非花”的纯粹审美。苏轼从未跳出文道传统，却将僵化的道德收费站，改造成了自由舒展的精神原野。他的道，可大可小、可庄可谐、可济天下可安自身，彻底摆脱了教条的沉重束缚。
至此方知：文以载道从来不是诅咒，僵化教条的道、机械生硬的载，才是文学的枷锁。当道是流动的生命体悟、鲜活的人间情怀、多元的人性洞察，当载是自由的笔墨抒写、真诚的生命表达、自然的文道共生，载道便不再是束缚，而是文学扎根人间、拥有重量与温度的底气。
八、结语：不拆收费站，只醒刻板规训
回到开篇的终极追问：中国文学为何难出绝对的“纯粹艺术”？根源不在于文道共生的传统，而在于深植文化潜意识的道德焦虑。
我们太急于区分有用与无用、正经与异端、向善与逾矩，太急于给每一段文字、每一种人性、每一份审美贴上道德标签。这种前置的审判欲，才是千年未拆的隐形收费站：它不在文学史的典籍里，而在创作者与读者的认知深处。
回望千年文脉，所有传世的伟大文字，皆诞生于焦虑的裂缝之中。曹雪芹焦虑、苏轼焦虑、陶渊明焦虑、汪曾祺亦有焦虑。他们的伟大，不在于彻底消除了文学的道义束缚，而在于与这份焦虑温柔共生，在既定的文道框架里，跳出了独属于自我的、自由的艺术舞步。
中国文学的未来，从不是彻底拆除道义的边界，不是抛弃人文关怀追逐空洞的纯粹审美。真正的突围，是让刻板的道义规训悄然沉睡，让僵化的“道”变得氤氲、多元、留白，如晨雾般不可把捉、自由舒展。
当“道”不再是生硬的教化指令，而是浸润文字的人间气息；当“载”不再是沉重的道义背负，而是自然流畅的笔墨飞翔，文以载道，便不再是桎梏千年的枷锁，而是托举文字飞向永恒的翅膀。
世间从无无用的沉淀，最重的石头，亦可垫高眺望人世的窗台；最深的江河，亦可映照漫天璀璨的星空。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