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原创首发
“大团圆结局”传统：民族心理幼稚症的美学表现？
作者：王瀚林
有人把这个标题抛给我时，我先是愣怔片刻，随即涌上一阵熟悉的刺痛。那感觉，像一位自诩通透的成年人，轻拍肩头给出定论：“你们中国人，总归心理不够成熟，偏爱花好月圆、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语气里裹着居高临下的悲悯，还有不容置喙的审判。我几度想要辩驳，却一时语塞。
不得不承认，中式文艺的叙事底色，确实迥异于西方。我们的戏台之上，极少有俄狄浦斯刺瞎双眼、自我放逐的极致毁灭，我们的笔墨之间，也难见安娜·卡列尼娜纵身决绝的悲剧终章。大团圆，仿佛早已沉淀为刻在国人骨血里的审美惯性。但这根植千年的审美选择，当真只是心理幼稚的佐证吗？
我总想起儿时乡下看戏的光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乡村公社的晒谷场临时搭起戏台，锣鼓铿锵，上演一出《窦娥冤》。演至窦娥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含冤赴死的桥段，全场一片细碎的抽泣。我身旁的老奶奶，紧攥着粗布手帕反复拭泪，低声反复念着：“太苦了，太苦了。”
可当戏台落幕，窦娥沉冤得雪、奸佞尽数伏法，老人眼角的悲泪，竟化作一抹释然的笑意。那笑意轻盈又厚重，仿佛压在她心底数十年的郁结与怅惘，也随着戏台的尘埃一同落定。散场归途，她牵着我的手缓缓道：“世间终究要有善有善报，不然人一辈子奔波受苦，究竟图什么？”
那一刻，我忽然读懂了中式大团圆最朴素的底色。于那辈历经战乱流离、饥荒困顿、岁月颠簸的普通人而言，大团圆从来不是创作者的审美偷懒，也不是观众的肤浅执念，而是漫长苦难岁月里，最珍贵的生存慰藉。她这一生，见惯了骨肉离散的无常，见惯了好人蒙冤、恶人逍遥的不公，见过太多无疾而终的奔赴、无人昭雪的委屈。戏台上的圆满，是她在无边黑暗中稳稳攥住的一点微光。这微光或许微弱，却绝不廉价——对于长久身处生活深渊的人而言，每一次对圆满的仰望，都是对抗苦难的无声勇气。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亦是一部绵延千年的离散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征戍别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乱世飘零，靖康之变的仓皇南渡，湖广填川的万里迁徙，近代百年的兵燹流离，城镇化进程中亿万家庭的骨肉分隔——我们的民族，始终在离别与动荡中沉淀记忆。
正因见过太多破碎，才格外珍重团圆。团圆于中国人而言，从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节日祝福，而是历经血火淬炼、饱经无常打磨的精神执念。西方古典悲剧以“卡塔西斯”为内核，借极致的毁灭与冲突，完成观众情绪的宣泄与灵魂的升华；而中式传统叙事的终极意义，是修复——修复被乱世撕裂的人伦秩序，修复被命运碾碎的人间希望，修复无常世事中摇摇欲坠的家国信念与人心安稳。这从来不是幼稚，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留给自己的温柔自愈。若再深究一层，这份温柔亦有儒家“和合”哲学与道家循环观念的滋养——华夏文明从未信奉终极毁灭，而是相信万物复归其根，阴阳终将相济，这种宇宙观早已深深嵌入民族的审美无意识。
可这份温柔，一旦失度，便会沦为软弱，甚至成为遮蔽现实的滤镜。大团圆传统最致命的隐患，不在于它歌颂美好、期许圆满，而在于后世叙事中，常常以强行的圆满，抹杀所有真实的苦难与无解的遗憾。当封建伦理规训、主流审美规训介入创作，“善恶有报”从民间朴素的善意期许，沦为不容辩驳的叙事铁律，大团圆便成了最精致、最温柔的精神麻醉剂。
诸多通俗叙事早已形成固化模板：恶人只需幡然忏悔，便可立地成佛、既往不咎；好人历尽万般苦难，终会等来天降福报、苦尽甘来。世间所有颠沛与痛楚，仿佛都只是铺垫光明结局的工具，苦难本身的沉重、无解、荒诞，被轻易消解、一笔带过。这样的团圆，不是对创伤的救赎与抚平，而是对苦难真实的刻意否认。它让观众在戏台与荧幕前短暂落泪共情，转身便误以为世间太平、万事皆有归途。这般回避残缺、美化苦难的叙事，才是众人诟病的、集体性、制度性的审美幼稚。
然而，当这种批判走向极端，一种新的偏执便悄然滋生。如今的年轻受众，愈发狂热追捧BE美学，偏爱意难平、全员覆没、无果而终的悲剧结局，将破碎、遗憾、毁灭等同于深刻，将圆满、和解、安稳等同于浅薄。
可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幼稚？不过是从“必须圆满、拒绝残缺”的旧式偏执，翻转成“必须破碎、拒绝平和”的新式傲慢。两种审美看似对立，本质同源：都无法接纳生活的本真，都在非黑即白的极端里摇摆，不敢直面人生的复杂与多元。真正成熟的审美与心态，从不是偏执一端，而是既能坦然接纳花好月圆的平淡安稳，也能坦然直面世事无常的残酷破碎。
世人常误以为中式审美缺乏悲剧精神，实则不然。屈原投江殉志、项羽乌江自刎、岳飞风波亭遇害、《红楼梦》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皆是穿透千年的极致悲剧。只是我们的悲剧，从无西方悲剧的壮烈宣泄与终极升华。西方悲剧英雄在与命运、强权的对抗毁灭中，彰显个体的尊严与力量，观众在恐惧与怜悯中完成精神的超脱；而中式悲剧，从不会刻意制造激烈的冲突与爽感，只留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空旷苍凉，一种绵长、钝重、无处消解的悲恸，沉沉压在人心之上，无声却持久。
正因这份悲剧太过真实、太过沉重、太过贴近普通人的人间疾苦，我们的先辈才格外需要戏台之上、笔墨之间的一点圆满，作为苦难人生的缓冲与救赎。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饱经世事者的自我安放。
有必要补一笔的是，中国古典“大团圆”并非今人误解的“爽文式圆满”。真正的《西厢记》止于“长亭送别”，《牡丹亭》的“团圆”建立在“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极致荒诞之上，它们本质上是用以荒诞叩问命运的艺术实验。古人从未天真到相信世间真有轻易的圆满，他们只是借戏台上的“假团圆”，为现实中的“真遗憾”寻一个喘息之处。今人所诟病者，实则是近世通俗文艺对古典传统简化、庸俗化后的“伪团圆”。厘清这一层，方能理解真正的古典团圆精神本身便蕴含着对“圆满之虚妄”的清醒认知。
说到底，大团圆从来不是原罪，唯一的问题，是世间只剩大团圆。成熟的民族审美与民族心理，应当具备包容万象的底气：容得下“从此岁岁平安、圆满相守”的温情，也容得下“一别经年、再无归期”的遗憾；允许观众在圆满叙事中开怀释怀，也允许大众在悲剧叙事中痛哭共情。
真正的美学成熟，从不是摒弃对圆满的本能期许，而是让这份期许历经苦难的淘洗、看过人性的复杂、接纳世事的无常后，依然保有温柔的温度，更兼具直面残缺的重量。真正的幼稚，也不在于偏爱何种结局，而在于丧失了与复杂现实从容对望的耐心，将丰饶的人生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故而再回看最初的设问——《“大团圆结局”传统：民族心理幼稚症的美学表现？》，我不愿再将其视作一句居高临下的审判，只愿将其当作一场清醒的自省。那诊断书中“幼稚症”三字，本身便暗含着某种文明优劣论的傲慢与线性进步观的偏狭——仿佛西方悲剧的“深刻”天然高于东方团圆的“温情”，仿佛人类心智的成熟只能沿一条既定轨道前行。当我们轻易嘲笑国人偏爱圆满的“幼稚”时，是否读懂了这份执念背后，无数普通人在岁月苦难中坚守的微光？当我们狂热追捧悲剧、标榜破碎的深刻时，是否只是用一种极端的傲慢，替代了旧日的偏见？
一个民族的心理是否成熟，从来不取决于偏爱圆满还是偏爱悲剧，而取决于是否敢于正视这份审美偏好背后的苦难根源、人性底色与民族记忆。固守虚假圆满、逃避现实残缺，是无可辩驳的幼稚；但遍历世间破碎、见过人性幽暗、深知世事无常，依然愿意相信善意、期许圆满、坚守温暖，从来不是天真，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勇敢。
戏终人散，锣鼓声歇。愿我们都能成为清醒的观者：既能为窦娥沉冤得雪、苦尽甘来而温柔欣慰，也能为世间无数从未等到昭雪、始终困于苦难的普通人，在心底留存一份永不消解的悲悯与铭记。
这份对圆满的欣慰，这份对残缺的共情，冷暖相融、悲喜共生，才是最完整、最成熟的中国人心性。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