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政治建构视角下：青海李氏沙陀说之批判
——王朝治理、身份博弈与祖先叙事的历史哲思
作者：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湟水萦回祁连东麓，裹挟着党项亡国西迁的千年行迹；谱牒尘封河湟宗祠，暗藏着王朝更迭之际边疆宗族改写祖先记忆的政治密码。西宁李氏土司是元明清河湟土司体系中根基最深、勋望最隆的世袭边地大族，自元初党项宗室李赏哥入仕岐王府、落籍湟水起，历经明代两封伯爵、世代执掌西宁卫土军，土司世系绵延五百余年，成为中原王朝管控安多、隔绝漠南、羁縻番部的核心力量。长久流传的“李氏先祖出自沙陀李克用”一说，依托清代私修族谱、康乾官修方志、民国《清史稿》层层转述固化，一度成为地方史叙事与早期边疆研究的主流定论。跳出单纯谱系考据与族群迁徙视角，以政治建构为核心维度审视沙陀说的生成、传播与定型脉络，结合明代金石一手史料、明清土司制度条文、西夏学与西北民族学界实证成果，可以清晰窥见：沙陀族源叙事并非李氏世代传承的原生家族记忆，而是明清易代制度高压下，李氏土司为维系世袭特权、完成新朝政治归顺、消解族群身份风险，主动建构、刻意书写并向上输送的政治身份文本。本文立足于王朝治理逻辑、身份博弈路径、叙事制度化固化三层政治维度批判沙陀说，并透过祖先谱系的政治性改写，思辨大一统王朝羁縻体系、边疆族群身份选择、历史叙事权力属性之间深刻的内在哲思。
一、明代政治语境：党项西夏谱系——土司统治合法性的原生制度建构
任何边疆土司的族源叙事，本质都是适配当朝边疆治理规则的政治表达。李氏土司在元明两代长期恪守“先祖出自党项拓跋、西夏皇族后裔”的家族叙事，并非单纯血脉记忆留存，而是明代“因俗而治、番汉分治”土司制度下，为自身统治合法性完成的第一层政治建构，这也是沙陀说诞生之前不可动摇的原始叙事根基。
明代承袭元代土司框架并加以规范化，《明会典·吏部土官承袭》明确规定：西北河湟、甘青土官承袭、领地管控、番部羁縻权力，必须依托“内附番族”身份认证。西夏党项自蒙元亡国后整体归附蒙古、入仕河西、湟水各级王府与卫所，在明廷行政认知体系中属于“前朝内附旧番”，区别于塞外未归附的蒙古、青唐生番吐蕃，是具备合法土官任职资格的正统边地部族。明宣德五年内阁大学士金幼孜奉旨撰写《会宁伯李南哥墓志铭》，作为朝廷核验立石、纳入内阁文集的官方文本，直言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徙西宁占籍”；成化十一年三边总制马文升《会宁伯李英神道碑》镌刻于李氏祖茔，经陕西布政司、西宁卫两级复核方才刊刻传世，清晰溯源李氏远祖为唐末党项拓跋思恭，因平定黄巢起义受唐赐姓李、世代执掌西夏政权，元初宗室远支李赏哥亡国西迁入湟、出任元代岐王府司马与西宁州同知。两份金石碑刻属于石质固化、不可篡改的政治档案，完整记录李氏早期政治身份建构逻辑。以党项西夏遗民身份对接明廷土司制度，对内统领河湟党项、霍尔、吐蕃混居部众，对外代表朝廷安抚安多番族、戍守西北边隘，党项谱系就是李氏统领数万土军、世袭土官、受封会宁伯与高阳伯的法理基石。
除金石碑碣外，明代万历内阁首辅王家屏《李氏世系渊源谱序》、嘉靖《李氏忠贞录》、李氏递交给西宁卫的世袭承袭亲供状、《明实录》西北土司记载，全部延续党项西夏叙事。明代李氏不存在攀附中原沙陀将门谱系的政治动机。其一，党项内附身份完全契合明廷对西北土官的准入标准，无需嫁接中原汉地将门源流换取任职资格；其二，党项西夏在明代并非负面政治符号，元末明初大量河西党项、吐谷浑后裔归附明廷出任甘青、宁夏土官，党项出身反而成为河湟土司圈层共同的身份认同；其三，李氏依靠军功与党项部族号召力获得封爵，世代手握丹书铁券，家族政治声望稳固，没有隐匿出身、篡改远祖叙事的现实刚需。由此可见，党项西夏谱系是李氏土司在明代长期制度运行中自然形成的原生政治叙事，是服务于边疆治理合法性的第一层政治建构，元明两代三百余年从未出现沙陀叙事的文本痕迹，从时序政治逻辑上直接否定沙陀说属于古谱传承的可能。
二、清初制度剧变：沙陀谱系——土司世袭危机倒逼的次生政治叙事重构
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氏七世土司（按“正式获清廷颁给土司印信”算作。但按家族世系传承计数，公认其为第八世）李天俞（？—1664）授意幕僚岳鼐重修《李氏宗谱》、凭空建构沙陀李克用后裔完整世系，是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土司承袭制度全面收紧、党项身份沦为政治高危标签双重压力下，一场典型的生存型政治叙事改写，也是沙陀说得以诞生的核心政治动因，学界王继光《明代青海史事杂考》、李培业《西夏李氏世谱研究》、邓文韬《记忆与失忆：李土司先世书写》均将此定为沙陀说起源的核心制度根源。
明清易代之后，清廷对西北边疆土司的治理逻辑与明代发生根本性转向。明代侧重“因俗而治、以番治番”，清代前期推行“严核承袭、以流制土、渐次改土归流”。《大清会典·土司承袭条例》明文规定：凡土司承袭，应袭之人必须亲赴京城吏部核验完整宗支图谱、前朝诰敕、历代承袭文书，地方督抚、布政司逐级出具保结；族谱源流若标注前朝割据政权后裔、域外部族、明末起义相关族群出身，一律暂停承袭、派流官勘核领地，情节可疑者直接启动改土归流程序。这套严苛的文书核验制度，将土司世袭权与族谱叙事深度绑定，族谱不再是单纯家族记录，而是获取世袭合法性、维系地方自治权的核心政治凭证。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公开自称西夏党项拓跋后裔、以河西党项故地为战略根基，使得“西夏皇族、党项遗民”身份在清初成为清廷高度警惕的政治敏感符号。顺治二年李天俞率河湟李氏部众归附清廷，顺治五年初次申请承袭指挥同知世职，吏部核验前朝文书时便对李氏“西夏拓跋后裔”出身提出明确问询，世袭权一度悬置。若李天俞继续沿用明代党项西夏原始谱系，家族四百余年土司世袭领地、土军统领权将面临被剥夺、改土归流的致命风险。在此生死型政治危机之下，重构一套完全规避敏感标签、符合中原正统史观、能够顺利通过吏部谱牒核验的祖先叙事，成为李氏唯一选择。
李天俞聘请外省文人岳鼐重纂族谱，完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性谱系嫁接。将明代碑铭中党项始祖拓跋思恭唐末平黄巢赐李姓的全部功绩，张冠李戴嫁接到沙陀朱邪赤心、李克用父子身上；凭空杜撰“朱邪执宜—李国昌—李克用—后唐宗室十四世—元始祖李赏哥”线性世系；在递交吏部的承袭行状中标注“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选择沙陀李克用作为新叙事核心，是经过精密政治考量的最优方案。李克用是正史所载唐末勤王忠臣、后唐开国太祖，虽出身沙陀蕃部，却世代效命唐室、完全纳入中原正统王朝叙事体系，不存在“前朝割据叛逆”政治污点。沙陀族群历经五代、两宋早已深度汉化，在官方史观中属于“归化忠顺蕃将”典范，远优于“西夏割据遗脉”标签。攀附沙陀将门源流，等于将李氏身份从“西北割据政权后裔”改写为“中原王朝世代忠臣后裔+边疆归附土官”双重合法身份，完美契合清廷吏部族谱审核标准。这套全新沙陀谱系并非基于族群迁徙与血脉传承书写，而是完全围绕清廷政治准入规则反向建构的政治文本，其写作目的只有一项：通过谱系叙事改写换取世袭权力延续。
从文本政治破绽亦可印证沙陀说的建构属性：李克用卒于908年，李赏哥入湟任职在1230—1255年，三百四十余年强行压缩为十四代世系，中间宋元世代全无姓名、官职、墓志、正史旁证，属于为衔接政治叙事虚构的空白代际；清代续修家谱同时保留“党项拓跋世长西夏”与“沙陀李克用后裔”两套完全对立的远祖叙事，同源宗族并存二元核心族源，正是前朝原生政治叙事与清初次生政治叙事强行叠加、多次篡改谱序留下的直接文本痕迹。二者本质都是不同时代服务于王朝治理规则的政治表达，并非客观血脉源流记录。
三、叙事制度化固化：从家族私谱到官修正史——沙陀政治叙事的权力层累传播
沙陀说能够从李氏家族私修政治谱牒，上升为康乾官修方志、《大清一统志》、民国《清史稿》公认的正史定论，并非后世史学考证采信，而是大一统王朝文书行政体系下，边疆土司向上输送叙事、中央方志体系被动转录、历史叙事被制度化固化的完整政治传播链条，这也是沙陀说流传三百年遮蔽党项原始史料的制度根源。
顺治十四年李天俞将新编沙陀谱系作为核心承袭档案上交吏部并成功获批世袭之后，这份带有政治目的性的私谱便正式进入清代官方文书流转体系。康雍乾三朝纂修《西宁府新志》、《甘肃通志》、《大清一统志》、绘制《皇清职贡图》时，西北方志修撰惯例为直接采信属地土司主动呈报的家谱、行状、承袭文书，修志官员并未赴李氏祖茔核验明代金石碑刻、调阅西宁卫明代原始世袭档案，仅以土司呈递的清代新编族谱为唯一族源依据，直接将“李氏出自沙陀李克用后裔”纳入官修方志文本。边疆方志作为地方行政典籍，进一步将家族建构的政治叙事转化为地方公共历史叙事。乾隆年间李氏家族多次随军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深度效忠清廷，沙陀“忠顺蕃将后裔”叙事又与李氏军功履历相互印证，被清廷纳入国家边疆族群图谱，完成从家族私叙事到王朝公共正统叙事的跃升。
至民国北洋政府纂修《清史稿·土司传》，史官编撰西北土司条目依旧承袭清代《西宁府新志》、《甘肃通志》成文，未复核明代内阁文集、碑刻拓片、明实录一手档案，最终将“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写入正史，沙陀政治叙事彻底固化为后世公认的“历史定论”。整个传播链条清晰呈现权力单向流转逻辑：清初土司为政治生存建构叙事→向上递交纳入吏部行政文书→地方官修方志转录官方文书→后朝正史全盘采信方志成文，全程没有独立史学考据介入，叙事传播本质是清代文书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权力层累，而非史实考证后的学术定论。与之相对，明代党项西夏谱系载体多为祖茔石质碑刻、明代内阁文集、卫所封存世袭档案，属于非公开内档、民间碑碣，在清代文书行政流转中长期被封存遮蔽，最终造成后世研究长期以制度化固化的沙陀政治叙事替代原生党项历史脉络。
后世西北土司史、西夏学学界王继光、李范文、李培业、周伟洲等学者回归史料层级政治属性辨析：史料可信度遵循“当朝官方金石碑刻＞明代中央行政档案＞清初土司政治私谱＞后朝转录方志正史”层级排序，沙陀说立论全部依托第三、第四层级后出政治次生文献，刻意无视第一、第二层级明代原生行政与金石档案，属于典型“以王朝制度倒逼的政治叙事否定前朝原生制度叙事”的史学考据误区，也是现代学界普遍否定沙陀说、回归党项西夏西迁史实的核心学理依据。
四、历史哲思：祖先叙事的政治属性与多民族国家融合的深层思辨
以政治建构视角批判青海李氏沙陀说，早已超越单一宗族溯源考据范畴，其背后折射出中古至明清大一统王朝羁縻治理、边疆族群身份选择、历史叙事权力属性三重恒久历史命题，是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漫长融合路径极具价值的微观样本。
其一，边疆土司的祖先谱系从来不是血脉迁徙的被动文字复刻，而是族群在不同王朝治理规则下主动调适的政治工具。元明两代党项西夏谱系，是李氏适配“因俗而治”羁縻制度、构建对内对外统治合法性的正向政治建构；清初沙陀李克用谱系，是李氏应对“严核承袭、改土归流”高压制度、消解身份政治风险、延续世袭权力的避险型政治重构。两套叙事一先一后、一真一伪，区分标准不在于后世道德层面“是否伪造家谱”，而在于叙事书写是否服务于当朝王朝权力运行规则。河湟鲁土司、西南木氏土司、杨氏土司普遍存在攀附中原名门、唐代宗室、元代皇族的谱系改写行为，本质都是大一统文书行政体系下，边疆族群将自身族源叙事嵌入华夏正统政治脉络、换取制度包容与自治空间的共性选择，李氏沙陀建构并非孤例，而是边疆土司谱系政治化书写的时代缩影。
其二，谱系攀附并非简单历史造假，而是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下族群柔性融入的政治路径，区别于武力同化的强制整合模式。李天俞改写族谱、嫁接沙陀忠顺蕃将叙事，是在清廷严苛制度压力下，以文化叙事同源换取政治身份认同的柔性策略。沙陀李克用本身就是唐末蕃族归唐、赐姓入华夏正统谱系的典范，李氏复刻这一历史范式，等于主动将河湟党项族群历史纳入中原王朝忠顺叙事体系，主动消解族群隔阂、对接大一统秩序。这种基于谱牒叙事的身份向内整合，是华夏文明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在边疆治理中的微观体现，王朝以文书制度引导叙事归化，族群以叙事重构换取生存包容，二者双向博弈最终推动边疆族群深度融入大一统国家体系。
其三，历史叙事具备天然权力属性，唯有剥离叙事背后的政治建构目的、回归时序与史料层级本位，方能还原历史本真。沙陀说流传三百年深入人心，核心原因是其经由吏部承袭文书、官修方志、正史层层制度化加持，获得了官方叙事权力。而明代党项西夏原生叙事封存于碑刻与明代内档，长期丧失公共传播渠道。这一案例启示边疆民族史研究核心治学原则：必须区分“基于血脉迁徙的事实谱系”与“基于制度权力的政治叙事谱系”，不可将王朝文书体系制度化传播的后起政治叙事等同于中古世代传承的历史事实；溯源族源应当优先采信不受后世权力改写的石质碑刻、当朝行政一手档案，审慎辨析后世依托制度生成的谱牒与方志文本，破除权力叙事对历史本真的长期遮蔽。
五、结语
湟水万古东流，载党项亡国西迁的族群步履；谱牒六百年沉浮，写王朝治理之下边疆宗族身份博弈的幽微心事。青海李氏土司沙陀李克用后裔叙事，是一则完整烙印着政治建构痕迹的谱牒层累案例。它诞生于顺治朝土司承袭制度高压带来的世袭生存危机，由土司围绕清廷文书审核规则反向书写而成，依托清代行政文书流转、官修方志转录、正史全盘采信完成制度化正统化，最终成为遮蔽党项西夏原始源流四百余年的主流公共叙事。放在王朝治理逻辑、身份博弈路径、叙事权力层累三重政治标尺之下，沙陀说作为次生政治叙事的内在破绽、时序错位、文本糅合便清晰显现。李氏土司真实历史脉络，始于西夏亡国后党项宗室沿祁连古道西迁入湟，依托元代岐王府体系扎根河湟，明代以党项政治谱系完成土司合法性建构，清代为规避政治风险、延续世袭权柄重构沙陀中原忠顺将门叙事。沙陀谱系从来不是李氏族群迁徙的历史答案，而是大一统王朝羁縻治理进程中，边疆族群为融入国家秩序书写的一段政治注脚。
读史求真的要义，从来不止于辨析谱系真伪、追溯血脉源流，更在于读懂祖先叙事如何映照王朝权力规则，读懂族群身份如何随制度变迁不断调适，读懂多元族群如何在华夏大一统秩序中寻找共生路径。拨开谱牒背后政治建构的层层迷雾，厘清事实谱系与权力叙事谱系的边界，方能读懂河湟古道六百年土司制度兴衰、族群交融脉络，读懂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漫长而温润的融合历程。而剥离叙事权力属性、恪守史料时序与层级本位，以政治制度视角审视后世层累历史文本，亦是后世研史、思辨历史不可背离的根本治学之道。
（2026年7月15日修定）
【作者简介】
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出生陕西岚皋，祖籍青海乐都。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业余爱好诗词、摄影，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