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随笔｜原创首发
羚羊挂角，挂得住吗？
作者：王瀚林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拈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八字，被后世文论家奉为圭臬，沿袭近八百年。可我始终心存一丝不合时宜的疑虑：严羽本人，大抵从未亲眼见过羚羊挂角的实景。羚羊栖居山岩，身姿矫健、擅于腾跃，头上尖角只为格斗御敌、争偶繁衍，绝非悬挂脱身的钩具。倘若真有羚羊悬角于树、借以避险，那多半是慌不择路的愚钝之兽，或是严羽端坐闽地书斋，凭文人想象勾勒出的逃生图景。
一场源于认知“误会”的虚构图景，竟成了古典诗学的核心意象。这般错位，本身便耐人寻味。
不过，若将“羚羊挂角”仅仅归结为严羽的生物学无知，便太小觑古人了。细究其论诗语境，此喻并非凭空杜撰，实乃以禅喻诗的产物。禅宗公案崇尚“不可说”与“绕路说禅”，主张真谛不在言辞表面，而在言外之悟。严羽借“羚羊挂角”来比拟诗境之空灵、意蕴之难踪，在其自身的禅学与诗学框架内，是自洽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后人将这一禅宗式直觉感悟，抽离出具体语境，钦定为普适性的批评准则时，那种鲜活的生命感便渐渐固化为一把玄虚的标尺。
中国传统文论，向来偏爱此类空灵模糊的表述。“味外之旨”“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还有“风骨”“神韵”“境界”诸般概念，无一不是隔雾观花、临水窥影。世人皆知其意有所指，却始终摸不透确切肌理，所有美感与意蕴，都笼在一层朦胧雾气之中。也正因如此，当西方分析性文论传统浸润下的读者品读中国诗话时，常生出无从落脚的困惑与不耐：通篇娓娓道来，究竟阐释的是什么？何为“羚羊挂角”？何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般言说，既无严谨论证，亦无清晰定义，何以成为文学评判的标准？
这份不解与恼怒的背后，固然有西方知识体系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对概念精准、逻辑推演、体系完备的执着追求。在其认知框架里，文学批评需趋近科学，可证伪、可复盘、可拆解，容不得半点含糊。以此标尺衡量，中国传统文论便如一位不习条文的老匠人，深谙创作与品鉴的精髓，只道“手感相合”“火候得当”，却无法拆解出条理分明的理论逻辑。
但我们也须承认，西方文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从德勒兹的“块茎”理论对中心化的解构，到罗兰·巴特后期对“文本愉悦”的推崇，西方思想界同样充盈着对过度精确性的反叛、对模糊与生成之美的拥抱。中西文论的真正冲突，与其说是“感性”与“理性”的本质对立，不如说是当某一种西式学术范式被奉为全球化的唯一评价标准时，其对于中国文论“不可定义”之特质的误读与挤压，才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学术暴力。
可文学从来不是物理实验，人心与审美的“手感”，往往比冰冷固化的“数据”更贴近本真。
我识得一位资深茶人，半生与普洱相伴，深谙茶中真味。若问他一款好茶的精妙之处，他从不会罗列茶多酚含量、儿茶素配比等量化指标，只会道出最真切的感官体验：“这茶带着山野清气”“茶汤里有岁月沉淀的木樟之气”。若有人刻意较真，逼他拆解“山野气”的分子结构、量化风味层次，他唯有束手无言。这并非学识浅薄，而是世间最动人的审美体验，本就游离于语言的捕捉边界之外。中国文论中那些看似模糊的词汇，从来不是标准化的学术术语，而是历代文人共享的感官记忆密码。谈及“风骨”、论及“神韵”的人，必先饱读诗书、深谙诗心，曾被文字瞬间击中、与古典意境深度共鸣，方能在这些抽象词汇上达成精神契合。
这是文人圈层专属的行话，是入门悟道的门槛，亦是一种温柔又疏离的圈层壁垒：懂得的人自会在字里行间相逢，而未入其门者，亦能感受到那层朦胧的引力。
这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文人圈层中流转千年，既是审美共识的凝聚载体，亦是精英知识的护城河。当一句诗被冠以“神韵独绝”的评价时，言说者实则完成了双重表达：既是对文本美学价值的认可，亦是对自身文人身份、审美层次的确认。而那些执意追问“神韵何为、标准何在”的外人，便被无声隔绝在圈层之外。模糊的审美表述，就此转化为专属的文化资本——越是玄妙难言，越显底蕴高深；越是捉摸不定，越需师承引路、潜心体悟。中国传统文论从无意成为人人可及的公共知识，自诞生之初，便是士大夫圈层的隐秘话语，是园林雅集、诗酒酬酢间的精神暗号。
但这套看似玄虚的话语模式，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悄然沉淀出另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智慧。
千年以来，汉语言语境时常处在极致敏感、极致审慎的氛围之中。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祸，言语直白、文辞露骨，从来不是坦荡美德，而是极易招灾引祸的隐患。当“羚羊挂角”式的含蓄留白从禅宗妙悟，渐次延伸为评点诗文乃至臧否人事的通用策略时，它便超越了单纯的审美趣味，升格为古人规避风险的批评智慧。当一句评语被冠以“妙处不可言传”，看似句句论诗，实则不落一字、无迹可寻，自然无懈可击、无柄可抓。不可言说的意境，不会被曲解诟病；留白无边的评论，不会留下文字把柄。模糊，成了古代文人最稳妥的言语防空洞。回望严羽所处的南宋，江山残破、偏安一隅，世道动荡、文网密布，文人立言不得不委婉含蓄、藏锋敛锐。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在其最初的禅学底色之上，又何尝不曾沾染乱世文人审慎自保的生存智慧？
这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箴言：“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但中国人的智慧，从来不是绝对的缄默，而是在言说与沉默之间寻得平衡：看似娓娓言说，实则虚实相生、留白无尽。这是一场精妙的语言游击战，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开辟出一片独属于东方审美的精神疆域。
只是步入现代社会后，这套沿袭千年的传统话语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当代高校的文学研究、学术创作，早已被规范化、标准化的体系裹挟。学者撰文、期刊审稿、课题申报，无一不要求精准的核心概念、可落地的操作定义、严丝合缝的逻辑链条。在此套学术规则之下，“羚羊挂角”式的空灵评述，直接被划归为学术不规范的范本。曾经的审美高境，如今必须被拆解为多维维度、量化指标、细分观测点，方能通过层层学术审核。于是学界便生出一番荒诞景象：诸多学者手持西方文论的解剖刀，将气韵浑然的中国古典诗话拆解为碎片化的概念构件，而后断然定论：这便是“神韵”的内在结构、这便是“意境”的理论逻辑。
这般粗暴的“清晰化”改造，是一场以标准化为名的学术权力运作，其对传统文论的潜在摧毁，在某些层面甚至比古代文字狱更为彻底。文字狱尚且承认文字的力量、忌惮文辞的锋芒，而现代学术的绝对规范化，直接宣判了模糊审美、感性体验的合法性危机。当“味外之旨”被生硬置换为“文本的延异与能指的滑动”这类西式术语时，表述看似严谨清晰，却彻底剥离了古典美学的温润气韵，变得刻板枯燥、索然无味。恰如一杯气韵天成的好茶，送入实验室拆解出完整的成分配比，数据分毫无误，可茶的风骨、滋味与意境，早已荡然无存。
诚然，若中国文论永远固守“羚羊挂角”的朦胧玄虚，沉溺于圈层化的“心照不宣”，也终究难以适配现代语境、回应现代性的审美命题。我们不能永远以“只可意会”搪塞大众，更无法用圈层行话，对接一代又一代缺乏古典阅读积淀的年轻人。模糊的审美体验，不该成为学术懈怠、言说惰性的遮羞布；圈层专属的话语体系，更不该成为拒绝公共对话、脱离大众语境的壁垒。传统文论想要在当代存续新生，亟需一场温柔的现代转译——不是生硬套用西方理论术语嫁接改造，而是转化为当代人可感知、可共情、可共鸣的生活与审美语言。
我始终以为，传统文论真正的出路，始于一场坦诚的认知接纳：文学最珍贵的妙境，本就无法被永久定格、精准捕捉，羚羊之角，终究无法牢牢挂住永恒。
那些撼动人心的文学瞬间，从来不在理论的框架与公式之中。读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脊背骤然掠过的凛冽寒意；读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心底翻涌的豁达与温热；读张岱“湖心亭一点”，心头漫上来的无边孤寂……这些极致的审美共情，是量化数据、逻辑推演、概念拆解永远无法复刻的。中国文论的“模糊”，从来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最真诚的坦白：我无法精准定义、完整捕捉，只能抬手指引，告诉你远方有熠熠生辉的风景。
这份“抬手指引”的姿态，自带滚烫的人文温度。它不标榜全知全能，不垄断审美意义，甚至带着一丝直面局限的笨拙与谦逊。反观那些将文学批评固化为数学公式，用“叙事策略”“符号矩阵”等冰冷术语，将鲜活诗意囚禁在理论牢笼中的研究者，何尝不是一种更傲慢的欺骗？他们试图让世人相信，文学的美感、人性的深意、艺术的张力，皆可被彻底拆解、精准掌控、量化消费。而中国传统文论的可贵与真诚，正在于从一开始，便坦然承认语言与理论的局限性。
如今再读“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我早已不再嘲笑严羽粗浅的生物学认知。反倒觉得，这个融合了禅宗妙悟与乱世智慧的失真比喻，藏着最动人的文学真实。一只世间本无的羚羊，将角悬于看不见的枝头，只为逃离一场无形的追逐。这恰好契合了人类面对美与意义的终极处境：我们毕生追逐文学的真谛、艺术的美感，可意义总在阐释中逃逸，美感总在言说中消散。我们穷尽语言描摹万象、定义美好，终究只能驻足凝望，怅然言说：那份动人的意境，方才犹在眼前。
羚羊挂角，挂不住，亦不必强行挂住。
让那份意境随风飘落，褪去固化的枷锁，古典文论的诗意，方能生生不息、鲜活长存。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