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族群迁徙视角下：青海李氏沙陀说之批判
——河湟族群流变与谱系建构的历史哲思
作者：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引言
湟水汤汤，溯祁连而东入黄河；河湟古道，历千年而承载族群迁徙的层层履痕。青海西宁李氏土司，是明清河湟土司体系中势力最为煊赫的宗族，素有“河湟三万户，李姓据其半”之说。自元初始祖李赏哥扎根湟水流域，经明一代两封伯爵——会宁伯李英、高阳伯李文，世袭西宁卫土官指挥使、指挥同知五百余年，成为中原王朝经略青海、羁縻安多番部、隔绝漠南蒙古的核心边疆力量。李氏土司家族史，既是一部地方豪酋的世袭荣枯史，更是中古以降西北族群迁徙、文化融合、身份重构的典型样本。
数百年来，萦绕在李氏土司源头之上的“沙陀李克用后裔说”（简称沙陀说），长期占据地方方志、民间口述与早期边疆史研究的主流叙事，将河湟李氏先祖溯源至唐末沙陀突厥朱邪氏、后唐太祖李克用一脉。然而，当我们跳出后世谱牒建构的叙事闭环，以族群迁徙地理路径、金石碑刻原始史料、元明清三代边疆治理逻辑、现代民族学与西夏学学界实证成果四重维度重新审视沙陀说，便会发现这一流传甚广的族源叙事，并非血脉迁徙的真实记录，而是王朝更迭之际边疆土司为维系世袭特权、主动改写祖先记忆、嫁接中原正统谱系的文化策略。本文以族群迁徙为核心观察视角，梳理沙陀说生成、传播、固化的完整脉络，辨析其史料逻辑谬误，还原李氏土司党项西夏遗民迁徙入湟的真实历史路径，并透过谱系附会现象，思辨边疆族群“祖先叙事”与历史真实、家国秩序与族群生存之间深层的博弈关系。
一、沙陀说的源流建构：从清初谱牒私撰到官修正史的叙事固化
沙陀李氏说并非自元明两代便已存在，其完整叙事体系诞生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氏土司七世孙李天俞主持重修《李氏宗谱》之时，这是学界经过碑刻、卫所档案比对后形成的共识。在此之前，明代官方一手文献、家族金石墓志、卫所承袭供状，从未出现李氏先祖源自沙陀李克用的文字记录。厘清沙陀说的生成时序，是辨析其真伪的首要前提。
（一）明代原始史料：党项西夏源流是唯一正统家族叙事
明代是李氏土司依附中原王朝、奠定河湟统治根基的关键时期，留存的第一手史料全部指向“西夏党项遗民”族源，构成与沙陀说完全割裂的原始证据链。其一为明宣德五年内阁大学士金幼孜撰文《会宁伯李南哥墓志铭》，作为明初朝廷敕撰墓志，文本具备极高公信力：“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墓志只追溯先祖世居西夏、元代迁居湟水，全程无一字提及沙陀、朱邪氏、李克用。其二为明成化十一年陕西巡抚马文升所撰《会宁伯李英神道碑》，碑铭镌刻于李氏祖茔民和享堂，经朝廷核验后方可立石传世，明确记载：“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自宋及元，以武功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曰赏哥，元西宁州同知都护使”。拓跋思恭即西夏党项拓跋氏始祖，唐末因平定黄巢起义获唐廷赐李姓，是西夏王族直系先祖，碑文清晰将李氏远祖锚定党项拓跋西夏脉络，与沙陀突厥泾渭分明。
除金石碑刻外，明代卫所世袭档案、地方官修方志、家族公呈文书同样印证党项源流。明嘉靖十五年赵载《李氏忠贞录序》、万历年间李氏向西宁卫提交的《世袭镇抚供状》、《明实录》、《明史·土司传》相关记载，均称李氏先祖为“河西番人”、“西夏旧部”、“西宁土人”。明代李氏土司主动承袭西夏党项祖先叙事，具备清晰的政治合理性。明代边疆治理奉行“因俗而治、番汉分治”，党项西夏遗民身份是李氏作为“西番土官”获得朝廷世袭敕封、统领湟水土军、羁縻安多吐蕃部落的合法身份基础。在明廷认知体系中，西夏遗民属于早已归附中原的内附部族，不同于塞外蒙古、生番吐蕃，李氏以此身份戍守河湟，政治身份完整自洽，无需攀附唐末沙陀中原武将谱系。
（二）清初谱牒篡改：李天俞重构沙陀谱系的时代动因
明清鼎革是李氏家族祖先叙事转向的核心节点，沙陀说诞生本质是顺治朝西北土司承袭制度高压下的身份避险策略。顺治二年李天俞率河湟李氏部众归附清廷，顺治五年获准承袭指挥同知世职，但清廷对边疆土司承袭推行远严于明代的核验制度。土司世袭必须赴京呈交完整宗谱、先祖敕诰、源流证明，凡族谱存在“前朝叛逆、域外部族、割据政权后裔”等敏感印记，一律暂停承袭、甚至启动改土归流。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自称西夏党项后裔，这一历史记忆使得“西夏王族后裔”身份在清初成为清廷高度警惕的政治标签。若李氏继续沿用明代“西夏拓跋后裔”族谱叙事，极易被判定为前朝割据遗脉，直接威胁李氏五百余年土司世袭特权。在此政治生存危机之下，李天俞授意家族幕僚岳鼐重修宗谱，完成一次彻底的谱系嫁接。将明代碑铭中党项始祖拓跋思恭替换为沙陀始祖朱邪赤心（李国昌），将党项平黄巢赐姓功绩张冠李戴归于李克用，凭空杜撰“沙陀朱邪执宜→李国昌→李克用→后唐宗室→宋元十四世→元始祖李赏哥”的完整世系链条，宣称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沙陀李克用在正史中是唐末勤王忠臣、后唐开国先祖，属于深度汉化、完全归入中原正统叙事的北方边将，不存在割据叛逆的政治风险。攀附沙陀李氏，既抹去西夏党项敏感身份，又以“中原将门后裔+边疆归附土官”双重身份通过清廷谱牒核验，成为保全土司世袭最稳妥的文化路径。
谱牒篡改完成后，李天俞将新编《李氏宗谱》作为承袭档案上交礼部，康雍乾三朝清廷历次纂修《大清一统志》、《西宁府新志》，均直接采信土司呈交的家谱文本；至民国《清史稿·土司传》定稿，直接沿用“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记载，沙陀说自此由家族私谱叙事上升为官修正史定论，彻底遮蔽明代党项源流原始史料，成为后世主流认知。
二、族群迁徙地理视角：沙陀迁徙路径与李氏入湟路线的根本割裂
族群迁徙是辨析边疆族源真伪最硬核的地理标尺，任何宗族谱系溯源，都必须契合族群历史迁徙的空间轨迹、时间节点、交通要道与人口流向。沙陀突厥族群整体迁徙脉络、党项西夏遗民亡国后迁徙流向两条历史路径，与李氏土司先祖入湟路线形成完全不同的印证逻辑，沙陀说在地理迁徙层面存在无法闭环的致命断裂。
（一）沙陀族群千年迁徙轨迹：始终止步河东、河西东部，从未大规模入河湟
沙陀本为西突厥别部，号朱邪氏，原游牧于天山北麓金娑山一带。唐宪宗元和年间，沙陀三万部众为摆脱吐蕃控制东迁归唐，经甘州、肃州进入灵州盐州，唐廷设阴山府安置沙陀部众于河套、鄂尔多斯高原。唐末黄巢之乱后，李克用率领沙陀精锐长期割据河东晋阳（山西太原），沙陀族群核心自此扎根晋北、陕北、河东区域。后唐灭亡后，沙陀贵族宗室一部分融入中原汉族门阀，一部分北归草原融入契丹、女真，两宋至元代，正史、《蒙古秘史》、西北行记中，从未出现沙陀李氏宗室、部众大规模向西迁徙进入青海河湟、湟水流域的官方记载与民间行记记录。
中古西北族群迁徙存在清晰地理屏障，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南麓河湟谷地，与河东沙陀聚居地之间，横亘着凉州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党项、青唐唃厮啰吐蕃政权四道地缘阻隔。唐末至宋元，沙陀后裔若要从河东晋阳迁徙至西宁湟水，必须横穿西夏核心统治区域、青唐吐蕃国境，彼时西夏对河东沙陀后唐宗室长期敌视，青唐吐蕃对外来部族入境严格管控，不存在沙陀李氏宗室举族西迁湟水定居的历史条件。同时，唐末五代至宋元，沙陀李氏后唐宗室谱系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通鉴长编》中传承清晰，李克用、李存勖直系后裔均定居中原、河东，谱系可考，并无一支分支远徙西宁湟水的记载。从族群迁徙流向判断，沙陀族群整体是自西向东、自西域迁入华北河东，而李氏先祖是自西夏兴庆府向西迁入河湟，二者迁徙方向完全相悖，地理路径无任何交汇可能，这是沙陀说无法逾越的底层逻辑漏洞。
（二）党项西夏亡国族群迁徙：元初西夏宗室、部众入湟是完整闭环历史路径
与沙陀迁徙断裂形成鲜明对照，党项西夏遗民亡国后向河湟、甘青迁徙，是元史、西夏学、安多藏文史料共同印证的大规模族群流动。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西夏兴庆府为蒙古汗国所灭，西夏皇族拓跋李氏、党项文武贵族、河西党项军民面临蒙古高压统治，分化为三大迁徙流向：一支东入中原融入汉地，一支南入川西北、甘南，一支向西进入祁连山南麓湟水、大通河流域，依附元朝镇守西宁的岐王脱脱木儿（驸马章吉之弟）麾下任职、定居繁衍，这是元代西北最明确的党项遗民迁徙史实。
李氏土司一世祖李赏哥，明代碑铭、元代岐王府档案均记载为西夏皇裔远支宗室，亡国后入仕元朝，担任岐王府司马、西宁州同知都护使，负责协助岐王管控湟水流域归附党项、吐蕃、霍尔部族，家族就此落籍西宁州民和、乐都湟水谷地。这条迁徙路径完全契合西夏亡国后党项西迁的历史大势。兴庆府→凉州→庄浪→湟水流域，全程沿河西走廊东段、祁连山北麓古道行进，沿途均为西夏传统势力范围，党项部族世代聚居，地缘通道畅通。入湟后党项遗民与当地吐谷浑后裔霍尔人、安多吐蕃部族长期通婚融合，逐步形成河湟土族核心先民，李氏土司家族文化底色中大量藏式名字“梅的古”、“管吉禄”、“坚赞”、“矢加”，正是党项长期吐蕃化、霍尔化的直接遗存，与纯汉化沙陀后裔文化特征截然不同。
现代民族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土族族源田野调查显示：河湟民和、互助土族口述史、部落古歌中，普遍流传“先祖来自西夏河西”的集体记忆，仅李氏土司家族后世口述受清代家谱影响附会沙陀晋王传说，普通土族部落并无沙陀祖先叙事，从底层族群集体记忆层面佐证李氏源自党项西夏迁徙脉络，而非沙陀东迁族群分支。
三、谱系文本逻辑批判：沙陀世系的时空错配、谱系糅合与史料层累谬误
除去族群迁徙地理维度，从文献学、谱系学、史料层累学说出发拆解沙陀说文本结构，可清晰看到清代谱牒糅合、年号错配、人物嫁接、双重李氏谱系拼接四大核心谬误，也是后世西夏学、西北土司史学者王继光、李范文、李培业等学界前辈否定沙陀说、确立党项说的核心考据依据。
（一）世系时序严重错配：沙陀谱系与元代始祖存在百年代际断层
李天俞《李氏宗谱》杜撰世系：沙陀朱邪执宜→李国昌→李克用→后唐宗室十四世→元始祖李赏哥。李克用卒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赏哥入湟任职岐王府大致在元太宗至元宪宗年间（1230—1255年），二者时间跨度长达三百余年。按照古代宗族25—30年一代常规代际测算，三百余年应当传承11—13代，家谱强行压缩为十四世看似数值接近，但谱系中所有宋元中间十四代先祖均无姓名、官职、正史、方志任何旁证，属于完全凭空填充的“空白代际”。反观明代碑铭世系：西夏拓跋思恭（唐末）→西夏历代皇族→李赏哥（元初），代际跨度三百四十年，传承世代与西夏正史皇族谱系完全吻合，不存在空白先祖杜撰问题。
同时家谱存在典型人物张冠李戴，将党项始祖拓跋思恭唐末平黄巢赐李姓功绩，嫁接到沙陀李国昌、李克用身上。唐末拓跋思恭与李国昌确为同期人物，二人皆是唐末因平定起义获赐李姓的边疆部族首领，一为党项、一为沙陀，后世文人、边疆土司极易混淆二者身份。李天俞正是利用中古史料“两位蕃将同朝赐李”的文本共性，将党项始祖事迹置换为沙陀事迹，完成谱系偷换。后世部分民间研究者误将西夏晋王察哥（西夏惠宗之弟，党项宗室）解读为沙陀晋王李克用，进一步加剧谱系混淆，本质仍是清代谱牒层累造成的文本误读。
（二）双重李氏谱系强行糅合：党项李+沙陀李二元叙事的内在冲突
清代中后期多次重修的《湟郡李氏家谱》、《海东李氏家乘》出现叙事分裂。一部分序文承袭顺治谱“沙陀朱邪李克用后裔”，一部分序文又保留明代碑刻原文“出自元魏拓跋、世长西夏”，两种完全不同民族源流的李氏谱系被强行拼接在同一家谱之内，形成“先祖既是沙陀突厥、又是党项拓跋”的内在矛盾。谱系学基本准则：同源宗族世系只能拥有单一核心远祖叙事，二元对立源流并存，是后世多次篡改、前后谱序叠加层累最直观的文本证据。
王继光《明代青海史事杂考》专门考证沙陀谱牒伪造细节，指出顺治谱核心伪造人岳鼐并非李氏族人，只是李天俞延聘的外省落魄文人，对西北民族史、沙陀史、西夏史一知半解，修谱时直接摘抄《五代史·沙陀传》、《宋史·西夏传》两段史料拼接成李氏远祖世系，完全未核对明代原始金石墓志、卫所承袭档案，最终造就谱系双重源流的致命破绽。民国至当代李氏后裔李鸿仪、李培业整理十部族藏古谱《西夏李氏世谱》，剔除清代顺治后新增谱序，还原明代原始谱本，完整恢复党项西夏源流叙事，成为学界推翻沙陀说、确立党项说的关键民间文献佐证。
（三）史料层累规律：“一手金石＞明代官档＞清代私谱＞后世方志”的史料价值层级
历史考据学核心准则：史料可信度遵循时间越早、官方属性越强、不可篡改载体优先级越高的层级。青海李氏族源四类核心史料可信度排序为：明代金石碑刻（墓志、神道碑，朝廷核验+石质不可篡改）＞明代西宁卫承袭供状、《明实录》（中央一手行政档案）＞顺治后李氏私修家谱（家族为政治诉求篡改文本）＞康乾之后《西宁府新志》、《清史稿》（后出方志全盘采信私家谱牒）。沙陀说全部依据第三层级清代私谱与第四层级后出正史方志，完全无视第一、第二层级全部一手原始史料，属于典型“以晚出层累文献否定早期原始史料”的考据误区，这也是现代史学界普遍不采信沙陀说的根本学术逻辑。
四、历史哲思：族群迁徙、祖先叙事与边疆土司谱系建构的深层思辨
辨析青海李氏沙陀说真伪，早已超越单一宗族溯源的考据范畴，其背后折射出中古至明清西北边疆族群迁徙、身份政治、记忆建构三重永恒历史命题，亦是解读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路径极具价值的样本。
其一，族群迁徙塑造族群底色，而祖先叙事重构决定族群后世身份表达。河湟李氏先祖是党项亡国被动迁徙的流亡贵族，族群迁徙赋予家族“西夏遗民+湟水土著”双重底层身份；元明两代，李氏以党项身份对接王朝土司制度，祖先叙事贴合真实迁徙路径。明清易代政治环境剧变后，家族主动重构沙陀中原将门叙事，祖先记忆不再复刻迁徙史实，转而服务于世袭生存需求。由此可见，边疆族群的谱系从来不是血脉迁徙的单纯文字复刻，而是族群在迁徙落地后，持续与中央王朝制度博弈、适配、共生的文化产物。整个河湟土族、甘青土司群体中，唃厮啰吐蕃后裔攀附唐代宗室、蒙古土司嫁接成吉思汗谱系、羌人土司溯源陇西李氏等现象普遍存在，皆是族群迁徙落地后“正统化谱系建构”的共性历史行为。
其二，“攀附中原望族谱系”是中原王朝羁縻制度下边疆族群融合的柔性路径，并非单纯历史造假。李天俞篡改族谱、建构沙陀叙事，不能简单以“伪造家谱”道德化批判。清代土司承袭制度、改土归流压力下，边疆部族唯有将自身族群源流纳入华夏正史正统叙事脉络，才能获得王朝制度认可、延续地方自治权力。沙陀李克用本身就是“蕃将归唐、赐姓入华夏谱系”的典范，李氏选择沙陀源流，本质是复刻沙陀当年蕃汉融合的历史范式，以文化同源换取政治存续。这种谱系附会，是多民族王朝“因俗而治”治理模式下，边疆族群主动向内融合、消解族群隔阂、融入大一统秩序的柔性方式，深刻区别于武力同化，是华夏文明兼容并蓄历史特质的微观体现。
其三，历史考据必须回归“迁徙本位+史料层级本位”，破除后世层累叙事对真实族群史的遮蔽。数百年来沙陀说深入人心，正是后世方志、通俗地方史、民间口述不断层累放大清代谱牒叙事，长期忽略更早迁徙路径与金石原始史料所致。唯有回归族群迁徙地理长时段脉络、严格遵循史料时序层级、区分“迁徙史实”与“后世文化叙事”两个历史维度，才能拨开谱系建构的迷雾：沙陀说是文化叙事、政治叙事，党项西夏西迁湟水才是族群迁徙的真实历史。厘清二者边界，既是还原李氏土司真实源流，也是树立边疆民族史研究重要方法论：不可将宗族后世建构的祖先传说，直接等同于中古族群迁徙史实。
结语
湟水奔流千载，裹挟着党项亡国西迁的步履，也沉淀下王朝更迭之际边疆宗族书写祖先记忆的复杂心事。青海李氏土司沙陀李克用后裔说，是一则流传三百年、嵌入方志与民间口述的经典谱系层累案例。它诞生于顺治朝土司承袭的政治刚需，依托晚出私谱层层固化，借由后出官修正史完成正统化；但放在族群迁徙长时段地理脉络、明代金石一手史料、宋元党项西迁整体历史大势三重标尺之下，其时空错配、路径割裂、文本糅合的内在谬误便清晰显现。
李氏土司真实的历史脉络，始于西夏兴庆府亡国后的党项宗室西迁湟水，依托元代岐王府体系扎根河湟，明代以党项土官身份封侯世袭，清代为保全土司世职重构沙陀中原将门谱系。沙陀说并非族群迁徙的历史答案，而是边疆族群融入大一统国家进程中一段深刻的文化注脚。历史的本质从来不止于血脉源流的单向追溯，更在于族群迁徙如何塑造地域格局、制度压力如何改写祖先叙事、多元族群如何在华夏秩序中寻找共生路径。拨开谱系附会的迷雾，看见迁徙背后族群融合的真实脉络，方能读懂河湟古道千年族群流变，读懂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漫长而温润的形成历程。
（2026年6月30日修定）
【作者简介】
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出生陕西岚皋，祖籍青海乐都。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业余爱好诗词、摄影，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