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提脉：乌蒙深处的文明回响
作者：龚清
卷首：山的序言
乌蒙山脉横亘滇东北，千峰叠翠间，昭通的土地沉睡着一部跨越千年的文明史诗。当考古学家的洛阳铲划破土层，朱提故城的城墙基址、冶铁遗迹与汉晋瓦当次第苏醒，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正沿着五尺道的石阶、铜洗的纹路、壁画的笔触，缓缓铺展成一幅文明交融的壮阔长卷。朱提文化，这颗镶嵌在西南边疆的文化明珠，以其独有的光芒，塑造了昭通的精神底色，更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一座从地理褶皱里生长出来的文明。乌蒙山作为滇东高原最大的一列山地，跨越滇黔川三省交界，东北起于云南镇雄与贵州毕节，向西南延伸至功山河—小江谷地东侧，250千米的山脉如一条卧着的巨龙，平均海拔2500米的群峰托举着西南的天空。西列的药山主峰轿顶山刺破云层，4041.6米的高度是云贵高原的脊梁；东列的韭菜坪在贵州境内舒展身姿，2900米的山脊上盛放着每年秋天的紫色花海。喀斯特地貌在这里肆意铺展，残丘峰林如大地刻下的掌纹，溶蚀盆地与槽谷在山间散落，地下河顺着溶洞的脉络奔涌，牛栏江、小江、北盘江切割出陡峭的峡谷，也滋养了两岸的沃野。这片被山包裹的土地，从来不是文明的孤岛——山体阻挡了南下的寒流，催生了昆明准静止锋的云雾，也让中原入滇的脚步必须在此停留，让不同的文化在此碰撞、融合、生长。
少年时读《七律·长征》，总对“乌蒙磅礴走泥丸”一句有无限想象：是何等的雄阔大山，能被伟大的诗人以“磅礴”二字形容？又是何等的英雄气魄，能将这连绵群山看作脚下滚动的泥丸？后来踏遍乌蒙的山山水水才明白，“磅礴”二字写的从来不止是山的体量，更是这片土地上跨越千年的文明重量。红军当年在这里翻山越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回旋作战的脚印，早已与千年前商旅走过五尺道的辙痕叠在一起；当代扶贫干部踩过的泥泞山路，也与汉代文齐带领百姓修渠灌溉的足迹一脉相承。乌蒙山的每一块石头都记着历史，每一条沟壑都藏着故事，当你站在山巅看着云海翻涌，风里飘来的是青铜的冷香、白银的光泽、汉字的笔锋，还有穿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烟火气。
我把这些故事串起来，便是朱提的文明脉络。
第一章 故城寻根：汉晋城址的文明密码
一、台地上的沉睡古城
昭通昭阳区太平街道的诸葛营村，西距城区约1.5公里，东南毗邻昭通机场，这片看似寻常的台地之下，藏着朱提文化最核心的物证——朱提故城遗址。村里的老人总说，早些年种地的时候，经常能从土里刨出带花纹的瓦片，还有锈迹斑斑的铜片，老辈人说这是“诸葛亮扎营的地方”，所以村子才叫诸葛营。没人想到，这些散落在田埂里的碎瓦，藏着一座汉晋古城的秘密。
1983年的全国文物普查中，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这片台地进行了系统摸排，散落在地表的陶绳纹瓦片、汉晋时期的铜箭镞，让大家意识到这里绝非寻常遗址。2017年的系统勘探彻底揭开了古城的轮廓：城墙、城壕、建筑基址的痕迹在探地雷达的屏幕上逐渐清晰，一座沉睡了近两千年的汉晋城址初露端倪。2022至2023年的考古发掘，更是让这座尘封千年的古城重现真容，当考古队员的刷子拂去城墙夯土上的浮尘，当西城门的石门砧露出残存的碑文，时光仿佛在那一刻倒流，汉晋时期的烟火气顺着探方的土层慢慢涌了上来。
故城总面积超60万平方米，核心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南北轴线偏角约40度，城墙内侧南北长约210米、东西宽约150米，城内面积约3.3万平方米。站在台地上眺望，前河与后河像两条温柔的臂弯，把古城紧紧抱在怀里，北高南低的地势既方便排水，又能抵御雨季的洪水，古人选址的智慧可见一斑。城墙为分层夯筑而成，黄褐色砂土质地致密，每层厚0.16至0.25米，虽地表损毁严重，但其夯土中夹杂的陶绳纹瓦片，仍无声诉说着当年的筑造规模。2023年发掘的西城门，进深5米、门道宽4.85米，为过梁式结构，早期南北两壁底部砌砖，晚期对称置础石，门外的石门砧由残碑改制，碑面残存动物浮雕与碑文，细节间尽显汉晋建筑规制的严谨。我曾在考古现场见过那块石门砧，粗糙的石面上，浮雕的鹿头还隐约可见，残缺的碑文上有几个模糊的汉隶字迹，想来是当年筑城的时候，不知哪块废弃的石碑被工匠拿来改作了门砧，无意之间，便把另一段故事封存在了城门之下。
二、城里的烟火日常
城内遗迹的发现，勾勒出朱提故城的功能布局。西北部的壕沟宽6-8米、深3-4米，呈“V”形横截面，与北部壕沟相连成曲尺形，应为古城的防御与排水设施。考古队员清理壕沟的时候，从沟底发现了不少汉代的陶片、甚至还有小孩玩的陶弹珠，想来千年前的某个雨天，城里的孩子在壕沟边玩耍，不小心把弹珠掉进了沟里，这一丢，就是两千年。
西南部的磉墩群，30个础墩南北四排、东西九列分布，间距规整，推测为仓储类建筑，采用干栏式结构，通风防潮的设计借鉴了中原建筑智慧，又适配西南山地气候。每个础墩都是用碎石和黏土层层夯筑而成，表面平整，能够承受木柱的重量。遥想当年，这些础墩上立着粗壮的木柱，支撑起高大的仓储建筑，里面堆满了从各地运来的粮食、盐巴、还有准备外运的朱提银和铜洗，守仓的吏卒在廊下来回巡逻，仓管的小吏抱着木简一笔一笔记录着出入库的账目，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
城北的水井，砖砌井圈采用榫卯结构，井壁打入木桩加固，出土陶绳纹瓦片、铜器、铜钱等遗物，见证着古城居民的日常生活。我曾趴在井口往下看过，幽深的井底还能看到潮湿的土层，似乎还能听到当年打水的轱辘转动的声响。井里出土的铜钱有西汉的五铢钱，也有王莽时期的货泉，还有三国时期的直百五铢，层层叠叠的钱币，串起了这座城市几百年的时光。想来当年每天清晨，城里的居民都会挑着水桶来这里打水，有人聊着家里的农事，有人说着集市上的新鲜事，水井边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家长里短的烟火气，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打水声里漫开。
三、城外的文明印记
城外的发现更令人震撼。2025年发掘的冶铁遗址，是云贵高原首次发现的汉晋时期冶铁遗存，炉基、灰沟与炼渣遗迹清晰可见，印证了朱提地区手工业的发达。我见过那些出土的炼渣，沉甸甸的，呈黑褐色，表面有流动的褶皱，是高温冶炼后留下的痕迹。旁边还发现了不少陶范，有的用来铸造农具，有的用来铸造兵器，甚至还有用来打造日常用具的范模。这些遗存告诉我们，早在汉晋时期，朱提的工匠就已经掌握了成熟的冶铁技术，铁制的农具在这里被大量生产，推广到周边的山地，大大提升了农耕的效率；铁制的兵器被装备到驻军中，守护着这座边疆城池的安宁。
城外壕沟中出土的数十枚木简，墨书“前别有衣也”等字迹，字体近三国吴简，记录着当时的文书往来，成为研究朱提行政体系的直接史料。那些木简在地下埋了近两千年，刚出土的时候还带着潮气，墨色的字迹清晰得仿佛昨天刚写上去。有一枚木简上写着“吏张成，米三斗”，想来是名叫张成的小吏领了三斗米的俸禄；还有一枚写着“八月廿日，遣卒十人修道”，是当年派遣士卒修缮道路的记录。这些零散的文字，拼出了一座城市的运行脉络：有官吏管理行政，有士卒驻守防卫，有工匠生产器物，有百姓耕种劳作，这座远在西南边疆的城池，和中原的所有郡县一样，按着大汉的律法有序运行着。
瓦当与建筑构件的出土尤为关键，云纹瓦当分三型，卷云纹舒展大气，乳丁纹搭配卷云纹尽显精致；“吉羊”文字瓦当，“吉”“羊”二字与东汉本地砖铭、铜器铭文一脉相承，传递着古人对吉祥的祈愿。我最喜欢其中一块“吉羊”瓦当，“吉”字在上，“羊”字在下，字体圆润饱满，周围装饰着简洁的卷云纹。“羊”通“祥”，是汉代最常见的吉祥语，想来当年盖房子的时候，工匠把这块瓦当安在屋檐的最前端，每当阳光照下来，“吉羊”两个字就投下淡淡的影子，主人家看着，心里便觉得安稳。这些出土文物，从建筑、手工业、文书等维度，完整还原了汉晋时期朱提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证明这里是中央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核心据点。
我曾在一个黄昏站在故城的台地上，看着远处的城市灯火慢慢亮起来，脚下的土地里，沉睡着两千年的城墙、水井、冶铁炉。风从乌蒙山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松涛的声响，我仿佛听到了汉代工匠夯筑城墙的号子，听到了集市上商人的叫卖声，听到了学堂里孩童诵读《孝经》的声音。这座古城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把自己藏进了土层里，等着后来的人慢慢读懂它的故事。
第二章 道通三省：通道文化的交融基因
一、天堑上的千年古道
昭通地处滇、黔、川三省交汇地带，乌蒙山的阻隔从未阻断文明的互通，从秦代五尺道到汉代南夷道，再到隋唐石门道，这条千年古道成为中原文化入滇的咽喉，也是朱提文化孕育的地理根基。朱提故城坐落于前河、后河之间的高台，地势北高南低，紧邻水陆要道，其选址本身就彰显了“控扼三省、联通四方”的战略考量。
站在五尺道的遗存前，你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天堑变通途”。秦代李冰主持开凿的这条古道，从四川宜宾延伸至云南曲靖，虽仅宽五尺，却打通了巴蜀与滇东北的天堑。我走过盐津县的豆沙关段五尺道，石阶上的马蹄印深达十多厘米，是两千年来无数马蹄踩出来的痕迹。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每一步踩上去，都像踩在历史的脊背上。当年李冰带领着蜀地的工匠，采用“积薪烧石，浇水裂石”的方法，在坚硬的玄武岩上一点点凿出了这条道路：先把木柴堆在岩石上烧，等石头烧得滚烫，再浇上冷水，热胀冷缩之下，坚硬的岩石便裂开缝隙，工匠们再用凿子一点点开凿。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条悬崖上的道路里，从此，蜀地的丝绸、铁器可以沿着这条路进入云南，云南的铜、银、茶叶也可以沿着这条路进入中原。
古道沿线的石阶、摩崖石刻，留存着历代商旅、官吏、移民的足迹，也成为文化交融的载体。豆沙关的岩壁上，至今还保留着唐代的摩崖石刻，记载了贞元年间御史中丞袁滋出使南诏的故事。当年袁滋从长安出发，沿着五尺道一路南下，途经豆沙关时，特意在岩壁上刻下了自己的行程，“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一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短短的一百多字，刻下了中原与南诏重归于好的历史瞬间，也见证了五尺道作为国家通道的重要地位。
二、路上的文明交融
五尺道的开凿，是朱提文化形成的关键契机。中原的农耕技术、建筑技艺、礼仪制度沿道传入，西南夷的民族习俗、物产资源也沿道输出，形成“夷汉杂居、互学互鉴”的生动局面。东汉初年，官员文齐率百姓“穿龙池，溉稻田”，将中原水利技术引入朱提，水稻种植的推广改变了当地的生产方式，开启了农业文明的新篇章。
龙池就是现在昭通城西北的千顷池，当年文齐到朱提担任都尉的时候，看到这里土地平坦，却缺乏灌溉设施，百姓只能靠天吃饭，便组织当地的夷汉百姓，在龙池修建堤坝，开挖沟渠，把池水引入周边的农田。如今千顷池的荷花年年盛开，风一吹，荷叶翻涌如浪，当地的老人还会给孩子讲文齐修渠的故事。水稻在朱提推广之后，百姓的粮仓慢慢充实起来，更多的人可以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从事手工业、商贸，城市也慢慢繁荣起来。可以说，这条灌溉渠，不仅流进了朱提的农田，更流进了朱提文明的血脉里。
朱提的交通枢纽地位，催生了商贸与文化的双重繁荣。作为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朱提成为川滇黔物资集散的中心，商人往来频繁，驿邮亭舍相继建立。我曾在朱提故城附近的汉墓里见过出土的铜箸、陶灶，形制和中原地区的几乎一模一样，想来是当年从中原来的移民把家乡的生活习惯也带到了这里。还有出土的巴蜀式铜釜，是蜀地商人沿着五尺道运过来的，而朱提生产的铜洗、白银，也顺着五尺道运到巴蜀，运到长安。
朱提银、铜洗、白铜等特产沿道远销中原与巴蜀，中原的丝绸、瓷器、典籍也由此进入西南腹地。这种商贸往来，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更加速了文化融合——中原的汉式铜洗、摇钱树、陶俑在昭通汉墓中大量出土，西南夷的民族纹饰、工艺技法也融入朱提手工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我见过一件出土的朱提铜摇钱树，底座是陶制的，上面铸着神兽，树枝上不仅有中原常见的五铢钱饰片，还有西南夷信仰的神灵图案，两种文化的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件器物上，正是当年文明交融的最好见证。
三、多元共生的文化气质
三省交汇的地理属性，让朱提文化兼具多元气质。它既吸纳了中原文化的礼制规范、文字典籍，又融合了巴蜀文化的灵动精巧、西南夷文化的质朴野性，最终沉淀为“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通道文化基因。这种基因，成为昭通文化的独特标识，也让朱提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多元格局中，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
走在今天的昭通街头，你还能清晰感受到这种多元文化的痕迹：街上的小吃既有中原的面条、馒头，也有西南民族特色的烧洋芋、苦荞粑；方言里既有巴蜀方言的词汇，也有不少当地民族的发音；节庆的时候，既有中原的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也有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花山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包容，是两千年来通道文化留下的遗产。
我曾在五尺道边的一个村子里，见过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会唱汉族的花灯调，也会唱彝族的山歌，还给我讲他爷爷当年赶马帮的故事：“那时候赶马帮从昭通到宜宾，一趟要走半个月，路上要跟不同民族的人打交道，会说好几种话，才能吃得开。”老人的话很朴素，却说出了通道文化的本质：这条路从来不是单方向的输入，而是双向的交流，你来我往之间，不同的文化就慢慢融在了一起，成了大家共同的文化。
五尺道的石阶已经被磨了两千年，现在的高速公路已经从旁边的山谷里穿了过去，高铁的轨道也修到了昭通，当年走半个月的路程，现在几个小时就能到。但古道上的马蹄印还在，崖壁上的石刻还在，那种包容开放的通道文化基因，还在昭通人的血脉里流淌着，历久弥新。
第三章 金耀千年：资源禀赋的文明创造
一、朱提银的千年传奇
朱提之名，最初源于朱提山的银矿，“朱提，山名也。应劭曰：‘在县西南，是以氏焉’”，今鲁甸县牛栏江右岸为朱提山主脉。汉晋时期，朱提银以成色佳、纯度高闻名全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资源符号，其影响贯穿千年，深刻塑造了昭通的经济与文化格局。
牛栏江的峡谷里，至今还保留着古代银矿的矿洞遗址，洞口被杂草覆盖着，往里看黑幽幽的，像一只只望着天空的眼睛。当地的老人说，这些矿洞最深的有几公里，是当年矿工们一锤一凿挖出来的。朱提山的银矿品位极高，《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朱提，山出银”，西汉晚期王莽改制时，朱提银被定为“银货二品”之上品，价值高于其他白银，成为全国通用的硬通货。当时规定，朱提银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钱，而其他地方的银八两只值一千钱，足见朱提银的珍贵。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诸葛亮书》中称“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足见朱提银对蜀汉政权的战略支撑作用。当年诸葛亮南征之后，为了充实蜀汉的国力，专门派人到朱提开采银矿，朱提银沿着五尺道运到成都，成为蜀汉铸造货币、充实府库的重要物资。可以说，朱提的白银，为蜀汉政权的稳定，为诸葛亮北伐中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
考古发掘中，朱提故城出土的炼渣、陶模，以及鲁甸乐马厂遗址的古代矿洞，印证了汉代至清代朱提银矿的持续开采，其矿石含银量最高达9.4%，提炼技术堪称当时顶尖。我见过乐马厂出土的一块古代银锭，上面还打着“朱提”的戳记，虽然已经氧化得发黑，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冶炼炉火的温度。清代是朱提银开采的又一个高峰，乐马厂的银矿最繁荣的时候，有十万矿工在这里采矿、冶炼，整个矿区商铺林立，戏台、酒楼、寺庙一应俱全，被称为“小昆明”。当时有句话叫“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说的就是朱提的银、铜等物资沿着金沙江运到宜宾，再转运到全国各地，朱提银的名声，也随着这些物资传遍了大江南北。
二、青铜与白铜的技术高峰
朱提银的繁荣，带动了冶金手工业的全面发展。东汉时期，朱提成为全国重要的青铜铸造基地，朱提洗、堂琅洗等青铜器皿闻名遐迩，远销中原与巴蜀。我在云南省博物馆见过一件出土的朱提铜洗，底部刻着“建初八年朱提造作”的铭文，建初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建初八年就是公元83年，距今已经近两千年。铜洗的内壁装饰着鱼纹和鹭鸟纹，寓意“富贵有余（鱼）”“一路（鹭）平安”，线条流畅，工艺精湛，和中原地区出土的铜洗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铜洗多饰鱼纹、鱼鹭纹，寓意“富贵有余”，铭文兼具纪年、产地与吉祥语，部分末尾标注“工”“牢工”，彰显器物精工。“牢工”就是坚固耐用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质量认证，说明当年朱提的青铜器已经有了品牌意识，工匠们会在自己打造的器物上留下标记，既是对质量的承诺，也是对自己技艺的自信。考古出土的朱提铜洗，不仅在昭通本地有发现，在四川、河南甚至江苏的汉墓里都有出土，说明当年朱提铜洗已经作为畅销品，远销到了全国各地。
更令人惊叹的是，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地区率先发明白铜（铜镍合金），《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狼县……出银、铅、白铜、杂药”。这一发明早于欧洲1500余年，白铜经波斯传入欧洲，被称为“中国石”，成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杰出成就。我见过出土的朱提白铜残片，表面呈银白色，和现代的不锈钢很像，不易生锈，硬度也比青铜高。当年朱提的工匠们在冶炼铜的时候，偶然发现加入镍矿之后，铜的颜色会变白，质地也更加坚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白铜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后来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欧洲人直到18世纪才仿制出白铜，比朱提晚了一千多年。
朱提白铜的诞生，不仅是技术突破，更体现了当地先民对自然资源的深刻认知与创新智慧，也让朱提文化的科技内涵更加厚重。这些冶金技术的突破，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朱提的工匠们一代代积累经验，不断尝试的结果。他们守着乌蒙山的矿产资源，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把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白银、精美的铜器、领先世界的白铜，把资源优势变成了文化优势，让朱提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三、从地名到文化符号
朱提银与青铜、白铜的辉煌，让“朱提”从地名升华为文化符号。汉语中，“朱提”一度成为白银的别称，其影响力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中华文明资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诗人韩愈在《赠崔立之评事》里写“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辨道歌》里写“铅池汞鼎生光辉，采炼丹砂取朱提”，明代的小说《金瓶梅》里也提到“朱提白银”，足见“朱提”作为白银的别称，已经深入到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里。
这种以资源为纽带的文明创造，让朱提文化兼具经济实力与文化魅力，成为昭通区别于其他西南地域文化的显著标志。很多人知道朱提，是先知道朱提银，再知道朱提这个地方，再慢慢了解朱提的文化。可以说，朱提银是朱提文化的一张名片，它带着乌蒙山的印记，走遍了全中国，甚至走到了海外，让世界知道，在西南的乌蒙深处，有一个地方叫朱提，那里有精湛的冶金技术，有灿烂的文明。
今天，朱提山的银矿已经停止开采了，当年的矿洞也慢慢被杂草覆盖，但“朱提银”的名字还在，那些流传千年的冶炼技艺还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朱提银锻制技艺，依然在昭通的工匠手里传承着。现在的工匠们用传统技艺打出来的银饰，既有汉代的古朴风格，又有现代的审美设计，深受大家的喜爱。朱提银的光芒，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依然在当代闪耀着。
第四章 石载文脉：文字与艺术的文明传承
一、孟孝琚碑：汉隶的边疆回响
朱提文化的深度，不仅体现在物质遗存，更凝结在文字与艺术之中。云南唯一的汉碑、晋代唯一的壁画墓，以及各类工艺器物，共同构成了朱提文化的精神内核，见证了汉文化在西南边疆的扎根与发展，也彰显了朱提文化的艺术高度。
东汉永寿三年（157年）出土的孟孝琚碑，是昭通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被誉为“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这块碑在昭通城南的白泥井出土，当时碑已经断为两截，碑首缺失，但是碑文基本保存完好。此碑为云南迄今发现的唯一汉碑，残高140厘米、宽96厘米，碑文隶书，共15行，存260字，兼具篆隶韵味，笔画瘦劲古朴，波磔分明，展现出汉隶向今隶递嬗的特征。
我第一次见孟孝琚碑是在昭通市博物馆，隔着玻璃看着碑上的文字，每一笔都刚劲有力，仿佛能看到当年书写碑文的人，握着笔在石板上认真书写的样子。碑文记载孟孝琚12岁研读《韩诗》《孝经》，与蜀郡女子定亲未果早逝，其父为其立碑悼念，文辞古雅，用典精准，情感真挚，折射出东汉末年边疆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与社会心理。孟孝琚原名孟广宗，字孝琚，是当地南中大姓孟氏的子弟，他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熟读儒家经典，本来要和蜀郡的何家女子结婚，却不幸早逝，他的父亲非常悲痛，为他立了这块碑。
孟孝琚碑的出土，打破了“云南晚开化”的偏见，证明早在东汉时期，中原儒家经典已在朱提地区广泛传播，汉文化已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很多人以前觉得，西南边疆在汉代还是蛮荒之地，没有文化，但是孟孝琚碑告诉我们，当时的朱提，不仅有人熟读《韩诗》《孝经》，还有人能写出这么文辞优美的碑文，还有书法水平这么高的书手。在书法史上，孟孝琚碑以独特的边疆气质，填补了西南汉隶书法的空白，与中原《张迁碑》《乙瑛碑》等名碑交相辉映。近代书法大家梁启超评价孟孝琚碑“见所未见，可宝也”，说它的书法“苍劲茂美，兼有之”，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现在，孟孝琚碑的拓片依然是书法爱好者收藏的珍品，很多人临摹汉隶，都会专门找孟孝琚碑的拓本。这块石碑静静地立在博物馆里，用两千年前的文字，告诉我们当年的朱提，儒家文化是如何生根发芽，又是如何开出灿烂的花朵。
二、霍承嗣墓壁画：夷汉融合的生动图景
东晋霍承嗣墓壁画，是迄今云南唯一的晋代壁画墓，为研究汉夷融合提供了直观史料。这座墓是1963年在昭通城西北的后海子发现的，墓室呈正方形，砂石叠砌而成，四壁以朱、赭、黄、黑四色绘制壁画，内容涵盖墓主坐像、仪仗、部曲、仙兽等。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六百多年，壁画的颜色依然很鲜艳，仿佛昨天刚画上去一样。
北壁下层正中绘墓主人霍承嗣像，高48厘米，正襟危坐，体型大于侍从，彰显等级秩序；右上方墨书题记8行，记载其官居南夷校尉、成都县侯等职，印证了“南中大姓”的历史背景。霍氏是当时南中的大姓，原本是中原汉人，后来迁到朱提，和当地的夷族融合，成为地方的实力派。霍承嗣作为南夷校尉，是管理当地夷汉事务的最高官员，他的墓里的壁画，就是当时朱提社会的真实写照。
最让人感动的是东壁和西壁的部曲图：东壁下层绘13名汉族部曲，戴巾、穿短褂长袴、执环首铁刀；西壁下层绘27名夷人部曲，梳奇特发髻、披毡跣足，与汉族部曲并肩而立，合称“夷汉部曲”。壁画里的夷汉部曲，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歧视与隔阂，大家站在一起，共同守卫着这片土地。我每次看到这两幅壁画，都觉得特别温暖，它不是官方修的史书里冷冰冰的记载，而是画匠用画笔实实在在记录下来的场景：汉族的士兵和夷族的士兵一起训练，一起巡逻，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大家就成了一家人。
壁画中，汉服与夷服并存，汉式仪仗与民族服饰共生，没有歧视与隔阂，只有共居、共守、共生的和谐图景，成为中国西南最早、最直接的民族融合实证。从艺术角度看，壁画虽出自民间画匠，却构图严谨、色彩鲜明，流云、莲花、仙兽图案灵动雅致，骑士射猎、仪仗队列气势庄重，展现出晋代西南地区的艺术水准。画匠用简单的线条，就把人物的神态画得活灵活现，夷族部曲的质朴，汉族部曲的干练，墓主人的威严，侍从的恭敬，都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座壁画墓，就像一个时光胶囊，把一千六百年前朱提的民族融合场景封存在了墓室里，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年的夷汉百姓是如何和谐共处，如何共同创造朱提的文化。
三、器物里的审美追求
除碑刻与壁画外，朱提文化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各类器物之上。朱提故城出土的云纹瓦当、“吉羊”瓦当，纹饰精美、寓意吉祥，体现了中原建筑艺术与本地审美融合；出土的玻璃珠、琥珀珠，色彩绚丽、造型精巧，玻璃珠呈暗红色带瓜棱纹，琥珀珠雕刻动物造型，见证了朱提与域外的文化交流。我见过那颗出土的暗红色玻璃珠，只有黄豆那么大，表面有一道道瓜棱一样的纹路，对着光看，还能透出淡淡的光。这种玻璃珠是从地中海地区沿着丝绸之路传过来的，经过几万里的跋涉，最终来到了朱提，挂在某个贵族女子的衣襟上，成为文明交流的小小见证。
桂家院子出土的摇钱树，缀五铢钱与神怪饰片，寄托着古人对财富与吉祥的祈愿，融合了中原丧葬文化与西南民族信仰。摇钱树的底座是一只陶制的神兽，眼睛瞪得圆圆的，张着嘴，看起来很威猛；树干上插着一根根树枝，树枝上挂满了五铢钱形状的饰片，还有西王母、玉兔、九尾狐的图案，既有中原神话里的形象，也有西南民族信仰的神灵。古人相信，人去世之后，带着摇钱树到另一个世界，就可以不愁吃穿，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棵摇钱树，把两个不同文化的生死观、信仰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是朱提文化包容特质的最好体现。
这些艺术遗存，从不同维度展现了朱提文化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世界，让千年文脉得以跨越时空，直抵人心。不管是一块瓦当，还是一颗玻璃珠，或是一棵摇钱树，都是朱提先民审美和智慧的结晶，它们带着那个时代的温度，穿越千年的时光，和我们对话，告诉我们当年的朱提人，是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追求美。
第五章 夷汉共生：文化融合的精神内核
一、治理智慧下的融合根基
朱提文化的核心，是夷汉文化的深度融合。从汉晋时期的政策治理，到民间的生活互鉴，朱提地区形成了“夷汉杂居、互学互鉴、共生共荣”的文化格局，这种格局不仅塑造了昭通的历史风貌，更沉淀为昭通的精神底色。
中央王朝对朱提的治理，为夷汉融合奠定了政治基础。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设朱提郡，属犍为郡，开启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直接管辖。在此之前，朱提地区是西南夷的居住地，部落林立，各自为政。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把朱提纳入了大一统的国家体系，派遣官吏，推行汉法，修建道路，传播中原文化，让这片土地和中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东汉中期，朱提成为犍为属国都尉治所，东汉末年升为郡，行政体系逐步完善。中央王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策，在朱提设立官学、推广儒学，孟孝琚碑中“受学《韩诗》《孝经》”的记载，正是儒学在朱提传播的实证。当时的官学不仅招收汉族子弟，也招收夷族的贵族子弟，让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学习中原的礼仪制度。这些接受了儒学教育的夷族子弟，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地方的管理者，他们既懂中原的制度，又懂本地的习俗，成为了夷汉文化交流的桥梁。
同时，中央王朝采取“羁縻政策”，任用南中大姓管理地方，霍承嗣家族便是典型代表，其墓壁画中的“夷汉部曲”，正是这种政策下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羁縻政策”就是一方面把朱提纳入国家的行政体系，另一方面又尊重当地的民族习俗，任用当地有威望的大姓来管理地方事务，给他们很大的自主权。这种政策非常适合当时朱提的实际情况，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保证了地方的稳定，让夷汉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和谐相处。
二、民间生活里的文化互鉴
民间层面的互鉴，让夷汉文化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生产方式上，中原农耕技术与西南夷山地耕作方式结合，形成适配乌蒙山地的农业模式。中原来的移民带来了铁制农具，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当地的夷族百姓教给他们如何在山地里种玉米、种荞麦，如何养殖牛羊。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本来只能种旱地的土地，种上了水稻；本来产量很低的山地，用了中原的耕作技术之后，产量也提高了。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好，文化的融合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手工业中，中原青铜铸造、冶铁技术与西南夷民族工艺融合，诞生了独具特色的朱提铜器、白铜制品。我见过一件朱提出土的铜手镯，上面既有中原常见的卷云纹，又有当地民族喜爱的羊角纹，两种纹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非常漂亮。这就是工匠们在制作的时候，把两种文化的审美融合在了一起，做出来的器物，汉族百姓喜欢，夷族百姓也喜欢。
生活习俗上，汉式礼仪与夷族节庆相互影响，汉式服饰与夷族披毡并存于霍承嗣墓壁画中，饮食、建筑、节庆等领域的文化互鉴，让夷汉文化逐渐融为一体。比如现在昭通人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要吃芽豆，这是中原没有的习俗，是当地民族的传统；彝族的火把节，不仅彝族人民过，汉族、苗族等其他民族的百姓也会一起参加，大家围着篝火跳舞，一起吃烤羊肉，热闹非凡。建筑上，当地的民居既有中原四合院的布局，又有适合山地气候的吊脚楼结构，冬暖夏凉，非常实用。
我曾在昭通的一个彝族村子里见过一户人家，堂屋里供着祖先的牌位，是汉族的礼仪；院子里晒着苦荞粑，是彝族的传统食物；男主人穿着汉族的夹克，女主人披着彝族的披毡，孩子穿着校服，一家人其乐融融。这种场景，就是朱提文化融合最生动的体现，它不是写在史书里的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是刻在每个家庭里的文化基因。
三、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
文化融合的本质，是精神的共鸣。朱提先民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西南夷民族的质朴、勇敢与包容精神；中原文化则为朱提注入了礼制、秩序与创新活力。这种双向互鉴，让朱提文化既具有中原文化的厚重，又蕴含西南夷文化的灵动，形成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特质。
这种特质，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就像朱提的铜洗，既有中原的形制，又有本地的纹饰；就像孟孝琚碑，用的是汉字，写的是儒家经典，但又有边疆书法的独特气质；就像霍承嗣墓的壁画，既有汉式的仪仗，又有夷族的部曲。大家都保留着自己的特点，又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最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龚清，云南省永善县人，1978年12月当兵，在团宣传股任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军报、央媒特约通讯员、特约记者。转业后入央企，历任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已退休。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