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增头
作者：陈希平
（一）
2020年九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到家乡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桃坪寨子赶酒席，有幸与增头本寨的几位老爷子坐一桌，还与最高龄周德仁大表叔挨近而坐，他94岁，依然精神矍铄，谈吐自如，他讲述了红军曾经到增头寨的情形：
“民国24年(1935)阴历四月，红军来增头寨，当时我九岁。就在红军来的前几天，我记得周觐良的祖祖碑加，他的爷爷春保等人在闲谈中说，红灯教‘朱毛’出世了，……。
“那月初七，我在俄入(羌语：地名，下同)田上给玉米薅头道草，只见从东头罗山寨“德尔科’(羌语地名，下同)来了一批队伍。走到“祖得’(地名)时看清楚有二十来个人，穿军装，打绑腿。他们走到地头对大人打招呼，说他们是红军，穷人的队伍，要建立像俄国一样的苏维埃政权，专门为穷人服务，他们还要打到川西坝子，去活捉刘湘、邓锡侯……。接着红军就问保长、甲长是谁。他们叫保、甲长去通知群众在学校坝子上议话开会。那时的学校在下寨“西坝达’(地名)房子背后，紧邻周家祠堂。
“人员渐渐集中起来，黑压压一大片，大家又惊又怕，不敢说话，只有我们小娃儿在人群里穿来跑去看热闹。红军很和蔼，他们从背袋子里取下干粮分给娃娃们吃，这些干粮是用玉米黄豆做的炒面，很香，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大人些看到这种情况，紧张的心情就放松下来。接下来，红军就动员群众选一些代表，选举完，他们当天就往桃坪去了。
“后来听说佳山寨龙自兴家住了红军大领导。我爱人叫王慧芝长我四岁，她老家是桃坪的，红军来时她十三岁，她给我说，建立了桃坪乡新政权。红军用的柴火主要是从增头寨运出来的，增头的大富人是周明文，他家的那一码柴基本上运光了。
“这些柴是桃坪人王新舟用骡马驮运的。红军对穷人好，但对富豪人家很严格，有个叫周敬堂的发财人不敢住在寨子里，听说躲藏在“萨巴格’(地名)的岩窝里，红军走了才回来。罗山寨人刘光汉，他是茂县国民政府的一个什么副官，被称为‘刘副官’，他也没有跑脱。
“红军四月初七在寨子里议话选代表后，时不时往返于桃坪、增头之间。主要工作是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红军。当时增头寨子里也建立了一些红军组织。如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组建少先队，二三十岁的组建游击队，十岁左右的娃娃就是童子队。寨子里也有十多人参加了红军，如上寨王子文的哥哥余保生，中寨周觐清的大伯周先长寿，下寨周明金(周礼明的父亲)、周道云(周道祥的哥哥 )，喜龙(周明勋)的哥哥子龙等参加了少先队；参加游击队比较出名的有上寨朱家的任福寿，中寨周家的有周方寿，下寨周少伦，小寨子余志强的父亲余润林等。
“红军走了以后，听说是从理县翻红桥山到了小金，川军就来了，他们骂红军为“霉老二’，他们对跟着红军走的人的亲属进行了清算，许多人都躲了起来。下寨周少伦没有躲掉，他小名松九，听说在红军刚来那几天就当了营长。抓松九那一天我记得，当天上午他还跑到我们家里来点烟，过后他就回到他自己家里去了。不知哪个通风报了信，川军就直接在他家里逮了他，当场就把松九五花大绑弄到了汶川的下庄，当时就把他打死了。一同绑的还有住在桃坪的王仲玉，川军连打三枪都没有打响，说这个人是真红军，要弄到下头(成都)去，他们没有敢用枪，用的是刀子。王仲玉硬得很，在行刑时大骂川军和通风报信的奸细。
“逮捕王明善也很惊险，红军刚来不久，王明善就当上了通化区苏维埃主席。川军来了以后他也躲藏起来，可是因为他母亲病故，他是牛山寨来增头上寨当上门女婿的，他母亲跟他一起过日子，他只好偷跑回来办理丧事。川军听到王明善回家的音讯后就赶忙派来几个兵，抓他的那天正巧王明善路经下寨的二连哈( 地名)往桃坪方向赶路，他办完母亲后事准备去追赶红军，正巧碰上同村邻居张永丁，张慌忙报信:‘川军来抓你了，松九都被鬼抬轿了(指五花大绑)，固普、固普(意为快跑、快跑)......’，正在说话时，川军几个兵已经出现在“二连哈’的路口上，就是周礼德房屋西侧墙角转弯处，离王明善只有十来步远。王赶忙纵身往庄稼地里跑，沿着玉米地头田坎边飞快地朝河坝头方向逃去。几个兵紧追在后，王明善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地头庄稼的掩护，跑到了对门‘黑布’ (地名 )山里。当兵的累死累活没有收获只好空手回去。王明善大概有两三年都一直躲在深山老林里，不敢回家保住了性命。
“红军在增头、桃坪一带大概住了将近三个月，凡是参加红军队伍的都要发点东西，我父亲也当过游击队员，记得还发过一床毡子。
“我记得红军的枪不太多，多数人都背大刀，穿灰布衣服，头上帽子有红五星，都是手工剪的五星缝上去的，脚上绑灰布裹脚，很朴素。
“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买东西用红军票，是布做的票，有印章。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与老百姓很亲热，还与年轻人一起唱歌跳舞。牛山寨文王世典的老婆就跟红军队伍走了。她本来爱唱爱跳，后来一直没有回来。
“红军撤离后，川军的大部队就马上跟进来了。红军的掩护部队与川军接上了火，天天听到炮火声音。佳山、桃坪、增头的天空上来了十几架飞机，整得像打雷轰响，地皮子都在发抖。老百姓吓得惊慌失措，川军在桃坪裕丰岩上头的山包上架起大炮，对准佳山方向轰击，而实际上红军司令部早几天已离开，只留下少量部队殿后，也是耀武扬威杀鸡给猴看，吓唬老百姓。”
（二）
民国时期，阿坝州理番县（今理县）的桃坪和沟里的增头寨同属一个甲保。红军长征过境理县期间，增头寨有多人在区、乡级苏维埃政府担任要职工作，如桃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明善，工作10多天后又升任通化区苏维埃主席；王仲玉和周少伦（小名松九）是桃坪乡苏维埃副主席，周兼任通化区赤卫（游击）队大队长。
1935年8月，红军队伍陆续撤离后，增头寨确证参加正规红军共8人，但都杳无音讯，一去不复返，因这些战士大多孤苦无依、至亲稀少，时隔多年至解放后，他们的事迹渐渐被人淡忘。留守的苏维埃干部，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杀害，就是整个理县籍380多名参加红军的幸存者也不多，据县志记载解放后仅有20人左右有下落，绝大部分人都牺牲了。
据《阿坝文化史》载，“整个阿坝州参加红军主力部队人数为五千多人，主要参加红四方面军，南下与川军作战后又二次北上，大多编入右纵队。三大主力会师后，大部编入红五军，随董振堂将军西征，在高台战役中牺牲较大，余下又历经了抗日、解放战争至全国解放，到新世纪初，还健在的阿坝州籍藏羌各族红军仅有50余名，占当时参加红军人数的1%左右。在中国革命处于危难时刻、紧要关头，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阿坝州藏、羌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对此有多次的讲述，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期，藏羌人民的革命斗争业绩，形象生动地称之为“牦牛革命”，还再三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我们是欠了番民(泛指今藏族、羌族人民)债的，欠了债是要偿还的。”
那天（2026年5月25日）上午，在朴头的退休老师唐健（79岁）给我说，她曾在阿坝草地红军长征纪念碑文里看到理县籍通化桃坪一带牺牲的红军烈士名字，一长串。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增头大队每年都组织群众代表敲锣打鼓向军烈属去朝贺，披红戴花，载歌载舞，包括解放初期剿匪支前产生的军烈属红属家庭，他们都多少沾上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荣光，以告慰他们的亲人曾经的艰难困苦和艰辛付出。
光阴荏苒，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如今这些家庭后代都寻常而普通，并没有多少感天动地的惊人故事，也正是这一特点，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
（三）
关于王仲玉的事迹，《理县志》“名人轶事收采录”载有两段：
“王仲玉出生于四川省理县桃坪乡，其父王敬之是教书先生，祖籍北川县，王自幼随父读书，15岁停学从农，迁汶川克枯乡后被增头聘为私塾先生，结婚定居增头后又迁居桃坪。1935年5月，红军路经理县，宣传革命道理，开展轰轰烈烈革命斗争。王有一定文化基础，易于接受新思想而积极投身革命，被选为桃坪乡苏维埃副主席。在红军的教育支持下，他积极带领劳苦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帮助红军筹粮、搞运输等。8月，红军陆续北上，他因病留下坚持斗争。
红军走后，国民党政府组织反共清乡队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桃坪清乡队长陈东山在一天黄昏，带领一批爪牙，突然包围王仲玉的房子(仲玉结婚后迁居桃坪村)，对他家进行抄家、毒打，对王施以酷刑，后被五花大绑送往下庄（今属汶川县辖地）川军旅部公开枪杀，行刑时，士兵连发三枪都未打响，士兵紧张得不知所措，指挥官再三怂恿继续开枪，王仲玉闻声回头呵斥“你们打了几枪都打不响，说明我不该死，你们还要干什么?”土兵们心虚不敢再打，于是押往灌县（今都江堰市）师部。据说那里的士兵听到“王仲玉是枪打不死的”，便施以刀刮身亡。后来，老百姓相互传说，王仲玉是枪打不进的真红军。”
王仲玉这个名字还出现在桃坪乡增头村陈姓宗谱里：
陈永康，号锡周，娶王氏，生二女，长女招本寨周正清，取名陈福春；次女招本地私塾教师王仲玉，取名陈福荣，生二子：陈秉奉，陈秉林；陈秉奉娶杨氏，生一儿一女，儿陈明高，夭折，女陈代娣，远嫁茨里沟毛吉元；陈秉林，娶李氏一儿一女，子明远，女桂凤……。
这个陈姓宗支簿（宗谱）现增头桃坪陈姓各家有存，其门族至今主要居住于增头、桃坪两地，桃坪居沟口，增头是个大寨子，进深10多公里山路，徒步两个小时左右到达，除了老少均负重前行。清代至民国与桃坪同属一行政村寨，桃坪居于山脚低海拔，但地狭人少住户不多，寨中多有从桃坪、古城一带嫁到高山增头大寨的毫不为怪。《理县志》讲王仲玉被聘为增头村私塾教师而不是桃坪，应有其特别的因由。宗谱中的陈福春(周治维)陈福荣(王仲玉)均属于陈家上门女婿。羌区惯例：主家没有儿子必招赘一男子，并跟随改用妻家父姓，以支撑承顶女方门户，延续家族香火。作为上门女婿虽有些不乐意却也有多种原因，而女方家庭也肯定要选择一个忠诚可靠信得过的男子无疑。增头能聘请私塾老师的原因是人口相对集中，主要有上、中、下、小四寨，土地宽阔，人烟兴盛，清代乾隆之后这里出有好几个秀才，还有举人、贡生，民国初期尚有廪生1人，均有减免赋税徭役，见知县不下跪的待遇，现如今增头寨有两处双斗石桅杆，那是科举时代家族考取功名的标志性建筑，解放后尚有遗迹和桅杆地名，均在“文革”时期毁弃。如今多已搬迁遗成废墟，近十来年在都江堰才有了每年一两次的老乡会。秀才家庭到了民国虽没有了待遇但祖传的荣耀威仪和家风尚在，于是居于克枯的王仲玉看中增头寨的文化氛围和高于其它地方的私塾薪俸，说是薪俸其实就是能按月给予一定的钱两或实物（粮食），王仲玉父亲王敬之在他15岁时穷困愁潦倒中突然病故，正是县志讲王仲玉15岁弃学从农的原因。
王仲玉二十六七岁时便带着老母一同走上增头寨应聘，衣食稍有保障，并与下寨陈永康的幺女认识，丈人陈永康，名号为锡周，有一定文化见识和出息，早年在茂州（茂县）做生意买断土地岭东边一条山沟，取名陈家沟，最终吃上一桩官司被人陷害而中年亡故，母亲王氏婚后随丈夫东奔西闯，为半年多的土地财产官司当尽田地房产也未能挽救丈夫性命，王氏带着仅剩的一些资财和两女儿返回到老家增头耕种祖业，两女自小对家庭文化环境熏陶耳濡目染，初识三字经幼学琼林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等。王仲玉为了这份真爱，也为生计答应陈家条件。老母亲欣赏女婿先生身份的才学和为人处世的品质而允准这门婚事，此即县志讲“后结婚，定居增头”的原因，大概增头生活有十来年，聪明的母亲陈王氏便专次在桃坪给他们置买田产安家立户，算是两处给陈家续起香火，老母亲也算填补了她没有儿子的缺憾，这便是县志所说“婚后迁居桃坪”的原因。
上世纪三十年代，理番县已广种大烟，政府连年禁烟，却是“贼喊捉贼为骗人，贩烟乃是禁烟人”，因为种烟利润大，老百姓最先是种在田边地角，后来上等熟田全种上，官府连年加码增收烟捐，上下污吏巧取豪夺，军阀警察地痞流氓参与其中敲诈勒索，岷江沿岸川军阀割据纷争，土屯军抗捐争战不断，百姓可谓苦不堪言，王仲玉亲母、丈母均先后积劳成疾去世。1933年，茂县叠溪大地震，王仲玉所居增头桃坪一带房舍倒塌人畜伤亡，民国政府无能为力，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不为过。王本人因多灾多难亦身染疾患，红军来后使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1935年5月，王仲玉50岁，中国工农红军驻留时间将近3个月，红军深入各村寨访贫问苦，宣传动员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因为王仲玉是教书先生最易接受全新革命思想的缘故，当时有许多红军都愿与他亲切交谈，其中就有时任理番县委书记的红军干部张良，一口流利川话。王仲玉基本弄明白了十月革命、列宁、苏维埃政权，共产党、共产主义、中国工农红军、反动统治阶级这些名词。当王知道这些红军指战员也多是贫苦平民出身时更是激动不已，当时张书记身边还有两个小娃儿，一个是勤务员董松平（又名张志友，参加红军到延安，后任理县林业局局长），是本乡古城沙坝的放羊娃；一个是新兵大队传令兵胡宗林（藏名仁钦索朗，本县薛城镇甲米沟帮工，参加红军到陕北，解放后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都是十五六岁的穷孩子。贫苦百姓竟然有自己的队伍，这让王仲玉心灵震动很大，很快投身于苏维埃革命之中，他和松九被当选为桃坪乡的苏维埃副主席，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全面负责，因为乡主席王明善已担任通化区的主席职务，松九（周少伦）兼任通化区、乡的赤卫军、游击队的工作。王仲玉还兴奋地给张良书记谈到自己祖父就是因参加反抗官府盘剥受到追缉，一家人从北川逃难到理番县。
1935年6月中旬，王仲玉和王明善到理番县城薛城开会,县委书记换成樊学文（1912—1978，四川苍溪人，开国少将），前任书记张良所在部队已经开拔，专门给他代话说坚持斗争我们很快要打回来，王仲玉还见到了曾经很熟识的好友张振福（参加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解放初期转业地方担任理县首任县长，阿坝州检察院检察长，州政协副主席，1970年去世），当时张35岁，正在川陕省委工作团当翻译，因为张是木卡列列寨人，是泥水匠，经常到挨近的通化桃坪一带做活路，给王仲玉家砌墙修房有交情，王仲玉（陈福荣）大为感叹羡慕张振福比他年轻，张随即担任理番县新兵连连长，最后到达陕北。
遵照县苏维埃政府的要求，一是“扩红”，二是巩固新生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红军领导指示苏维埃干部要深入宣传动员更多贫苦番（本地少数民族）汉青年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王仲玉作为桃坪乡苏维埃主要干部，他的足迹遍及桃坪乡各村寨：佳山、增头、古城、谢溪、孔地坪、牛山、罗山。两王和松九在佳山寨龙自兴家还接受红四方面军领导的会见，龙家正是总指挥徐向前住宿、办公、会客的地点，其他还有张国焘、陈昌浩、王树声等在佳山修整了几天，会见了当地许多苏维埃干部及番民代表。龙家大门那副对联：斧头砍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对王仲玉印象特别深刻。
由于王仲玉的辛勤工作，增头寨除王明善到通化区担任主席外，他还举荐周方寿担任增头村苏维埃主席，周方寿参加红军部队后由周乐寿继任，寨中还有任福寿周九山周友林周胡山等成员参加乡、村苏维埃政府工作，老百姓恨透反动政府的压榨剥削，整个通化区和桃坪乡的苏维埃工作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王仲玉极大的革命工作热情为一些被分了土地财产的敌对势力分子所仇恨，而红军快速的撤离是王仲玉等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四）
红军刚一离境，国民党川军21、28、45军各一部窜入理县各地“清剿”，逃亡、隐身的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吏、守备、土司、头人、地主豪绅、反动袍哥等纷纷出笼，配合组成“还乡团”，对苏维埃干部、革命积极分子、掉队红军和伤病员反攻倒算疯狂搜捕杀害，企图绞杀一切革命力量，全县有姓名可考牺牲者即有235人。
整个通化区，只有苏维埃区政府主席王明善在本地乡亲千方百计掩护下幸免一死，他在增头和相邻的三岔沟大山里风餐露宿东藏西躲，险过各种搜捕，迎来1950年理县解放，王当时已近六十，积极参加新政权建设，是增头村第一任治保主任，多次出席县、区、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与理县首任县长张振福（参加红军时15岁）有多次会面与工作交往，王代表成为当时全寨村民的一贯称呼。他曾因参与村级管理发生过一些所谓贪污故事，上面派人来核查后属于子虚乌有，王明善于1986年冬去世，享年91岁，其后代现今居住于增头、桃坪两地，他们都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子。
通化区赤卫队队长周少伦（松九），管辖全区游击队活动，当时增头寨所有年轻人都编入了游击队，松九幼时喜好打猎，弄枪使棒，年轻时即在外面闯荡，后来结婚成家也如此，红四方面军在川东通南巴闹革命向西挺进时，松九就在半途赶上红军队伍，经过交往交流并毅然参加红军，喜爱上这支打土豪分田地的穷人队伍，并知道了红四方面军西向在要与中央朱毛红军会师，建立川陕甘赤区革命根据地，一路随红军到达家乡理番县。据本地老人讲，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都喊松九为周营长，松九后来被上级命令他留下坚持斗争，因为红四方面军个别部队都听到消息，他们还要打到成都灌县去吃大米。松九被反动派杀害后，其妻龙文凤（佳山寨人）十来年未嫁人，后经人再三劝说下，嫁与增头寨有名的本土道士周礼朝，人称胡（一说是符，常画符的缘故和玉石眼镜，一块铜印）先生，解放后夫妻俩得到公社大队的红军烈属优待，数次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胡先生都未受到冲击，后因没有儿女成为五保户，衣食无忧，生活很不错，上世纪每一年，队上都组织人员选时间去敲锣打鼓唱歌跳舞到她家慰问，有一年因为去恭喜的人太多，胡先生（寨中晚辈都称作先生爷爷）刚喊一声：请坐，火塘与二楼露台之间的导楼“轰隆”一声掉落到底楼的圈畜里，三十多人居然没有一受伤，只是黑灯瞎火纷乱了一阵才平安撤出。人民政府每年给两位老人粮钱补助，生活超出一般，因为他俩住在村寨学堂旁边，是队里给几个五保户修的几间房屋，我们经常去闲坐下象棋，看他俩吃油大羡慕得不得了。双老人于一九九几年过世。
增头小寨子“锅阙”（住地名）周觐花（小名银花）的父亲参加了红军，叫周方寿，周因其红军连队人员紧缺任务紧急，属于红军殿后的掩护部队，要阻击尾随的川军45军一个团。他随红33军99师一部最后一批撤离薛城（红军政委王德安牺牲），部队当夜北上后，留下妻子周道秀（周道宽亲妹）母女，这个独女子长大后，嫁与上寨王子文，并一同带上自己的母亲，由小寨子去上寨组建了新家庭，王与妻子、老丈母一起生活，他们望眼期盼了几十年，周方寿却始终没有回来，也没有传来任何音讯，直到银花母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死后归葬到周方寿家祖坟园地。王子文也是孤儿出身，在其大伯家长大，以后他们育有两儿一女，如今都已各自成家发展。
另有一户叫红龙的年轻人参加了藏民团，1958年配合人民解放军草地剿匪，没有归来，也是每年队里以军烈属相待，后来听到人民广播电台上说红龙去了印度并没有牺牲，上级部门即取消了他们的优待资格。
王仲玉（陈福荣）的后代今为陈姓一支，增头陈氏宗族排行是一首四言绝句：万正世永，福秉明荣，希昌国大，钟子朝廷，可知历史年代不长，清代自乾隆平定金川后，羌区社会开始相对安定，且允许该地科考，估计排行为陈万才时代，虽几次秀才未中，但亦有一定学识，约在道光年间写成的陈氏牌行，至陈永康之婿陈福荣（王仲玉）为第5代，留在增头的陈福春（周治维）去世较早，其妻（王仲玉的妻姐）深受父母教诲而育子有方，生四男一女，其中陈鼎丰（秉铭，二爷）和陈万益（秉钧，三爷）担任过副乡长、乡长，袍哥大爷等职务，解放后四男均划为地主。居于桃坪的王仲玉（陈福荣）被反动派杀害后惨遭浩劫，妻子带孩子曾避难增头各寨，后家境衰微，断壁残垣遮身，不久去世，两子陈秉奉，陈秉林帮人下苦历尽艰辛长大成人，长子陈秉奉娶本地杨氏生子陈明高夭折，生女代娣远嫁不知下落，算是无后；次子陈秉林与李氏生子陈明远，陈明远受三爸（乡长陈万益）关照娶罗山刘氏生子陈荣昌，荣昌自小天资聪慧得些家族文化教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是桃坪村老干部，不幸1975年因车祸亡故，其后代现散居于各地，特点也就是平凡普通。
寻常乡间寻常事，红色革命红色情。假如当初红军不走，一直如陕甘宁根据地一样的松理茂赤区，对敌斗争会更异常的艰难困苦。历史再次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北上的方针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使我们的红军不断发展壮大由弱变强，贫苦百姓最终迎来了真正的翻身解放。
有朱老总《寄南征诸将》诗证：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气胜秋风。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旗满地红。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做主人翁。
红色先烈永垂不朽！
2021年仲春编写，2026年5月下旬再修正。
参考资料：
1、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羌族史略》。
2、理县史志中心：《理县革命老区发展史》
3、《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2期：《红军长征过理县》
4、王永安：《羌在增头》
5、《阿坝文化史》（2006年四川民族出版社）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