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谷芳华
——书法家李慧君先生纪略
文/卢祖军
公元2026年7月11日清晨5时10分,李慧君先生在都匀家中安详辞世,享年九十五岁。
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手机屏幕上是李宁主席发来的讣告,寥寥数语,却字字千钧。我怔了许久,眼前浮现的,是三年前在绿博园推着轮椅的那个午后——先生坐在轮椅上,指着山上那些刻了字的石头,眼睛里闪着光。
那一面之后,我再没见过她。如今想来,竟成永诀。
我当即联系了朋友代为致奠,聊表寸心。
挂掉电话,我坐在酒店的窗前,决定把与先生仅有的一次交往,以及她波澜壮阔的一生,好好地写下来。这不仅是对一位国宝级书法家的纪念,也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
1932年,李慧君先生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满族贵族之家。
她的父亲姓瓜尔佳氏——那是满族八大姓之首。这个姓氏在清史上赫赫有名:配享太庙的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顾命为辅政大臣的三朝元老鳌拜、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祖父军机大臣荣禄,都出自瓜尔佳氏。先生的先祖观音保以武功扬名,乾隆年间因战功卓著成为紫光阁画像二百八十名功臣之一,获授“卓里克图巴图鲁”称号,后战死沙场,《清史稿》有传。
母亲姓爱新觉罗氏——那是皇族之姓。先生的先祖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与叔父多尔衮争夺王位,最终双方皆未登基,豪格受封肃亲王——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世袭罔替。先生的曾外祖父爱新觉罗·华丰,是第八代肃亲王。外祖父隆志,封二等镇国公,头品顶戴。
这样的出身,放在一百年前,是真正的天潢贵胄。
然而先生出生时,已是民国。满清覆灭后,八旗子弟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饱受歧视,甚至无法工作。先生的祖父李承荫本是宫廷御医,曾任太医院院判(副院长),京城名医韩一斋曾跟随其学习。但因旗人身份无法行医,于民国五年(1916年)申请将“旗籍”改为“民籍”,获内务府批准。从此,家族皆以李为姓,改为汉族。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族政策使满族地位得到提高,李氏族人遂改回满族身份。
先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从云端跌落尘埃的贵族之家。她身上流淌着两个姓氏的血液,一个代表武功与权势,一个代表皇权与正统。然而她来到这个世界时,这一切都已成往事。
父亲李稚余自幼随父学习中医,曾就读于北京国医学院,后以行医为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宣武医院中医科主任,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八大中医之一,北京名中医郑春元、吴作君等都是他的弟子。李稚余医术精湛,中医科设保健室,专为中央领导及家属看病。
母亲金受芝自幼随著名镖师沈辅臣习武,其习武照片刊载于1928年10月20日的《北京画报》上,年少成名,被武林前辈赞为“将门虎女,巾帼小将”。新中国成立后,在好友李洪春建议下开设“金受芝武术社”授徒,与当时著名的四民武术社等齐名,培养数百名弟子。
李稚余和金受芝共育有三子二女,无人继承他们精湛的医术和武术。但二人都喜欢书法和京剧,受家庭熏陶,长女李慧君自幼喜爱书法并将其发扬光大。
五岁那年,父亲决定让小慧君正式拜师学习书法。
因父亲酷爱京剧,多与京剧名家来往,便拜了当时名满京城、人称“书法、绘画、戏曲三绝”的京剧老生大家时慧宝为师。时慧宝的书法名冠梨园界,其在演出中常现场手书,称为一绝。位于北京西城区樱桃斜街的梨园公会“梨园永固”题字即为其所写。
小慧君跟随时慧宝先生,接受了严格的教育。据先生晚年回忆:“每次到老师家,先向孔圣人行礼,然后再向先生行礼,再向父亲行礼。事毕,老师才示我坐在专为我准备的小凳上。桌上除去文房四宝,还有一件镇物——戒尺。老师俯身教我执笔写字,还说:‘这孩子老邦,好教。’老师告诫我:‘你一顿不吃饭行不行?一天不吃饭行不行?一天一顿饭不吃不行,那么练功写字亦然。写字在先,吃饭在后,我也是如此。’先生身体力行,任人皆知,每天不写字、不练功,就不进餐。”
先生的教诲为李慧君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养成了坚持一生的良好书法习惯。日后无论经历怎样的跌宕人生,她都从未放弃每日研习书法,迄今已坚持八十余年。
在跟随时慧宝先生学习的同时,父亲亦教导着小慧君。在她八岁那年,父亲为她写下八个大字作为座右铭:“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父亲嘱咐小慧君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勤奋好学,用生命来完善自己的言行。他说:“中国人要有血气!志不强者则智不达!”
这八个字,成为先生此后坚守一生的信条。
甚为遗憾的是,时慧宝先生1943年病逝,这令已与他有深厚感情而又酷爱书法的李慧君常常暗自伤心落泪。见女儿热爱书法,父亲决定亲自教女儿习字,主要以石鼓文与历代碑刻为研习对象。此后,李慧君便以此为终生书法研习的方向。
父亲教导李慧君要谨记:“书之功夫,更在书外,我儿务必苦学终身,持之以恒,是我所望”。他还提到黄庭坚的一段话:“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书法能反映人的个性、学养和气质,这促使李慧君在学书法的同时,兼学国学经典、文学、文字学、书论等。她一生都在努力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力争像柳公权说的那样“心正则笔正”。
1947年,对于十五岁的李慧君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此时抗战胜利不过两年,国家满目疮痍,中医又日渐衰落,加上有家人吸食鸦片,生活难以为继。四个弟妹尚幼,作为家中长女,父母决定让年仅十五岁的李慧君出嫁。毕竟是前清贵族家的千金,招亲的消息一经传出,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然而此时的李慧君已经有了自主意识的萌芽,她无法接受父母的安排,决定逃走。
1947年秋的一天,李慧君逃出家门,向胡同外奔去。慌乱中撞上了一名军官,她向这位军官倾诉自己的遭遇,乞求他的帮助。谁料这位军官也是慕名前来提亲的人。此时孤独无依的李慧君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依靠,接受了他。
先生后来的丈夫黄恩品,是贵州省都匀市人,属傅作义部队,此时正驻防北京。多年以后,回忆起父母为自己招亲的往事,先生仍不能释怀,认为那是买卖婚姻。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领二十五万守军起义。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北京,北京和平解放。李慧君跟着随军起义的丈夫黄恩品,回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都匀市。
离开了生养自己十七年的家乡北京。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1950年冬,李慧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西南军政大学女生大队三中队当学员,驻地在重庆歌乐山。
因为能写会画,李慧君被推选为墙报委员,负责组稿、排版、画刊头和插画等。1951年,军大改名“西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因无相应教材和教具,李慧君调至高级步兵兵器系,负责武器、战术、教学挂图等教具的制作。
李慧君在学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丈夫黄恩品也在兵器系做教员,年仅一岁的小女儿有保姆费请人照顾,学校从各方面都给予了很好的关照。先生晚年还记得,时任副政治委员的余秋里曾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
1952年,国家从战略考虑,准备将第二步兵学校从重庆迁往黑龙江哈尔滨。只有少部分教员及学员可以转到即将组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校鼓励大部分教员及学员转业。李慧君和丈夫黄恩品决定转业。
1952年夏,李慧君和丈夫带着三岁的女儿从重庆出发,经遵义、贵阳回到都匀。
1953年6月,李慧君被安排到都匀一小教书。一个月后,她主动要求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最终她选择了坝固——一个地处都匀市东三十公里远的苗族山乡。丈夫黄恩品也选择随她一道去坝固小学教书。
年轻的李慧君乐天知命,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工作中。她用自己的钱为学生买书本、交学费,教孩子们写字唱歌,为孩子们剃头,为当地农家写对联。她与学生、家长及当地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然而命运的重击很快就来了。
1958年初,丈夫因国民党起义军官的历史问题,被有关机关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送去劳教。李慧君被划为反革命家属。此后,她一直是批斗的对象。1967年,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只有三岁。
每月仅靠二十几元的工资,养活三个孩子。她学着纳鞋底、做木工,上山找草药、打铁、挑粪、砍柴、栽秧、犁田耙地。
但她仍一刻未曾忘记读书。家里的书已被洗劫一空,她就向朋友借书来抄,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手抄本唐诗、宋词、《幼学琼林》《论语》等书。她让苦难的生活从未失去希望。
在那艰辛的岁月里,先生从未忘记幼时父亲和时慧宝先生的教诲,日日研习书法。笔墨纸砚已荡然无存,她便到河边,用树枝划沙练字。天地间,一个倔强而刚毅的女子,用生命践行了父亲为她题写的八字座右铭。
先生曾笑谈她的一次犁田经历。生产队支书在田坎上坐着抽烟看她犁田,犁完了他下田用脚试着摸田角,赞许地笑着说:“你们秀才不简单,这个田角你是怎么犁得和我们也有一比?”李慧君在地上用手比划,说自己是用写“口”字的笔法去犁这个角的。
至今忆起在坝固长达三十年的艰苦岁月,先生常不以为意。她更多记得的是坝固幽美的山水和质朴的苗族农民兄弟姐妹。她曾为自己取号“幽谷村妇”,以此纪念自己在坝固的乡村生活。后来她有多次机会离开贵州,最终都选择留下,因为她说她喜欢这里。退休后,先生多次回到坝固,并向坝固中学捐赠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其他书籍。
1982年,李慧君先生从坝固中学调到都匀民族师范学校,参与了全省师范美术教材的编写,并为本校学生编写书法系列教材及美工教材等。同年加入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在省书法展中荣获一等奖。
1984年,当选贵州省书法家协会黔南分会主席。1985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贵州分会常务理事。
1987年,作品入选国际临书大展,并编入精选本。日本、新加坡、德国、美国、泰国、加拿大等国际友人都收藏了先生作品。台湾、香港等地区的书展和布达拉宫等地也都展出了先生书作。
1987年10月至1993年3月,当选都匀市政协副主席。
1992年,在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展出七十六幅扇面。1993年,应贵州省博物馆之邀,举办个人书法展。
1994年,获省文联颁发“从事文艺工作四十年”纪念证书,国家民委颁发“民族艺术家奖”,获“世界华人艺术家”荣誉证书。
1995年,在中共黔南州委的支持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展览得到邹家华副总理和李铁映副委员长及文化部的关照。同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先生的个展恰逢其时,受到中央领导和国外友人、专家的好评。
1997年,应邀请以“大陆十大书画名家”身份参加中国第四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研讨会,同时举办展览、参加笔会交流演示。
1998年,参加澳门国际书画交流展,作品编入专辑。同年参加抗洪救灾书画义卖,受到中国书协光荣榜的表彰。
2014年11月10日,“李慧君书法艺术研讨会暨书法作品展”在贵阳美术馆举行。
先生已八十二岁高龄。此次展出作品共一百二十余幅,包括对联、多条屏、中堂、拓片、扇面等各种规格。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郭瑞谈到,李慧君的书法艺术作品不仅是贵州的一笔文化财富,更是中华文化的一笔财富。省内外专家纷纷对先生的书法艺术做出高度评价,认为其作品堪称国宝级的艺术瑰宝,是在贵州秀美的山水中生长出的大师级书法艺术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世征先生手持长达十五页的手写发言稿。他提出先生“书兼三气,德高一方”。
所谓“三气”,即金石气、书卷气和闺阁气。
金石气——先生主攻金文大篆,用毛笔写出来的字具有铸刻出来的那种质朴古拙之美。清人翁方纲说“书法以厚重为本”,中国书法美的根本,就是大篆线条中厚重质朴的美。先生的《临散氏盘铭》中,线条的凝练质朴、坚实沉稳,便呈现了这样一种美。
书卷气——指的是读书人温文尔雅的书法风尚。王世征认为书法家要有独立的人格、富赡的学养以及卓异的情操。他感慨,在当今社会,能如先生一般有书家传承、有书卷气、潜心钻研书法艺术的人已经不多了。
闺阁气——专指女性书家作品中的阴柔之美。先生的《篆书大学·中庸·孟子》中的阴柔之美,与清人吴大徵《篆书论语》中的阳刚之气形成鲜明对照,且相得益彰。先生的书法作品填补了我国用篆书书写全部《四书》的空白,不仅弘扬了儒家经典,也为大篆书写注入了一股不容小觑的“闺阁气”。
在评介了先生的书法艺术后,王世征又谈到了她的品格。他写道:“我与李先生远隔千里,缘悭一面。但从她的书法集中,我认为她有如下品格:高雅脱俗,才情富赡,坚韧不拔。”后听闻先生的身世遭遇,得知她乃清室后裔,却在贵州山区从事教育三十年,多年来还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更添心中的敬意。
省文史馆馆员黄济云说,李慧君最爱贵州山水,故愿意长期留在贵州。她之所以达到今天的水平,其难能可贵的精神在于锲而不舍、孜孜不倦,融汇贵州山水之灵气,中国文字的“质”在笔尖流溢。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撰写展览前言,言及先生“为人古介,古道热肠,爱黔南如故乡”。
贵州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朴光读先生的《汉风楚韵》和《李慧书法集》,如品清茶,似饮甘醇,但觉齿舌留香,美不胜收。他写道:“她的汉画像石拓片,题材广泛,绘刻精良,多为汉画像石的代表作。根据每幅作品的内容,选择与之契合的文字和书体,题写在画面之上。题书内容多取材于楚辞、汉赋、经书、典故;书体则有大篆、小篆、隶书、简册等;题书的布局、色彩,字体的大小、疏密,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做到了书画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2018年4月17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在图书馆旁建成“日日新碑廊”。
碑廊占地二千六百平方米,共展示石鼓文、篆书等碑刻书法作品一百四十幅、印章四十二枚。这是一个集国学、书法、篆刻艺术为一体的校园文化艺术碑廊,历时三年,耗资四百多万建成。碑廊以李慧君先生多种书体作品为主,兼收历代名家法帖石刻。
“日日新”三字,出自《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先生以此为碑廊命名,寄托了对后学日新其德的殷切期望。
先生深爱山水优美、民风淳朴的第二故乡都匀,先后向自己曾工作过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坝固小学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等捐赠多件书法作品。她还曾向中山大学、孔学堂、同龢书院等单位捐赠书法作品多幅。
2000年,先生捐赠作品给中华书画公益笔会,为希望工程《中华古诗文读本》进行义卖。1998年,捐出个人书作为抗洪赈灾义卖。她还曾被评为“民族优秀艺术家”,获国家“德艺双馨”奖。
回顾近百年人生历程,尽管历经磨难,先生始终心怀感激,感谢国家、社会和人民给予她丰厚的滋养。
我与先生见的最后一面。这一面足以铭记终生。
那是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下午,我与相关领导还有李慧君先生,一同去绿博园考察。
绿博园是2020年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的主办场地,位于都匀市青云湖畔。彼时园区刚刚建成不久,如何做好后续的文化提升和运营,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调研组考虑先生是黔南最德高望重的书法家,请她去把把脉,再合适不过了。
但那一天,李先生不仅是去“把脉”的,更是去“交代后事”的。
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当时已九十高龄,她个人投入了一生积蓄一百六十五万元,将数十年间书写的涵盖草、隶、篆、楷、金文、石鼓文等字体的中外名人名言书法作品,碑刻了一百六十块;又刻了大小迥异、字体各异的百个“寿”字,集成百寿山,全部无偿捐赠给绿博园。那天她坐在轮椅上,我推着她,走遍了园区里那些堆放碑石的角落。她指着那些横躺在地上的石刻,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急切:“这些碑,要立起来。立起来,才对得起这些字。”
我推着轮椅,一路听她讲每一块碑的内容、每一种字体的出处,如数家珍。她说,碑林不仅要展示书法之美,更要传递文化之魂。那天风很大,她的白发被吹乱,但她始终坐得笔直。
然而,那天我也看到,两百六十块石刻寂寞地横躺在地上,有的被荒草半掩,有的边缘已长出青苔。先生说,她希望这些碑能尽快安置成绿博园李慧君石刻书法碑廊和百寿山,但安置资金一直不到位。
从绿博园出来,我们又去了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参观“日日新碑廊”。碑廊里全是先生的作品——石鼓文、篆书,一笔一画,古朴厚重。先生坐在轮椅上,看着自己的作品被刻在石头上、立在校园里,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我初识先生,其实更早一些。那是李宁老师在都匀石板街的门店,六十来平米的小店,像一个小型展馆,三面墙上挂满了书法、绘画、扇面等作品,每一幅都精心装裱。店里总共有五十余件作品,都是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多年的创作心血。
那天在石板街初见先生,我只觉得她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并未多想。直到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她这一生竟有如此波澜壮阔的故事。但那一次之后,我与先生再无交集,直到2023年秋天。
那一年十月,我再次登门拜访先生。这次不是陪同考察,而是为了一桩私事——也是公事。我家乡独山上司镇下江寨旁有一座天然溶洞,名唤双虹洞,洞高百余米,暗河奔涌,钟乳万千。明代徐霞客曾游历至此,洞口崖壁上刻着清末文人郑联枝避乱入洞时留下的诗作,洞内还保留着太平天国时期和抗战时期万余人避难的灶坑和石墙。那是自然遗产与人文记忆交汇的地方,却始终藏在深山无人识。
那几年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家乡的文旅做起来。思来想去,得出一个朴素的结论:旅游要有持续性,必须有文化底蕴;有文化底蕴,才是有灵魂的旅游。光有山水不行,山水到处都有,真正能让人记住的,是故事,是文脉。而双虹洞最缺的,就是一块能让人一眼记住的文化标识——比如,有人题写洞名,刻在石壁上。
正是在这个念头的驱动下,我找到了先生。
九十多岁的先生听完我的来意,没有多问,没有推辞。她让人铺开宣纸,提笔蘸墨,凝神片刻,随即落笔——“双虹洞”三个大字跃然纸上。金石气扑面而来,笔力雄健,朴拙厚重。搁笔之后,先生端详了片刻,对我说:“这几个字,你以后刻在洞口的石壁上。自然造化配人文笔墨,才留得住人。”
我捧着那幅字,手心出汗。
先生又说:“你既然有心为家乡做事,就要做到底。刻字的事不急,但一定要做。”
我郑重应下。那幅字我带回家。每次看见那幅字,心里都沉甸甸的——那是先生九十多岁高龄为我家乡写下的一份期许。
可惜,先生赐字至今已近三年,我仍未将它刻上石壁。每每想起,总觉得辜负了先生的一片心意,也辜负了那一笔一画里沉甸甸的托付。

如今先生已去,这幅字成了我手里最珍贵的遗物之一。她写下的不仅是三个字,更是对我这样一个后辈的信任,对贵州山水的一份深情。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她写的字刻到石壁上,让每一个走进双虹洞的人,都能看到先生笔墨的筋骨,读到这个姓氏背后的故事。
这也是我欠先生的一个承诺。
先生晚年一直坚持创作,积极探索和研究书法艺术,致力于把中国书法推向世界。她有多次机会离开贵州,最终都选择留下,因为她说她喜欢这里。
李宁主席曾介绍,因为场地有限,“清风楼”里展出的五十余幅作品仅是冰山一角。先生一生创作了一千多幅作品。李宁希望今后能有更大的空间、更好的条件,将母亲的作品进行展陈,影响更多人爱上书法、爱上文艺事业。这也是先生和他的心愿。
先生晚年视力不好,但仍坚持挥毫。2016年5月,八十五岁的先生冒雨赶到贵阳,向孔学堂无偿捐赠数十年精心创作的《汉风楚韵》等佳作。尽管视力不佳,她还坚持现场题写“万世师表”四个篆书作品赠送给孔学堂。
先生的书法作品集包括《李慧君书法集》《汉风楚韵》《墨盦百扇》《篆书大学》《篆书中庸》《篆书孟子》《篆书道德经》等。其中《李慧君篆书老子》《篆书大学》《篆书孟子》是继我国自清朝吴大徵写的《篆书论语》之后,填补了我国用大篆书写全部《四书》的空白。
2026年7月11日清晨5时10分,先生走了。
李宁老师在讣告上写着:“家母李慧君老太,于公元2026年7月11日清晨5时10分福寿全归、安然辞世,享九十五岁高寿。老太毕生深耕教育事业六十载,门下桃李遍及四海,一生热忱投身公益,仁善品格广受亲友邻里敬重。”
先生的一生,是从北京到都匀的三千里路,是从贵族千金到幽谷村妇的跌宕人生,是从用树枝在河沙上划字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艺术旅程。
她经历了家族的衰落、国家的动荡、个人的苦难,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坝固的田间地头,她用树枝划沙练字;在批斗的间隙,她偷闲研习碑帖;在丈夫去世、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艰难岁月里,她仍然“无一日不学习,无一日不临池”。
父亲在她八岁时写下的八个字——“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她用了一辈子来践行。
先生曾为自己取号“幽谷村妇”。幽谷,是她度过三十年青春的地方;村妇,是她在那三十年里的身份。但她从幽谷中走出来时,带出的不仅是满身的泥土气息,还有一手惊世骇俗的书法。
2014年的研讨会上,专家们说先生的书法作品是“国宝”。有人说,这样的书家不会再生。还有人说,先生可与贵州另一著名女书法家萧娴媲美。
而我更愿意记住的,是2023年那个午后,我推着轮椅上的先生,在绿博园的山路上缓缓前行。她指着那些散落的石头,说可以在上面刻字。她的声音很轻,像风穿过石缝。
如今先生已去,那些石头上的字却留了下来。风吹日晒,字迹会斑驳,但先生留在黔南大地上的精神印记,不会消失。
先生千古。
(作者:卢祖军 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