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镇北台
作者：刘嘉耘
车出榆林，北行约10里，便到了镇北台。中国古建筑保护泰斗罗哲文先生曾说，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巨龙，山海关是龙头，嘉峪关是龙尾，那么镇北台就是巨龙的心脏。而这里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说是拜访，毋宁说是叩访。
一
我是从景区门口进入的，景区门头由著名绘画家、书法家刘文西题写的：“镇北台”三字。两侧题写：东连山海西接嘉裕万里长城第一台 南蔽秦陇北瞰河套榆塞固垒镇九边。
沿着新修的石阶缓步而上，宏伟的镇北台逐渐显露全貌，沿着青石而走，步入“款贡城”遗址，款贡城和镇北台同时修筑修筑，款贡城是明万里长城上唯一“官市”，是蒙汉官员敬献贡品、贸易洽谈、办理公务的城池，镇北台呈正方形，总四层，每层面积由下至上逐次减小，台高30余米，台基北长82米，南长76米，东西各长64米，占地面积5056平方米，外砌砖石、内夯黄土、外形方正，各层均设有多处瞭望口。
登临台顶，四望苍茫。南面，榆林城高楼林立，北面，毛乌素沙地苍苍茫茫，黄沙与蓝天相接处，似有若无地横亘着一道残破的边墙；东西两侧，款贡城、易马城的遗址依稀可辨，断壁残垣在秋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
站在台上四望，这三座建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边防体系：镇北台负责军事瞭望，款贡城用于接待蒙古使者、举行纳贡仪式，易马城则是互市贸易的场所。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相得益彰。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军事要塞，已经在这里站立了四百多个年头。作为明长城中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墩台式建筑，并且是万里长城中最大的军事观察哨望与军事指挥台留存的镇北台，曾经是九边防御体系中最西端延绥镇的咽喉。当年的延绥巡抚涂宗浚，耗费白银七千两，征用民夫三千余人，历时两年方成此台。台成之日，涂宗浚亲自登临，但见“黄河如带，青山隐隐”。他给这座台取名“镇北台”，又在南门题写“向明”二字，取“心向大明”之意。
为什么要修这座台？涂宗浚是江西南昌人，进士出身，万历三十四年受命巡抚延绥。他到任那年，蒙古火落赤、摆言太等部不断侵扰榆林，破坏互市。涂宗浚率军出击，败敌于安边塞，又败之于保宁、高家堡。蒙古诸部这才老实下来，重开红山市，“输诚献罚，誓守外藩”。
打了胜仗，本可高枕无忧。但涂宗浚登上红山，望着山下“万骑辐辏”的互市场景，却生出一丝隐忧：“当贡市期，万骑辐辏，脱有意外，悔无及。”于是奏请朝廷，在红山之巅修筑此高台，下筑款贡城，既可瞭望敌情，威慑来犯之敌，又可以控制市场，加强管理。
站在这里，我仿佛看见了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明代的北部边防，是一幅用血与火绘就的漫长画卷。从洪武年间开始，朝廷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先后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每个边镇都下辖若干卫所，驻扎重兵，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而延绥镇，作为九边中最西端的一镇，地处河套以南，既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镇北台，正是这道防线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可谓据险临下，东邀山海，西连嘉峪，控南北之咽喉，锁长城之要口。
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
崇祯年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档案中记载：“饥民遍野，人相食。”高迎祥、李自成揭竿而起，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攻破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派十万大军直逼榆林城下。全城陷落。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反讽。镇北台建成后仅仅三十七年，明朝就灭亡了。它没能挽救那个暮气沉沉的王朝，却见证了王朝最后的挣扎与崩溃。
二
然而，镇北台的历史，却是一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史诗。
走下台顶，来到西侧的款贡城遗址。这座与镇北台同时修筑的小城，是明万里长城线上唯一的“官市”。“款”者，通款、款待也；“贡”者，通贡、朝贡也。这里是蒙汉官员接待洽谈、敬献贡品、办理公务的场所。
据《延绥镇志》记载，隆庆五年（1571年）八月，时任督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西的戴才提出，“改延绥市厂于红山边墙闇门之外”“诏予吉能市于红山墩”，也即在红山墩上新建“款贡城”作为互市市场，是为“红山市”。由此，红山市成为明长城沿线唯一的“官市”，每年春、秋两季开市，每次十日。
开市之日，蒙古牧民赶着牛、羊、驼、马，驮着各色皮毛，从四面八方赶来；汉族商人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烟酒，云集于此。牛羊成群，帐包星罗，驼叫马鸣，人声鼎沸。明人形容：“当贡市期，万骑辐辏。”“易马千匹，茶三千引。”简短的记载，勾勒出当年互市的盛况。据万历《延绥镇志》所载，自万历九年（1581）至十八年（1590），红山市官市用银111061两，易马17805匹，汉蒙互市维持着较大的规模。
然而，这种和平来之不易。翻开《明实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部南下，直逼北京，史称“庚戌之变”。事后明朝虽加强了边防，但也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手段难以解决边患。于是隆庆年间，在张居正等人的推动下，明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和议，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侄也授予都督同知、指挥同知等官职，同时开放十多处边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
自此，俺答汗“三世受封，疆场无耸者四十余年”。和议不仅提高了俺答汗在蒙古诸部中的政治地位，也使汉蒙双方实现了资源互补和经济依存。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卜庄诸酋自进马后，互市两月，华夷一家”。边陲晏然，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太平景象。
站在款贡城的废墟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场景：蒙古吉能部落的首领，在明廷官员的陪同下，缓缓步入城中。他们献上骏马、皮毛，换取中原的丝绸、茶叶、铁锅。仪式庄重而友好，双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镇北台，正是这种和议的产物。它不仅仅是一座军事要塞，更是“隆庆议和”与“和平互市”的历史见证。
再往西南行八百米，便是易马城遗址。易马城是当年十一个蒙汉民间贸易场所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后因战乱废弛。隆庆和议后，随着红山市的开通，易马城重新成为蒙汉民间贸易的重要场所。明廷规定：“官市毕，听民为市。”官市结束后，民间交易便如火如荼地展开。蒙古牧民带来的不仅是马匹，还有牛、羊、驼、皮毛；汉族商人带来的也不仅是官方规定的物资，还有各种日用百货、手工艺品。交易的规模之大，以至于经常出现货物供不应求的局面，商人不得不在延绥镇内凑集银两，委托官员带领商人前往绸缎、盐茶出产地，紧急购买货物，星夜运往市所。
这种民间的往来，比官方的互市更加持久，也更加深入。它不仅是物资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交融。蒙古人学会了种地、盖房，汉人学会了骑马、放牧；蒙古人开始喝茶、吃粮，汉人开始吃肉、穿皮。语言、服饰、饮食、习俗，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清初文人杨蕴在《镇北台春望》中写道：“关门直向大荒开，日日牛羊作市来。万里春风残雪后，游人指点赫连台。”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清初红山市的繁荣景象。此时的镇北台，已不再是军事要塞，而是和平贸易的见证者。
到了清代，蒙古诸部归附清王朝，汉蒙贸易已不再拘泥于城内互市这一传统形式。垦边政策的推行促进了边境贸易。长城处于农耕和游牧文化的交界，长期以来，边墙以北都是游牧区域。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令将榆林等六县边墙外直北50里，其中南部宽度为10里—15里不等的区域划为耕地，谓之“伙盘地”，由汉蒙合伙耕种。汉民向蒙民交付地租。汉民每年春季来此耕种，冬季归家，暂时伙聚盘居在边墙附近，形成了类似中原村庄的聚落，这种生产方式，进一步促进了汉蒙贸易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
乾隆年间，商贾们在易马城和镇北台之间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不管是汉民还是蒙民，来到关帝庙都要上一炷香，讨个好彩头。关帝庙遂成为汉蒙边贸交易的中心，汉蒙民众络绎不绝，公平买卖，各得其利。
三
从军事的角度看，镇北台并未能真正阻挡游牧民族的南下；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也没能挽救明王朝的衰亡。但若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镇北台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见证了两个文明体系的碰撞与交融，记录了普通人在大时代下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在封闭中完成，而是在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中前进。长城的修筑，看似是为了隔绝，实则促成了更深层次的接触；边关的设置，看似是为了防御，实则打开了交流的窗口。
这种交流，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
在榆林老城的街巷里，我惊讶地发现，这座塞外边关之地，竟然有那么多精致的四合院。它们的布局和样式，与北京的四合院非常相像。原来，明清两代，许多来自京津的将帅在这里定居，把他们家乡的建筑风格也带到了这里。于是，榆林便有了“小北京”的雅号。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座靠近沙漠的北方城市，我居然听到了一种带有江南风味的乐曲。当地人告诉我，这叫“榆林小曲”。据说清康熙年间，一位浙江嘉兴籍的官员在榆林任职，把家乡的丝竹音乐带到了这里，与当地的民歌小调融合，便形成了这种婉转悠扬的曲艺。每逢节庆之时，榆林城内“半夜曲声听满楼”，这画面，实在是令人神往。
而遍及榆林街巷的中药铺子，则来自全国各地。自明代榆林被定为九边重镇以来，朝廷曾下诏让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戎装支援。于是，大江南北的中药大夫聚集于此，在为将士疗伤之余，也为当地百姓治病。直到今天，榆林百姓仍然对中药深信不疑。
这就是镇北台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座军事要塞，更是一座文化交融的桥梁。那些戍卒的乡愁、商旅的期盼、边民的坚韧，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语言、习俗、技艺，在这片土地上碰撞、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画卷。
今天的镇北台，早已成为旅游景点。远处起伏的长城，高耸的烽火台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鼓角争鸣，烽烟散去，我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一首悲壮的史诗，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见证。
作者简介：刘嘉耘，内蒙古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内蒙古文物学会会员、内蒙古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品读》《内蒙古日报》《草原》《这一代》《鹿鸣》《巴彦淖尔日报》以及学习强国，作家网等报刊网站。《水，黄牌亮起》等30余篇各类作品分获全国、自治区各级各类评选一、二 、三等奖。全国文旅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全区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全市“担当作为好干部”。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