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青海土司李氏族源“党项（西夏）说”之论证（三）
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纂辑整理
第六章 多维透视与理论阐释：身份、记忆与边疆政治
对青海李氏土司族源的考证，如果仅仅停留在史料真伪辨析的层面，仍显不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何一个家族的族源会出现如此分歧的记载？这些不同的“祖先故事”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下被讲述、修改和传承的？其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政治逻辑和身份认同策略？本章将引入历史记忆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边疆政治学视角，对李氏族源叙事的变迁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从而在实证考据的基础上，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
一、历史记忆理论下的族源叙事变迁
历史记忆理论认为，关于过去的叙述（包括族源、始祖传说）并非对客观事实的简单复现，而是特定群体在当下社会、政治、文化需求驱动下，对过去进行选择、重组、诠释甚至创造的结果。李氏家族的族源叙事，正是一个典型的历史记忆不断被建构和重构的案例。
（一）明初的建构：“西夏皇裔”与合法性的缔造
明朝建立初期，如何安抚和吸纳元朝遗留的西北边疆豪酋，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课题。李南哥、李英父子的选择是“率众归附”。对于这样一个新附的地方势力，如何向明朝中央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忠诚，并确立其在地方统治的合法性？建构一个显赫且“合宜”的祖先谱系至关重要。
“世长西夏”的荣耀：宣称自己是曾与宋、辽、金鼎立的西夏王朝的后裔，这赋予了家族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尊贵血统。尽管西夏是蒙古所灭，但在明初，这并不构成政治忌讳。相反，一个曾建立过王朝的家族，其归顺更能彰显新朝的“天命所归”。
与“拓跋思恭”挂钩：将始祖具体连接到唐末被赐国姓的拓跋思恭，巧妙地将家族起源嵌入了中原正统王朝的叙事情节中。“赐姓李氏”意味着其李姓得到了唐朝皇帝的合法授予，而非“夷狄”之姓。这既承认了其“夷”的出身（党项拓跋部），又强调了其“夏”的归化（受赐皇姓，为唐立功），符合明朝“华夷一家”但又以华夏为中心的理念。
服务于现实政治：这套叙事在明代被铭刻在神道碑上，写入墓志铭中，成为官方和家族共同认可的历史。它服务于李氏家族在明代作为朝廷倚重的“西北屏藩”的政治角色，为其累世功勋和崇高地位提供历史注脚。
（二）清初的重构：“沙陀之后”与身份的再调适
明清鼎革，政治环境剧变。李氏家族需要在新王朝重新定位自己。攀附李克用的“沙陀说”在清初兴起，并非偶然。
政治安全的考量：清朝统治者自认是金朝后裔，而金与西夏是长期敌国。强调西夏后裔身份，在清初可能具有潜在的政治风险。相反，沙陀李克用是唐朝的“忠臣”，其养子李存勖更是建立了后唐王朝。攀附李克用，一方面延续了“忠臣”之后的美名，另一方面也因其后唐政权（尽管短暂）的“正统”色彩，更容易被新兴的清朝所接纳。同时，这也与打着“李继迁”后裔旗号的李自成农民军彻底划清界限。
身份“汉化”的推进：经过明代两百多年的发展，李氏家族已深度汉化，科举入仕，文教兴盛。沙陀人在历史上已被视为完全汉化的群体。强调沙陀渊源，可以淡化家族“番夷”色彩，进一步向“汉人士绅”的身份靠拢，这符合清代土司阶层日益士绅化的整体趋势。
记忆的竞争与选择：于是，在清初（以李天俞为代表），家族主导的“官方叙事”从“西夏说”转向了“沙陀说”。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夏说”的记忆消失了。它可能潜藏在家族的其他支系、民间口传或更早的文献中。李培业家族保存的家谱系统始终坚持西夏说，正是这种记忆竞争与并存的体现。直到现代学者重新发掘明代碑刻，才使得被压抑的原始记忆重新获得权威地位。
（三）现代的再发现与“科学”认同
民国以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史学、民族学的建立，学者们（包括李氏家族内部的李鸿仪、李培业）开始以科学考据的方法重新审视族源问题。他们抛开政治功利性，回归最早的文献证据（明代碑刻），结合家谱、历史地理进行考证，最终“重新发现”并确认了“西夏党项说”。这个过程，是从传统基于现实利益的身份建构，转向现代基于历史实证的“科学”认同。对于今天的李氏后人和研究者而言，“西夏后裔”不仅是一个历史结论，也成为一种可以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和学术标签。
二、边疆精英的身份策略与政治生存
李氏家族族源叙事的变迁，深刻反映了中国历史上边疆精英在王朝国家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复杂身份策略。
多重认同的灵活性：李氏家族在不同时期，灵活运用了不同的身份标签：在元代，他们是“唐兀人”（色目人）官员；在明代，他们是“世长西夏”的归附土官；在清代，他们是“沙陀忠良之后”的朝廷命官。这种身份的流动性，并非简单的“忘本”或“伪造”，而是边疆精英在强大的中央王朝力量面前，为保持自身地位和利益而采取的务实策略。他们的认同核心是家族和地方权力，至于上溯到哪位祖先，可以根据政治气候和现实需要而调整。
利用中央王朝的叙事逻辑：无论是西夏说还是沙陀说，李氏家族都巧妙地将自己纳入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历史叙事之中。“赐姓李氏”连接了唐朝的恩荣，“忠臣之后”符合儒家的价值观。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央王朝表明：我们虽然来源“边缘”，但我们的历史和行为是符合“中心”的规范和道德的。这是他们获得中央认可、实现权力合法化的关键话语策略。
连接地方与中央的纽带：作为土司，李氏既是朝廷在边疆的代理人，又是地方部众利益的代表。其显赫的族源叙事（无论是西夏王族还是沙陀贵胄），既能在朝廷那里增加政治资本，也能在地方部众中增强权威和号召力。这种双重角色要求其身份必须具有足够的弹性和解释空间。
三、理论综合与个案价值
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问题，从一个具体的史学考证课题，上升为了一个理解中国边疆社会、民族关系与历史书写的经典案例。它告诉我们：
历史记忆是层累的、变动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往往是不同时代、出于不同目的而叠加、改写的结果。研究历史，必须剥离这些层累，寻找最接近源头的“基底”。
族源叙事是重要的政治与文化资源。在传统中国，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对祖先的叙述直接关系到权力合法性、社会地位和文化认同。对族源的考辨，因此不仅是学术问题，也关涉到对历史上权力运作机制的理解。
边疆社会的活力在于融合与创造。李氏家族的案例，生动展现了在河湟这个民族走廊，一个家族如何通过灵活的身份策略和文化适应，跨越不同的王朝和政治体系，维系数百年的繁荣。其身份的多重性与变动性，正是边疆社会活力的体现。
结论：通过多维透视和理论阐释，我们可以看到，青海李氏土司的“党项说”与“沙陀说”之争，远非简单的史实对错问题。明代碑刻记载的“西夏说”，代表了该家族在明初归附时的原生记忆和政治宣称，具有最高的史料真实性。清代兴起的“沙陀说”，则是该家族在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局中，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的策略性身份重构。现代学术研究通过严谨的考据，重新确认了明代记载的真实性，但同时也理解了清代重构的历史逻辑。最终，李氏家族的族源很可能是党项西夏，而其族源叙事的变迁史，则是一部浓缩的边疆精英政治生存与身份调适史。这让我们在得出“族源为党项”的实证结论的同时，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七章 结论：李氏族源党项（西夏）说的确立及其多重意义
通过对明代碑刻墓志的权威性考证、对家谱资料的批判性辨析、对历史地理背景的合理性推演、对学术争议观点的系统性梳理，以及对族源叙事变迁的理论性阐释，本研究得以跨越单纯史料辨伪的层面，在一个立体、动态的历史语境中，对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问题做出综合判断。
一、核心结论：党项（西夏）说证据确凿
本文得出的核心结论是：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当以“党项（西夏）说”为确。其先祖应为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拓跋部后裔，极有可能是在西夏灭亡后，于元代以“唐兀人”（色目人）身份仕宦，并迁徙、定居于西宁州一带，至元末明初的李南哥时，已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士官豪酋，并于明初率众归附，开启了家族五百余年的土司基业。
这一结论建立在由五大支柱构成的坚实证据体系之上：
第一支柱：不可动摇的明代原始文献。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与宣德年间（约1430年）的《李南哥墓志铭》，构成了最权威的双重证据。它们时间最早、来源可靠、内容明确且相互印证，清晰记载李氏“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世长西夏”。这是所有讨论的起点和基石，任何与之相悖的说法都必须首先解释为何会与这些当时、当事的记载矛盾。
第二支柱：家谱核心记忆的印证与补充。尽管李氏家谱存在后世攀附、世系嫁接的可能，但其关于家族源于西夏拓跋氏的核心叙事，与明代碑刻高度一致。这种跨越数百年的记忆传承，绝非偶然。家谱提供了“赏哥”为元代祁王府官等细节，与碑文吻合，补充了从西夏灭亡到明初之间的家族线索。同时，家谱研究揭示了“沙陀说”是清初特定政治环境下的重构产物，这从反面强化了明代“西夏说”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第三支柱：符合历史逻辑的地理与民族迁徙背景。13世纪西夏亡国后，党项遗民（唐兀人）向周边地区，特别是文化、宗教相近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流散，是史学界的共识。河湟地区作为多元民族交汇、统治存在缝隙的区域，为这样的流散贵族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李氏家族始祖“赏哥”作为“元祁王府官”定居西宁的记载，完美地契合了这一宏观历史脉络，具有高度的历史合理性。
第四支柱：学术考据的严谨结论。通过对沙陀说、吐谷浑说等竞争观点的逐一辨析，可以发现：沙陀说缺乏早期证据，且与明代铁证直接冲突，其产生有清初政治避祸和身份重构的功利性背景；吐谷浑说则更多是基于土族整体族源的推论，缺乏对李氏家族本身的直接文献支撑。在严格的史源学考据下，党项说是唯一能够贯通所有早期可靠证据、且无根本矛盾的解释。
第五支柱：历史记忆变迁的内在逻辑。从明代“西夏皇裔”到清初“沙陀之后”的叙事转变，并非历史的无稽之变，而恰恰可以用历史记忆理论和边疆政治学予以合理解释。这反映了李氏家族作为边疆精英，在不同王朝政治环境下，为维系权力与地位而采取的灵活身份策略。这种“变动”本身，不仅不否定反而旁证了明代记载的原始性与稳定性（因为需要被修改的，往往是更早的、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记忆）。
因此，“党项（西夏）说”并非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是在现有证据链支持下，最可靠、最合理的结论。
二、学术价值与多重意义
厘清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其意义远超出一个家族史考证本身，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一）为西夏遗民流向研究提供关键个案。西夏灭亡后，其主体民族党项人似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其去向是西夏史和民族史的重大课题。李氏土司作为西夏皇族（或贵族）后裔的确认，提供了一个极为清晰、有文献可考、有世系可溯的西夏遗民流向个案。它具体展示了党项上层家族在国破后如何迁徙、如何在新政权下生存并重新崛起的过程，丰富了我们对西夏遗民“汉化”、“士司化”路径的认识。
（二）深化对西北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的理解。李氏土司是西北土司的典型。其党项族源的确认，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土司制度的民族基础。土司并非一定是当地“土著”民族的首领，也可能是外来成功地方化的精英。中央王朝利用这些无论来源如何、但已在地方扎根并有影响力的家族进行间接统治，体现了边疆治理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李氏家族的案例，揭示了土司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多元性（王朝任命、军功、世袭、以及建构的显赫祖源）。
（三）揭示河湟地区民族融合的复杂肌理。河湟地区是民族融合的“熔炉”。李氏家族的历史表明，这个“熔炉”的成分极其复杂：一个可能源自党项（羌系）的统治家族，统治着包含吐谷浑（鲜卑系）、藏、蒙古、汉等多重来源的部众，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共同生活、相互通婚、文化交融，最终塑造了今天的土族等少数民族。这生动说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北边疆形成过程中的具体情景，即“一体”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成分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深层共生与认同。
（四）展示历史记忆研究的范本价值。李氏家族族源叙事的变迁，是研究历史记忆如何被建构、修改、争夺和重新发现的绝佳案例。它清晰地展示了政治权力、现实利益、文化认同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家族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讲述。这对于我们批判性地使用家谱、方志等文献，理解所有看似“客观”的历史叙述背后的主观性和社会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三、证据体系的构建与权重分析
在历史研究中，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并合理分配各证据的权重至关重要。对于李氏族源问题，可以建立以下证据体系：
一级证据（核心证据）：
《会宁伯李英神道碑》（1475年）：时间最早、来源权威、内容具体。
《李南哥墓志铭》（1430年左右）：时间更早，与神道碑相互印证。
权重：最高。这两份碑刻是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的原始文献，且为公开的官方记载。
二级证据（重要佐证）：
明代其他文献：赵载《李氏忠贞录序》（1536年）、王家屏《李氏世系渊源谱》（1592年）等。
李培业保存的十部家谱（1755-1961年）：虽然时间较晚，但数量多、系统完整，且与碑刻核心内容一致。
权重：较高。这些文献提供了补充细节和不同角度的佐证。
三级证据（背景证据）：
历史地理背景：西夏疆域、遗民迁徙路线。
考古发现：青海地区的西夏文物。
学术研究：各派学者的观点和分析。
权重：中等。这些证据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学术语境。
四级证据（争议证据）：
清代沙陀说文献：《清史稿》、《西宁府新志》等。
权重：较低。时间晚，可能存在政治建构，且内容常自相矛盾。
四、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得出了倾向性结论，但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关于青海李氏土司及其族源，仍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深化比较研究：可以将李氏土司与西南地区其他声称有“异族”王族背景的土司（如云南木氏土司自称蒙古后裔，部分土司攀附诸葛亮等）进行比较，分析其祖源建构策略的异同，从而提炼出中国土司阶层身份建构的更多模式。
拓展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超越族源考辨，更多关注李氏家族在明清时期的社会网络、婚姻关系、文化教育（儒学与藏传佛教的影响）、经济活动等，描绘一个边疆豪强家族全面的生存与发展图景。
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新可能：关注李氏家族墓葬、故居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尽管多数已被破坏），或许能提供新的实物线索。现代DNA技术也为从生物遗传学角度探讨族源提供了可能，但这需要与李氏明确的后裔合作，并谨慎处理伦理和科学问题。
挖掘民间文献与口述史：在青海民和、乐都等李氏后裔聚居地，可能还散落着更多的契约、文书、碑刻碎片或口述传说，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搜集和整理，有望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
五、最终论断
综上所述，青海李氏土司族源党项（西夏）说，是基于明代原始碑刻的权威记载、得到家谱关键信息印证、符合历史地理逻辑、并能合理解释其他竞争观点产生背景的最优结论。
这一结论，不仅解决了一个具体的史学问题，更如同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西夏遗民的历史命运、明清土司的政治智慧、河湟地区的民族交融，以及历史记忆本身流动不居的复杂面貌。李氏家族的故事，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史，更是一部微缩的边疆中国史，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累的叙述之下，需要研究者以审慎的态度、多维的视角和贯通的方法，去伪存真，揭示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历史研究永远处于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中。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青海土司李氏族源的认识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但基于现有证据，党项（西夏）说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是尊重历史文献、遵循学术规范得出的合理结论。
（2025年3月16日完稿，2026年2月16日修定）
【其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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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视野•探索】明初河湟土官身份调适与建构——以李氏土官为例，青海民大社科参讯，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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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沙陀遗事——民族融合的缩影（续），澎湃新闻，2023年。
19.银川：元昊后裔手捧《西夏李氏世谱》祭祖，新浪新闻，2002年。
20.西夏李氏世谱[8卷]，望族家谱网，2025年。
（全文完）
【作者简介】
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祖籍青海乐都，土族。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作家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