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青海土司李氏族源“党项（西夏）说”之论证（二）
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纂辑整理
第四章 历史地理背景的深度解析：西夏遗民的迁徙与河湟地区的民族熔炉
任何家族的迁徙与定居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嵌入在宏大的历史地理背景与民族迁徙浪潮之中。要论证青海李氏土司族源党项（西夏）说的合理性，必须将其置于13世纪蒙古灭西夏后，西夏遗民（党项人）大规模迁徙、流散的宏观历史图景中来考察。同时，也需要分析青海河湟地区作为多民族交汇“熔炉”的特性，如何为外来家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土壤。本章将从西夏的疆域关联、灭国后遗民的流向、河湟地区的民族环境以及李氏家族定居点的地理人文特征等角度，进行综合的历史地理学分析。
一、西夏的疆域辐射与青海的历史联系
西夏（1038-1227年）立国近两个世纪，其疆域虽以今宁夏平原为核心，但盛时“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曾多次波及青海东北部。
军事扩张与政治联姻：西夏前期，为争夺丝绸之路河南道（青海道）的控制权及河西走廊，与唃厮啰政权（青唐羌）在河湟地区进行了长期拉锯战。西夏景宗元昊、毅宗谅祚时期都曾大举进攻青海。西夏晋王嵬名察哥（？-1156年）曾“五征河湟”，威震西北。有学者（如吕建福）认为，李氏家谱中提到的“李晋王”，很可能就是指这位战功赫赫的西夏皇族嵬名察哥，反映了家族记忆中对西夏辉煌武功的追溯。此外，西夏与唃厮啰政权也有过和亲，建立了政治联姻关系。
经济文化交往通道：河湟地区是连接中原与西域、青藏高原的十字路口，是唐蕃古道、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西夏通过控制河西走廊，其物质文化（如精美的瓷器、金属器）和佛教文化（藏传佛教）很自然地会向相邻的河湟地区传播。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青海东部曾零星出土过具有西夏风格的瓷器残片，尽管数量不多，但证明了双方存在着物质文化交流。
宗教与民族亲缘性：党项与吐蕃（藏族）在语言、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上有着深刻的渊源。双方都笃信藏传佛教。西夏王室大力推崇藏传佛教，迎请高僧，翻译佛经，与藏地宗教界联系极为紧密。这种宗教与文化上的亲缘性，使得亡国后的党项贵族或民众向藏文化圈的河湟地区迁徙，在文化和心理上存在天然的亲近感和适应性。
因此，青海地区在西夏时期并非化外之地，而是与西夏核心区存在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联系与互动。这为日后西夏遗民向此方向流动铺垫了历史背景。
二、西夏灭亡后遗民的迁徙浪潮与“李赏哥”们的可能路径
1227年，西夏在蒙古铁骑的持续猛攻下最终灭亡。战争异常惨烈，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因在征服西夏时受伤病逝（一说被西夏人刺杀），临终前遗命彻底灭绝西夏。蒙古军队对西夏都城兴庆府（今银川）进行了毁灭性屠城，王室、贵族遭受灭顶之灾。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幸存下来的西夏遗民（唐兀人）开始了四散逃亡的历程。
学术界的共识是，西夏遗民的主要流向有：被编入蒙古军队，随蒙古征战四方，散布于中国各地乃至中亚、西亚；留居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逐渐融入了蒙古、汉、回等民族；向南进入四川、云南等地；向西、向南进入青藏高原，逐渐藏化。其中，向青藏高原的迁徙，是西夏遗民，特别是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的贵族、僧侣阶层的一个重要选择。
具体到“李赏哥”这一身份（元祁王府官，后驻节西宁），其可能的迁徙路径与现实性是怎样的？
“祁王府官”与元代西夏遗民的地位：元代将西夏故地称为“唐兀”，西夏遗民称为“唐兀人”，属于“色目人”的一种，地位仅次于蒙古，高于汉人和南人。许多西夏贵族、文臣武将在元朝政府中任职，其中不乏高官显贵。例如，西夏宗室后裔李桢、李恒（其父为西夏神宗李遵顼之孙）都在元朝位至将相。因此，一位名叫“赏哥”的西夏皇室后裔（无论直系或旁系）在元朝出仕，担任某位蒙古宗王（如祁王）王府的官员，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祁王是元朝重要的宗王封号之一，其封地和王府属官随着政治变动而迁移。一位西夏裔的“祁王府官”因公务或王府迁移而来到西北重镇西宁，并在此定居，是 plausible（表面合理、合乎逻辑，可信或真实）的。
从宁夏到河湟的迁徙路线：从宁夏（西夏核心区）到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地理通道是敞开的。主要路线是沿黄河、湟水谷地行进。这条路线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有水草，是传统的民族迁徙走廊。对于逃亡或迁移的西夏遗民来说，这是一条可行的路线。蒙古灭金、灭宋过程中，大量被签发的“唐兀军”也可能曾经过或驻扎于此，其中部分人后来留了下来。
河湟地区作为“避难所”的吸引力：13世纪的河湟地区，经过唃厮啰政权、西夏、金、蒙古的反复争夺，人口构成复杂，统治相对松散。元朝在此设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实行因俗而治。对于失去故国的西夏遗民来说，这里远离蒙古统治中心，民族成分多元，藏传佛教氛围浓厚，是一个理想的避难和重新立足之地。他们可以利用自身在文化（通晓汉、藏、蒙古语言）、军事（党项人以武勇著称）方面的优势，在此地谋求发展，逐渐成为地方豪酋。
历史地理学推测：因此，《李英神道碑》中“其居西宁曰赏哥，元祁王府官”的记载，提供了一个极为具体且合理的历史画面：一位具有西夏皇室背景、名叫赏哥的人物，在元初作为蒙古祁王府的属官来到西宁，并凭借其出身、能力和机遇，在此地站稳脚跟，繁衍子孙。他的后代（管吉禄、李南哥）继续在当地担任世袭士官，并在元明鼎革之际，审时度势，归附明朝，开启了家族新的辉煌。这个叙事链条，与13-14世纪西夏遗民流散、元朝任用色目人、河湟地区民族格局变动的大历史背景严丝合缝。
三、河湟地区的民族环境与李氏家族的生存策略
青海东部河湟谷地，历来是羌、氐、吐谷浑、吐蕃、汉、回鹘、蒙古等多民族活动的舞台，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走廊和交融地带。李氏家族能在此地立足、发展、壮大数百年，与其灵活的身份策略和卓越的文化适应能力密不可分。而这反过来也暗示了其可能具有的复杂族源背景。
多元族群环境：明代河湟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番族”（藏族各部）和“土达”（归附的蒙古、回回等）。李氏土司归附明朝时，率领的就是“西宁州士人”部众。这些“士人”（后逐渐形成土族）本身就是一个在历史上由鲜卑（吐谷浑）、羌、藏、汉、蒙古等民族融合而成的群体。李氏作为他们的首领，其自身族源完全可能是这多元来源中的一支——党项。
“非汉”的文化特征：前文提及的李南哥父祖的名字“梅的古”、“管吉禄”、“坚赞”等，具有明显的藏文化色彩。李氏家族在明代虽迅速汉化，读书科举，但其早期文化底色中无疑有浓厚的“番”或“羌”的成分。这与其自称的“西夏”出身相符，因为西夏王室虽推崇汉文化，但其社会基层和军事贵族中，藏化和本土文化的影响依然很深。
政治身份的灵活性：李氏家族在元、明、清三朝，成功地在“朝廷命官”与“地方豪酋”两种身份间切换。在元代，他们是“祁王府官”、“西宁州同知”；在明代，他们是“士官指挥使”、“伯爵”；在清代，他们是“指挥使土司”。他们既能效忠中央王朝，为其戍守边疆、征讨不臣，又能代表地方部众的利益，在朝廷与地方间充当协调者。这种跨越族群和政治边界的生存智慧，是许多边疆精英的共同特征，也与西夏遗民在亡国后必须学会在新政权下生存的境遇相契合。
结论：从历史地理和民族迁徙的角度看，青海李氏土司的“西夏党项起源说”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和可能性。13世纪西夏灭亡后，党项遗民向周边地区，特别是文化相近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迁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大趋势。河湟地区作为多民族交汇、统治缝隙较多、文化适应性要求高的区域，为这样的迁徙者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李英神道碑》中关于元代始祖“赏哥”的记载，恰好为这一宏观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鲜活生动的个案。李氏家族在河湟的成功，正是源于其对这一特殊历史地理环境的出色适应和利用。因此，地理背景不仅不与文献记载矛盾，反而为“西夏说”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舞台和逻辑支撑。
第五章 学术史梳理与争议观点辨析
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问题，自清代以来便争论不休，形成了沙陀说、党项（西夏）说、吐谷浑说等主要观点。这些观点的产生、演变与交锋，不仅反映了史料解读的差异，更深层次地体现了时代学术思潮、政治环境以及研究者自身立场的影响。本章将系统梳理各派观点及其依据，深入剖析其立论逻辑与内在缺陷，并在学术史的脉络中，评估“党项说”所处的地位及其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
一、沙陀突厥说：源流、依据与困境
“沙陀说”是清代以来官方正史和地方志中最主流的说法，影响广泛。
核心文献依据：
《清史稿·土司传》：“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
《西宁府新志》：“李英，西宁卫士人。其先世自云出于沙陀李克用。”
清代及民国部分李氏家谱（特别是土司主支主持编纂的“官谱”）中，将始祖追溯至李克用。
立论逻辑与目的推测：此说的表面逻辑是攀附一位历史上声名显赫、且最终融于汉族的英雄人物——后唐太祖李克用。沙陀突厥在唐末五代活跃后，迅速汉化，其“夷狄”色彩在宋以后的文化叙述中已大大淡化，而“扶唐勤王”的忠义形象则被宣扬。对于清代的李氏土司后裔而言，尤其是在清初需要重新获得新王朝认可的背景下（如李天俞），宣称自己是李克用后裔，具有多重“好处”：其一，李克用是公认的“忠臣”（尽管是对唐），符合儒家价值观；其二，沙陀已完全汉化，攀附他可强调自身的“华夏”身份，避免被视为“番夷”；其三，李克用是历史名人，有助于提升家族声誉。这很可能是一种主动的、策略性的“祖先重构”。
此说的主要缺陷与矛盾：
与明代原始记载直接冲突：这是沙陀说最致命的弱点。明代碑刻、墓志等一手史料均明确记载“世长西夏”、“先世居西夏”，只字未提沙陀或李克用。如果李氏真是沙陀显贵之后，为何在家族最荣耀的明代，在由朝廷重臣撰写的权威碑文中，只提相对偏远的西夏，而不提影响力更大的李克用？这于理不合。
历史地理的脱节：沙陀部活动核心在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李克用家族的根据地也在河东（太原）。其后裔如何、为何会远徙至河西，并成为西夏地区的“世长”者？沙陀说缺乏对这一关键迁徙环节的任何合理历史解释和文献佐证。
清代文献的“自云”表述：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和《西宁府新志》用的都是“自云”（自己说）。这是一种谨慎甚至带有怀疑意味的记载方式，表明编纂者并未采信此说为确凿事实，只是记录了李氏家族在当时的自称。这反而暗示“沙陀说”是清初以后才在李氏家族中兴起的一种新说法。
小结：沙陀说很可能是清初李氏土司为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清朝以金朝继承者自居，而金与西夏是世仇；同时需与明代的“叛逆”李自成划清界限，而李自成曾自称西夏后裔），而进行的一次有目的的“认祖”重构。它缺乏早期证据支持，且与明代铁证矛盾，其产生背景的功利性也降低了其可信度。当代学者如周伟洲、王继光等均指出此说之不可靠。
二、党项（西夏）说：证据的强化与现代学术的确认
“党项说”在当代学术界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其证据链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巩固。
（一）周伟洲的史源学考证
在其关于土族与西夏关系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因《李氏族谱序》将沙陀李氏与西夏党项李氏结合起来过于牵强，而“宁可相信弘治年间的《李英神道碑》的说法，即土族李土司源于西夏党项拓跋氏（李氏）”。他强调史源学原则，以明代第一手碑刻为据。
周伟洲先生的论证逻辑基于以下几个关键点：
文献时间优先性：他强调明代碑刻（1475年）早于清代家谱，在时间上更接近事件发生时期，因此更具权威性。这种史源学方法是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
内容一致性分析：通过比对不同文献的内容，他发现明代文献在李氏“世居西夏”这一核心记载上高度一致，而清代文献则出现了矛盾和不一致。
历史背景考量：他注意到明清易代的政治环境变化可能影响家族对始祖的建构，特别是清初可能出于政治安全考虑而修改族源记载。
周伟洲的研究为党项说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其史源学方法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王继光的综合研究
王继光先生对甘青土司制度有系统研究，他对李氏族源问题也提出了明确观点。通过对明代碑志和方志的细致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先世居西夏”，其先祖很可能是党项人，并对李氏在明代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王继光先生的研究特点体现在：
多文献综合运用：他不仅关注碑刻和家谱，还广泛利用地方志、档案、文集等多种文献，构建了更加全面的证据体系。
制度背景分析：他将李氏族源问题置于土司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理解家族身份的建构。
比较研究方法：通过比较甘青土司与西南土司的异同，他揭示了西北土司制度的特殊性，为理解李氏族源提供了制度语境。
王继光的《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等论文，为甘青土司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李范文的权威认证
宁夏大学李范文教授作为权威西夏学专家，对李培业教授提供的家谱进行了专门考证、审慎考察后，他认为：“这是震惊世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并认可家谱的史料价值，基本认可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并从西夏遗民流向的角度给予了支持。李范文教授的研究贡献在于：
专业领域权威性：作为西夏学专家，他的认证具有学科权威性，增强了党项说的学术分量。
实地调查验证：他亲自赴陕西、青海调查考证，获取第一手资料，这种实证精神提高了研究的可靠性。
学术视野开阔：他将李氏族源问题置于西夏后裔研究的宏观框架中，从党项族整体迁徙的角度理解个案。
李范文关于西夏后裔五种去向的研究，为理解李氏家族迁徙提供了理论框架。
（四）李鸿仪的开拓性工作
李鸿仪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研究李氏族源问题。他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最早提出西夏说：他在1923年完成的《海东李氏家谱》中首次提出李土司系西夏皇族后裔的观点。
研究方法创新：他将碑刻证据引入家谱研究，开创了金石学与谱牒学结合的新路径。
资料收集全面：他广泛收集家族资料，包括墓碑拓片、石刻记录等，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鸿仪的研究虽然早期未引起广泛关注，但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五）李培业的家族研究
李培业教授作为李氏后人，通过家谱整理和研究，明确提出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的观点。尽管作为家族后人可能存在主观倾向，但李培业教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家族资料和研究线索。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家谱系统整理：他保存并整理了十部家谱，出版了《西夏李氏世谱》，为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碑刻考证研究：他对李英神道碑进行了专门研究，确认了碑文与家谱记载的一致性。
学术观点明确：他明确驳斥沙陀说，认为清初李天俞修改族源是出于政治考虑。
李培业教授通过家谱整理与金石考证，从家族内部的角度，力证西夏说，并揭示了沙陀说在清初的建构过程。
立论基础：此说的核心就是本文第二章详细论证的明代碑刻证据。其逻辑坚实：时间最早、来源权威、内容具体、且与李南哥墓志铭相互印证。这是任何其他说法都无法绕开的铁证。
现代研究的推进：除了对文献的再确认，现代研究还从更多维度支持了此说。
历史记忆研究：学者邓文韬等从历史记忆理论出发，分析了李氏家族先世书写的变迁，指出明代建构“西夏皇裔”身份是为了提升明初归附家族的合法性；清初改为“沙陀后裔”是出于政治安全的现实考量。这种记忆的变动本身，反而印证了明代记载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多学科视角：结合西夏史、民族迁徙史、河湟地区史的综合研究，使得“党项—西夏遗民—河湟土司”这一历史链条的各个环节更加清晰和连贯。
小结：党项说建立在最原始、最可靠的明代文献证据之上，并且得到了家谱核心信息、历史地理背景、学术逻辑的多重支撑。尽管家谱中与西夏皇室的直系衔接可能存在疑点，但这并不动摇其“党项西夏”族源的基本判断。此说是目前证据最充分、逻辑最严谨的观点。
三、沙陀说观点：缺乏早期文献支撑且逻辑混乱
李克郁：二十一世纪以来发表多篇论文，“构拟了李克用子孙从后唐明宗时亡入阴山白达勒达，到元代驸马长吉分地西宁，再到其后人李南哥归附明王朝的全过程”。李克郁试图构建完整的沙陀世系，但缺乏早期文献支持。
清代文献编纂者：《清史稿·土司传》记载：“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西宁府新志》也说：“李英祖上是‘西宁州土人’即现在的土族。而其先世自称为西域沙陀突厥李克用之后”。
沙陀说的主要依据是清代文献，但这些文献存在明显问题：时间较晚（清初以后）、政治建构痕迹明显、内容常将李克用与党项李氏糅合在一起，逻辑混乱。
四、吐谷浑说及其他观点：推论与不足
吐谷浑说的代表人物为芈一之，他直言“李土司之李，乱攀到党项羌人，拓跋氏之李或沙陀突厥人朱邪氏之李，是荒诞无稽的”，他认为因李土司世居地灵州为唐代内迁吐谷浑聚居地之一，故李土司应为吐谷浑人。
主要依据：认为李氏世居的河湟地区是历史上吐谷浑人的重要活动区域，今天的土族与吐谷浑有深厚的渊源。因此，作为土族中最显赫的李氏土司，其族源也应是吐谷浑。此外，有学者（如辛存文）将李氏与后唐李克用养子、吐谷浑人李嗣恩联系起来。
评价：此说从土族整体族源的角度进行推论，有其宏观视野。然而，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关于李氏家族本身的直接明代文献证据，特别是缺乏明代碑刻的支持。它无法解释为何明代李氏自家的碑刻只提“西夏”而不提“吐谷浑”。将地方民族的主体来源与当地统治家族的具体族源直接等同，存在逻辑上的跳跃。李氏可以是党项人，但成为吐谷浑后裔（土族）的首领，这在民族融合地区是常见现象。此说更多是一种基于地理和民族分布的大胆假设，但无法撼动明代碑刻的实证地位。
回纥说等其他观点：影响较小，多因对个别史料或人名（如“赏哥”之名可能被联想到回鹘称号“相温”）的片面解读而产生，缺乏系统证据链，在此不再赘述。
五、学术争议的焦点与当前共识
（一）争议焦点与评价
当前学术争议的焦点，已从早期的各种观点纷争，逐渐集中到如何评价“沙陀说”与“党项说”的证据权重上。
史料优先性原则：这是核心方法论分歧。党项说坚持“明代碑刻 > 清代方志 / 家谱”的证据等级。在历史考证中，时间上更接近源头的、更正式的（碑刻 vs. 家谱）、更可能反映当时共识的文献，理应享有更高的采信度。沙陀说支持者则需解释为何李氏在明代不讲沙陀，到清代才讲？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政治压力下的修改），那么沙陀说就难以成立。
政治建构的影响：李培业指出，李天俞在清初重修家谱时将始祖改为李克用，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拓跋李氏为西夏皇族，清廷认为金是满人前身之一，而金与西夏是世仇，李自成曾以西夏王李继迁为太祖，清廷以李自成为叛逆。这种政治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家族对始祖的重新建构。
族源与族属的区分：需要严格区分“李土司家族的族源”和“李土司所辖部众（土族）的主体族源”两个不同概念。吐谷浑说常在此混淆。李土司家族完全可能是西夏党项人，但其统治的百姓中可能包含大量吐谷浑后裔以及其他民族成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统治家族与被统治民众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土族。因此，土族族源的多元性（包含吐谷浑、蒙古、藏、汉等成分）并不排斥其统治家族可能源自党项。
文化记忆的变迁：邓文韬从历史记忆角度分析，认为李氏家族的先世书写是带有主观性的历史记忆，其历次文本变动反映了家族地位、宗族关系和政治环境变迁。明代李氏构建“西夏皇裔”身份，是为了提升家族地位、获得更多权利；清代改为“李克用后裔”，则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攀附”现象的理解：几乎所有古代家族在修谱时都有攀附名人的倾向。关键是要看攀附发生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发生、以及更早的记载是什么。党项说承认家谱中与西夏皇室的直系连接可能存在攀附，但认为其“党项”这个大的族属方向是真实的。而沙陀说则被证明是整个族源叙事的清初重构，是一种彻底的、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攀附”。
（二）当前学术界的倾向性共识
尽管仍有少数不同意见，但综观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青海李氏土司源于党项（西夏）”这一观点，已经获得了国内外大多数相关领域学者（如周伟洲、王继光、李范文及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认可或倾向于认可。它建立在最为坚实可靠的明代文献基础之上，得到了家谱、历史地理、民族迁徙等多方面证据的合理支持，并且能够对沙陀说的产生做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这一结论，不仅解决了一个具体的族源问题，也为理解西北民族史、土司政治和历史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经典案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祖籍青海乐都，土族。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作家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