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青海土司李氏族源“党项（西夏）说”之论证（一）
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纂辑整理
【摘要】青海李氏土司是明清时期雄踞河湟地区、世袭罔替五百余年的西北重要土司世家，其族源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存在沙陀说、党项说、吐谷浑说、回纥说等多种争议，成为西北民族史、边疆史和土司制度研究中的一桩公案。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与深度考证碑刻文献、家谱档案、历史地理、考古发现、语言学证据等多维史料，并引入历史记忆理论、身份认同理论等跨学科视角，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证李氏土司族源党项（西夏）说的合理性与可信度。研究表明，明代官方碑刻与墓志等第一手史料确凿记载李氏“世长西夏”、“先世居西夏”，其权威性远胜于清代以降出现的沙陀说文献。李氏后裔保存的家谱资料，经与碑刻互证及批判性分析，其核心世系记忆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历史地理背景与西夏灭亡后遗民向河湟地区的迁徙浪潮高度吻合。深入剖析学术争议的源流可见，沙陀说实为清初特定政治语境下的身份重构，吐谷浑说则缺乏直接文献支撑。李氏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始祖叙事的调整，生动展现了边疆精英在王朝更迭与政治变迁中灵活的身份调适策略与文化记忆再生产过程，而非对真实族源的根本否定。
本文不仅旨在厘清一具体家族的族源问题，更希望以此为个案，深化对西夏遗民流向、西北民族融合机制、土司政治策略以及历史记忆建构等宏大课题的理解。
【关键词】青海李氏土司；党项；西夏遗民；族源；历史记忆；碑刻；家谱
第一章 引言：李氏土司的历史地位与族源争议的学术意义
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带，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碰撞与融合的前沿地带。明清时期，在此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土司制度，而其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巨者，当推世居今青海省民和县、乐都区一带的李氏土司。该家族自明洪武四年（1371年）始祖李南哥率部归附，被授为西宁卫士官，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废除土司制度，其家族势力延续长达五百六十年，横跨明、清、民国三个时代，堪称西北土司的典型代表。其家族谱系庞大，支系繁多，有“东府（东李）十三门”（会宁伯李英之后，住上川口）、“西府（西李）十门”（高阳伯李文之后，住硖口）、“中府（中李）四门”之分，素有“河湟三万户，李姓据其半”之说。其后裔与属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融入了今天的土族、汉族等民族之中，成为河湟地区多元族群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氏土司在明代臻于鼎盛，武功赫赫，封爵晋伯，深刻影响了明朝的西北边防格局。始祖李南哥，元末为西宁州同知，明初“识达天命”，率部归顺，授西宁卫管军士官所镇抚，为家族基业奠基。其子李英，雄才大略，勇武善战，在明成祖、宣宗朝多次从征漠北，平定边疆叛乱，功勋卓著。宣德二年（1427年），李英因“扈从北征，累立奇功”，被特封为“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食禄一千一百石，并获赐丹书铁券，允许世袭，荣耀至极。其侄李文亦因军功封高阳伯，一门两伯，显赫一时。李氏子弟世代承袭西宁卫指挥使、指挥佥事等要职，掌控着数千精锐“土军”，成为明朝经略青海、防御蒙古、羁縻“番部”所倚重的核心地方武装力量。直至清代，李氏虽失去伯爵爵位，但仍世袭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土司职务，在地方社会中保持着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李氏土司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发迹史，更是观察明清时期西北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社会变迁的一个绝佳窗口。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影响深远的家族，其来源却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成为一桩久悬未决的历史公案。关于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自清代以来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形成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沙陀突厥说：此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核心依据是清代编纂的《清史稿·土司传》、《西宁府新志》等方志文献的记载，称李南哥“自云李克用裔”，或言其先世为“西域沙陀突厥李克用之后”。此说将李氏先祖追溯至唐末五代时期的沙陀枭雄、后唐太祖李克用，试图将家族起源与一位广为人知的历史英雄人物相联系。
2.党项（西夏）说：此说主要依据明代留存的碑刻史料和部分家谱记载。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所立《明故前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神道碑》（即《李英神道碑》）明确记载：“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自宋及元，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曰赏哥。”直接将李氏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拓跋部联系起来。李氏后裔李培业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公布的家谱资料，也系统记载了家族源于西夏皇室的世系。
3.吐谷浑说：以青海地方史专家芈一之先生为代表。此说认为，李氏世居的灵州等地在唐代是内迁吐谷浑人的重要聚居区，且李士司所属的“土人”（即今土族）在族源上与吐谷浑有密切渊源，故推测李士司很可能出自吐谷浑。此说更多是从民族分布和土族族源角度进行的推论，缺乏关于李氏家族本身的直接明代文献证据。
4.回纥说等其他观点：尚有少数观点或因对史料解读不同，或基于局部证据，提出其他看法，但影响相对较小。
族源问题，绝非简单的“寻根问祖”，其背后关涉着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与学术问题。首先，它直接关系到对西夏王朝灭亡后，其统治民族——党项人流向的历史认知。公元1227年，西夏在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猛烈攻击下灭亡，其皇室、贵族及大量民众下落如何，是西夏史和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青海李氏确为西夏遗裔，则无疑为解开“党项人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极为珍贵而具体的案例，可以生动展现党项上层家族在国亡之后的生存策略、迁徙路线、身份转型与文化适应过程。
其次，李氏土司族源的辨明，有助于深化对土司制度本质的理解。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在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以土官治土民”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土司的权威，一方面来源于中央王朝的册封与认可，另一方面则深深植根于其在本民族或本地区的历史传统与血缘声望之中。一个土司家族对其始祖和族源的叙述，不仅是家族的记忆，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与文化资本，关乎其统治合法性的构建。分析李氏在不同时代对其族源的不同“讲述”，可以透视边疆地方势力如何利用历史记忆来应对中央王朝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迁，从而维系和巩固其地方权力。
再者，这一研究对于理解河湟地区乃至整个西北的民族融合进程具有典型意义。河湟地区历来是多民族迁徙、交融的走廊。李氏家族在数百年间，可能先后或同时与党项、吐谷浑、藏、汉、蒙古等民族发生着密切的互动与融合。厘清其最初的族源，就如同找到了一个多民族融合体中的一个“原点”或“基点”，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描绘出以该家族为中心的族群互动网络，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在西北一隅的具体展开方式。
最后，从学术方法上看，李氏土司族源争议本身，就是一个如何处理矛盾史料、辨析历史记忆、进行历史考据的绝佳范本。它同时涉及金石学（碑刻）、谱牒学（家谱）、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方法。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促进我们在面对复杂历史问题时，建立起更加立体、多维、批判性的证据分析体系和解释框架。
因此，本文旨在超越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力图在全面占有和严谨辨析各类史料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坚实、多维的证据体系，对李氏土司族源问题给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解答。本文将首先系统梳理与考证最核心的明代碑刻与文献证据，论证其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权威性；其次，深入分析李氏家谱的源流、内容与价值，辨明其与碑刻的互证关系及可能存在的建构成分；接着，从历史地理背景出发，探讨西夏遗民向河湟迁徙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然后，全面回顾与辨析学术史上的主要争议观点，剖析各派观点的立论基础与逻辑缺陷；进而，引入历史记忆与身份建构理论，对李氏家族在不同时期调整族源叙事的行为给予深层次解释；最后，在综合以上所有证据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关于李氏族源问题的结论，并阐述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二章 核心文献证据：明代碑刻与墓志的权威记载及其深度解析
在历史考据中，时间上最接近事件发生时的原始记录，往往具有最高的史料价值。对于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问题，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前留下的碑刻与墓志铭，构成了最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证据链。这些镌刻于石头、书写于志文中的记载，因其公开性、庄重性及不易篡改性，远比后世编纂的方志、私修的家谱更为可靠。其中，以《会宁伯李英神道碑》和李南哥墓志铭为双璧，它们相互印证，共同构筑了李氏“世居西夏”说的铁证基石。
一、《会宁伯李英神道碑》的文本细读与权威性构建
《明故前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会宁伯李公神道碑》（以下简称《李英神道碑》）立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时任陕西巡抚、后来官至吏部尚书的明代名臣马文升撰文。此碑原立于李氏家族墓地（今青海民和享堂），虽历经沧桑，但碑文内容通过文献记载得以保存。其关于李氏族源的记载如下：
“公讳英，字士杰。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自宋及元，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曰赏哥。元祁王府官，子孙传袭，至管吉禄为司马，司马生南哥，为西宁州同知。南哥生英，英之诸父兄曰昌，曰鲜，曰瑚，曰琬，皆不仕。公自幼资貌魁伟，性度恢廓，负气节，善骑射，读书通大义，好贤下士，而能守以谦……”
这段不足两百字的叙述，信息量极大，是破解李氏族源之谜的关键密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深入剖析其权威性与可信度：
第一，时间维度上的首要性。从史源学角度看，时间上更接近事件发生时期的文献通常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会宁伯李英神道碑》立于1475年，上距李英去世（1442年）仅33年，距李氏家族归附明朝的开创者李南哥的活动时代（元末明初）不过百年。这是现存文献中关于李氏族源的最早明确记载，早于清代的各种沙陀说文献数百年。在历史考证中，这种时间上的接近性赋予了碑文特殊的权威地位。
撰文者马文升（1426-1510）为朝廷重臣，他与李英之子李昶为同朝官员（“昶时掌右军都督府事”），且有交往（碑文中称“以予忝有一日之雅”），对李氏家族情况了解深入。这也意味着碑文所述家族历史的信息来源，极有可能直接出自李氏家族成员的口述或提供的家传资料。这种时间上的贴近性和信息来源的直接性，使得碑文记载具有近乎“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品格，其真实性远非两百多年后的清代方志或家谱所能比拟。
第二，撰文者的崇高地位与特殊关联。马文升是明代中期极具威望的重臣，历任山西、陕西巡抚，后官至兵部、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以刚直、能干、熟悉边事著称。他长期在陕西（明代陕西布政使司辖区包括今甘肃、青海东部）为官，对西北边疆的民族、土官情况有深入的了解。由这样一位兼具中央大员权威和地方治理经验的重量级人物来为李英撰写神道碑，本身就代表了朝廷对李氏家族功绩与地位的肯定。更重要的是，马文升与李英之子李昶相识，他对李氏家族的了解并非仅仅依靠官方档案，很可能包含私人间的交流。这保证了碑文内容并非泛泛的官样文章，而是基于相当程度的事实核查。
第三，文本内容的具体性与内在一致性。碑文对李氏族源的叙述并非笼统的攀附，而是给出了一个具体、连贯的世系链条：元魏→拓跋思恭（因功赐姓李）→世长西夏→元初居西宁的赏哥（祁王府官）→管吉禄（司马）→李南哥（西宁州同知）→李英。这个链条将家族起源明确指向了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跋部。其中，“拓跋思恭”是唐末确凿无误的党项平夏部首领，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被赐姓李，封夏国公，奠定了夏州政权的基础，是西夏建国前夜的关键人物。将始祖追溯至他，符合西夏王室的历史叙事。从“世长西夏”到元初的“赏哥”，碑文用“以武勋显白者甚众”一笔带过，这既符合西夏亡国后其贵族仕元的历史常态，也避免了具体世系在宋元战乱中断裂难以详考的尴尬，处理得相当巧妙和合理。整个叙事逻辑清晰，与已知的唐、宋、元历史大背景无缝衔接。
第四，碑刻作为“公器”的公开性与严肃性。神道碑是立于墓道、记载墓主生平功绩、供人瞻仰的永久性纪念物。在明代，为一品勋臣（李英为特进荣禄大夫、柱国、伯爵，秩一品）立神道碑，是公开的、官方的纪念性建筑，需经过朝廷审核批准，其碑文内容需经家族确认，并接受士林舆论的监督。任何在族源这样根本问题上的重大虚构，都很难在当世通得过审查，也会被知情的同僚、乡党所质疑。因此，碑文所载的“世长西夏”说，在当时应是被李氏家族、朝廷以及陕西地方社会所广泛知晓和认可的说法，具有公共认可的权威性。
第五，历史背景的契合性。碑文记载与明代初期的政治环境高度契合。明朝建立后，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采取安抚政策，承认其原有地位并授予官职。李南哥“远处西徼，独能识察天命，率所部来归，特授西宁卫管军土官所镇抚”，这一过程符合明朝的边疆治理策略。碑文对李氏族源的记载，既是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明朝统治合法性的确认。
二、《李南哥墓志铭》的佐证与细节补充
如果说《李英神道碑》是从家族显赫人物的角度追述源头，那么其父亲李南哥的墓志铭，则从家族奠基者的角度提供了另一重关键证据。李南哥的墓志铭由明初著名文臣、“台阁体”代表作家金幼孜（1367-1431，名善，以字行）撰写，收录于《金文靖公集》（卷九）。金幼孜历仕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官至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兼大学士，掌文翰机密，深受重用，曾参与编纂《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奉敕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其文集中收录的《李公墓志铭》记载：
“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母公氏，赠夫人。公自幼倜傥不羁，略通经史，尤好骑射，有材勇，以父荫仕元，为西宁州同知……”
这一记载与神道碑相互印证，共同构建了李氏“世居西夏”的历史记忆。
这篇墓志铭的史料价值极高：
首先，时间更早，互为印证。李南哥去世于宣德年间，墓志撰写时间当在宣德五年（1430年）李南哥去世后，比《李英神道碑》早四十五年。两篇文献一记父，一记子，一在明初，一在明中，却对家族起源的记述高度一致。《李南哥墓志铭》概括为“其先世居西夏”，《李英神道碑》则详述为“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世长西夏”。两者在核心事实——“李氏源于西夏党项”——上完全吻合，形成了跨越时间的牢固证据链。这种不同时期、不同作者、针对家族不同核心人物的独立记载之间的高度一致性，排除了偶然性或个别文人臆造的可能性，是历史真实性的最强有力指示。
其次，提供关键世系与人名信息。墓志铭提到了李南哥祖父“梅的古”、父亲“管吉禄”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具有鲜明的非汉文化特征。“梅的古”极有可能是藏文“མེ་ཏོག”（me tog，意为“花”）或类似词汇的音译。“管吉禄”也可能是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李培业等研究者认为，碑文中更早的始祖“赏哥”，亦可能源于藏文“སེང་གེ”（seng ge，意为“狮子”）的音译。这些名字揭示了李氏家族在归附明朝、逐渐汉化之前，其文化底色与青藏高原藏族文化的密切关联。这与他们“世居西夏”、活动于安多藏区的背景是吻合的。西夏王室虽崇尚汉文化，但其统治阶层与底层民众中藏文化影响深远，许多党项人或用藏名，或兼有藏名。
再次，详述归附过程，增强叙事真实性。墓志详细描述了李南哥“远处西徼，独能识察天命，率所部来归”的具体情节，以及明朝授予其“西宁卫管军士官所镇抚”官职的过程。这些细节丰满的记载，与《明实录》等官方史书可以相互参照，构成了李氏家族早期历史可信的组成部分，也间接增强了其关于“先世”记载的可信度。
最后，追封制度的政治含义。墓志记载李南哥的祖父梅的古、父亲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这一追封制度反映了明朝对土司家族的恩宠政策。通过追封先祖，明朝既承认了李氏家族的历史地位，也强化了其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这种政治互动为理解李氏族源记载的背景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明代其他文献的旁证支撑
除了上述核心碑志，明代中后期的一些文献也从侧面支持了李氏西夏党项说，形成了一个相互印证的文本网络。
1.赵载《李氏忠贞录序》（嘉靖十五年，1536年）：赵载在序文中提到“仆自始祖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这明确重复了《李英神道碑》的说法，与神道碑文完全一致，进一步巩固了党项说的文献基础。说明“拓跋思恭—赐姓李—西夏”这一家族起源叙事，在明代李氏家族内部和社会认知中是稳定流传的。
2.王家屏《李氏世系渊源谱序》（万历二十年，1592年）：作为万历朝内阁首辅，王家屏应李氏后人所请撰写的谱序，也对李氏得姓渊源有类似描述且更为翔实。“按李氏系出元魏，本姓拓跋。唐中和元年（881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会鄜延节度李孝昌，同盟讨黄巢，屡战皆捷，二年为京城都统。昭宗践阼，为夏州偏将，骁勇善射，以战功钦封夏国公，赐姓李。”这一详细记载不仅确认了拓跋思恭的历史地位，还提供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增强了记载的可信度。这也说明直到明晚期，这一叙事仍在延续。
3.《西宁卫志·番族》等方志的间接记载：明代青海地方志中，常将一些藏族部落标注为“会宁伯李氏族也”（“打卜受族，居牧塞内古鄯西北之松树湾。会宁伯李氏族也。”），反映了李氏家族与当地某些藏族（番）部落在明代的领属或渊源关系。虽然未直接说族源，但将其与“番族”关联，本身也暗示了其非汉族出身，与党项说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明代存世的一手史料，特别是成化年间《李英神道碑》和宣德年间《李南哥墓志铭》，构成了李氏族源“西夏党项说”最坚实、最无可争议的证据基础。它们时间早、来源可靠、内容具体且相互印证。在这一证据面前，后世出现的任何其他说法，都必须首先解释为何会与这些明代当时的权威记载发生矛盾，并需要提供同样强有力的反证。否则，“西夏党项说”就应被视为最接近历史原貌的结论。
第三章 家谱资料的实证研究与批判性分析
家谱（或称族谱）是记录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的重要民间文献，对于缺乏正史记载的家族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家谱也具有强烈的建构性，其内容往往随着时代变迁、家族需求和社会环境而不断被修改、增饰甚至虚构。因此，对于青海李氏土司的家谱资料，我们必须秉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审慎态度，将其与碑刻等更可靠的史料进行严格比对和批判性分析。二十世纪90年代，青海乐都籍学者李培业教授公布其家族珍藏的十部李氏家谱，引发了学术界对李氏族源问题的新一轮关注，也使得家谱证据成为论证“西夏说”的重要一环。
一、李培业家谱的发现、内容与学术震动
李培业（1934年10月28日—2011年11月1日），青海乐都人，世界著名珠算史专家、中国著名中算史学家、数学教育家。他是原陕西经贸学院（现西安财经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数学史教授及研究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珠算协会副会长、中国珠算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数学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务，长期致力于数学史与珠算史研究，其研究将中国珠算历史推前了1000余年。其父李鸿仪先生毕生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李氏家谱。李培业继承父志，于1994年向学界公开了其家族保存的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的十部李氏家谱，后经整理编纂为《西夏李氏世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批家谱包括：
《湟郡李氏家谱》（乾隆二十年，1755年），李凝宵修。
《李氏家谱》（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两种。
《李氏家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李氏家谱》（光绪十七年，1891年）。
《李氏家谱》（民国初年间）多种。
李鸿仪编纂的《海东李氏家谱》（1923年）、《海东李氏家乘》（1925年）、《西夏李氏世谱》（1937年手稿）等四种。
这些家谱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实属罕见。其中，李鸿仪父子编纂的几种家谱，并非简单的抄录，而是包含了大量的考证、按语和研究心得，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1.家谱的核心观点：这批家谱，特别是李鸿仪、李培业父子整理研究后的谱系，明确主张青海李氏土司为西夏皇室直系后裔。其世系追溯至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嵬名元昊），并给出了从元昊到西夏末帝李睍的完整帝王世系。关键衔接点在于：他们认为西夏灭亡后，末帝李睍有一子（或侄）名“赏哥”，在元代出仕，任“元祁王府教授”，后为“元朝都指挥使”，驻节西宁州，遂定居于此，成为青海李氏的始祖。这个“赏哥”与《李英神道碑》中“其居西宁曰赏哥，元祁王府官”的记载完全对应。
2.学术界的反应：此批家谱的公布，在史学界，尤其是西夏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亲赴陕西、青海考察后，认为“这是震惊世界的一个重大发现”，并基本认可李氏为西夏皇族后裔的观点。家谱为“西夏说”提供了比明代碑刻更为详尽的世系细节，似乎极大地增强了该说的说服力。
二、家谱价值的双重性：史料性与建构性
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这批家谱的价值。它们既是宝贵的史料库，也充满了需要谨慎辨析的建构痕迹。
（一）家谱与碑刻的互证价值
这是家谱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尽管家谱版本繁多，年代较晚（最早为1755年），但其关于家族最早起源的记载，与二百多年前的明代碑刻惊人一致。
核心叙事的一致性：所有家谱在追溯远祖时，几乎都沿用了“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这一基本叙事框架。这与《李英神道碑》的记载一字不差或高度相似。这说明，尽管家谱在清代以后可能经历了修订，但这一关于家族源头的核心记忆，被顽强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家族认同的基石。这种跨介质（石头 vs. 纸张）、跨时代（明代 vs. 清代）记载的高度一致性，强有力地证明“西夏党项起源”是李氏家族内部一个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传承。
关键人物的对应：家谱中元代始祖“赏哥”及其官职“祁王府官”，与碑刻完全吻合。这绝非巧合，它表明家谱的编纂者（即使是清代的）手中一定掌握着明代甚至更早的家族文献（如已失传的更老家谱、谱单、祖先牌位记录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编纂。碑刻是公开的、不易更改的，而家谱是私密的、可能被修改的。家谱保留了与碑刻一致的关键信息，是其史料真实性的重要体现。
（二）家谱中需要辨析与质疑的内容
然而，家谱，特别是试图将家族与古代皇室直接衔接的世系，常常存在攀附、嫁接、虚构以填补世系断层的问题。李氏家谱也不例外。
西夏末帝李睍子嗣的疑点：家谱将“赏哥”直接列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这是最受学者质疑的一点。据《金史》、《宋史》及《西夏书事》等史料，李睍投降蒙古时非常年轻（约二十岁左右），且是在都城被围、国势危如累卵的形势下匆忙即位，旋即亡国。现存任何可靠史料中，均无李睍有子嗣的记载。在亡国之际，其子嗣能否幸存并顺利出仕元朝，是巨大的疑问。李培业教授后来的研究中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修正为“赏哥非睍所亲生，而为其侄者，大有可能”，但这仍属于推测。
世系衔接的“完美性”问题：家谱给出了从西夏景宗李元昊到青海始祖李赏哥之间清晰、连续的十几代世系。然而，在蒙古灭夏战争极其惨烈、西夏王室遭到毁灭性打击、文献大量散佚的背景下，一个逃亡在外的王室支系，能否如此完整地保存数百年的世系记录，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完美”的世系衔接，往往是后世修谱时为彰显家族荣耀而进行的建构。
“沙陀说”在部分家谱中的混入：值得注意的是，李培业提供的家谱系统（可称为“民和—乐都谱系”）始终坚持西夏说。但其他支系，特别是清初由土司李天俞主持重修的家谱（可称为“官修土司谱”），则出现了将始祖改为沙陀李克用的说法。李培业经过研究指出，自称李克用后裔，并非明初的李南哥，而是清初的李天俞。李天俞在明末清初动荡之际归附清朝，为了在新朝获得合法性与荣誉，可能有意攀附一位在历史上名声更“正面”（相对于被蒙古灭亡的西夏而言）、且已完全汉化的英雄人物李克用，从而修改了族谱。这恰恰说明了家谱的建构性：族源叙事会因应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变。
三、李鸿仪的学术贡献与方法论意义
（一）李鸿仪学术生涯与研究贡献
李鸿仪（1897年2月16日—1972年3月16日）是李氏家谱研究的关键人物。他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重点和贡献：
二十年代：以享堂会宁伯李英碑文为据，修正土司官谱之谬误，完成《海东李氏家谱》（1923年）及《海东李氏家乘》（1925年），首次提出李土司系西夏皇族后裔的观点，驳斥了川口土司族谱的沙陀晋王说。
三十年代：广泛收集资料，发现明代更多史料，如家谱序言、中府镇抚、千户供状，为西夏说找到更有力证据，完成《西夏李氏世谱》（1937年），确立了区别于土司官谱的另一家谱系统。
四十至五十年代：扩大研究领域，致力于西夏史研究，其子李培业利用西北大学图书馆藏书，抄录大量西夏史料供其研究，汇集成《西夏实录》一部。
李鸿仪的研究方法严谨，他“亲自拜谒考察拓印了东府、西府、中府李土司祖坟的墓碑、文字拓片和老鸦峡鹦哥咀石刻，抄录文字，绘制享堂坟墓图等”。这些第一手资料在后来的墓地毁坏中显得尤为珍贵。
（二）李鸿仪研究方法及特点
李鸿仪的研究方法具有多个值得借鉴的特点：
实地调查：他亲自考察李氏祖坟、墓碑、石刻等实物证据，获取第一手资料。这种方法弥补了文献研究的不足，增强了研究的实证性。
文献比对：他将不同版本的家谱进行比对，发现差异和矛盾，进而分析其原因。这种文本批判方法有助于识别家谱中的建构和篡改。
碑谱互证：他将碑刻记载与家谱记载进行对照，发现两者的一致性，从而增强双方的可信度。这种方法体现了金石学与谱牒学的结合。
历史语境分析：他注意到政治环境对家谱编纂的影响，特别是清初政治变化导致的家谱修改。这种语境分析有助于理解家谱变迁的原因。
（三）李鸿仪研究的学术意义
李鸿仪的研究不仅对李氏族源问题有直接贡献，还具有更广泛的学术意义：
开创了李氏家谱研究的新路径：他首次系统地将碑刻证据引入家谱研究，打破了单纯依赖家谱的传统方法。
提供了家族史研究的范例：他的研究展示了如何通过多类型文献的综合分析，重建一个家族的历史。
促进了西夏后裔研究：他的研究为寻找西夏灭亡后党项族的去向提供了重要线索。
启发了民族融合研究：通过李氏家族的案例，展现了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复杂过程。
（四）学术贡献和方法论价值
尽管家谱内容需要批判分析，但李鸿仪、李培业父子整理研究家谱的工作，其学术贡献和方法论价值不容低估。
保存文献之功：他们系统保存、整理了十部家谱，使之免于散佚，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家族文献。其中收录的许多序、跋、传记、诰命等，具有独立于世系之外的史料价值。
田野调查与金石互证：李鸿仪不仅埋头书斋，还做了大量田野工作。他“亲自拜谒考察拓印了东府、西府、中府李土司祖坟的墓碑、文字拓片和老鸦峡鹦哥咀石刻，抄录文字，绘制享堂坟墓图等”。在后来许多碑刻被毁的今天，他当年的记录显得尤为珍贵。李培业将新发现的残碑与李鸿仪原录的碑文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李鸿仪所录文字与碑中完全一致”。这种金石与谱牒互证的方法，极大地增强了家谱中相关记载的可信度。
考证与辨伪：他们并非盲目相信家谱所有内容，而是进行了考证和辨伪。例如，李鸿仪最早依据碑文，指出清代“土司官谱”中攀附李克用的谬误，重新确立了西夏说的地位。李培业也对家谱中不合理的世系衔接提出了质疑和修正。他们的工作体现了一种将家族传承与学术考据相结合的自觉。
（五）家谱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李氏家谱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多个方法论启示：
1.多类型文献的综合运用
家谱研究不能孤立进行，需要与碑刻、方志、正史等多种文献结合。通过文献间的互证和比对，可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深度。
2.文本批判方法的必要性
对家谱内容需要进行文本批判，分析其编纂目的、可能存在的建构和篡改、不同版本的差异等。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家谱研究的基本要求。
3. 历史语境的重要性
家谱编纂处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受到政治环境、社会地位、家族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理解这些语境因素，有助于正确解读家谱内容。
4. 实物证据的补充价值
在家谱研究中，实物证据如墓碑、石刻、族产等具有重要补充价值。这些实物可以验证文献记载，提供更加立体的历史图景。
5. 跨学科方法的优势
家谱研究涉及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可以拓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
李氏家谱研究不仅对解决李氏族源问题有直接贡献，也为家族史、民族史、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通过细致的文献分析和综合研究，重建一个家族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
结论：李氏家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关于家族起源于西夏党项拓跋部的核心记载，与明代碑刻相互印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支撑“西夏说”的重要证据链。另一方面，其中关于具体世系，尤其是与西夏皇室直系衔接的部分，可能存在后世建构和攀附的成分，需要谨慎对待。然而，这种建构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反映了李氏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塑造。总体而言，家谱资料非但没有削弱“西夏说”，反而通过其与碑刻的一致性，以及其所揭示的清代“沙陀说”的建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巩固了“西夏说”的根基。将家谱与碑刻结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立体的认识：青海李氏土司的族源记忆，在明代及以前的家族传承中是清晰的“西夏党项”叙事；清初，由于政治原因，部分支系（特别是土司主支）的官方叙事一度改为“沙陀”；但民间和学者（如李鸿仪父子）通过对早期文献的坚守和考证，最终又回归并确认了明代以来的原始记忆。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祖籍青海乐都，土族。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作家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