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侨纪：一页海风吹来的南洋乡愁
作者：王瀚林
一、铺前港：十万人的出海口
铺前镇在海南岛的最北端，三面环海，北望雷州半岛。北宋《九域志》已将此处列为海南三大名港之一，明代《大明一统志》更记“铺前港，商帆海舶多集于此”。但真正让这座港口载入移民史册的，是清代以降那场持续百年的“下南洋”大潮——每年经此出洋的海南人多达十万之众，铺前港由此成为一代代岛民告别故土、驶向未知的起点。
1605年的琼北大地震，将七十二个村庄永远沉入海底，却也意外造就了铺前港这一避风良港。地震之后，小河沟演变为深水港湾，往来于南洋、香港、广东、福建、上海的货物纷纷聚集于此。民间俗语“东走西走，离不开铺前与海口”，道尽了此港在琼岛商贸格局中的枢纽地位。明政府在此设立水军重寨与巡检司，防海盗、御倭寇；清初迁界禁海，沿海荒芜，铺前人由此开启了下南洋的历史。
我站在铺前港的码头上，海风裹着腥咸的气息扑在脸上。眼前是密密麻麻的渔船，渔民正将一网网鱼虾倾倒上岸。六百年前，这里停泊的是驶向暹罗、星洲、西贡的帆船；今天，出海的仍是木船，只是方向变了——从“下南洋”变成了“去西沙”。港口的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每一级都踩过无数双草鞋与皮鞋，踩过离人的眼泪与归人的笑颜。
铺前港的历史，是一部微缩的海南对外交通史。明代以前，此地名为“迈犊村”，宋代开始设置岸铺，随着移民到来，人口增加，铺面增多，故称“铺前市”。关于“铺前”名称的由来，一说因渡口当时只有一两间铺子，往来百姓习惯称该渡口为“铺前”；另一说更为动人——明朝时，居民多数从福建莆田迁来，为纪念故土，取谐音“铺田”，后演化为“铺前”。一个地名，藏着一群移民对故土的执念。
从铺前港出发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经由琼州海峡往西行，再转道南下西贡、曼谷与星洲，但这条航路常有盘踞九头山的海盗出没，颇为凶险。二是由清澜、卜鳌（今琼海博鳌）、藤桥、三亚、海头等港口直接南下。每年一次，一般在冬至前后乘东北季风南下，次年夏季西南风起时返航。每年出洋的大型帆船总数约百余艘，其中赴暹罗者四十艘，赴交趾北部者五十艘、南部者二十五艘，赴星洲者早期仅十余艘，盛时四十余艘。每船载重千余至一万担，除货物外，每船附载乘客二十余人至百人。顺风时，数日可抵西贡，十二日可抵星洲，半月可抵曼谷。如逢逆风，则一两个月也属常事。
一艘帆船，载着数十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茫茫南海上颠簸。他们面对的是海盗、风浪、疾病和未知的命运。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名字消失在族谱边缘，只留下“下南洋去了”五个字的注脚。而那些回来的，带回了南洋的财富、南洋的眼光、南洋的乡愁，在故土上建起了骑楼、侨宅、书院，成为“番客”——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二、骑楼：南洋归来的建筑乡愁
从铺前港往镇里走，便是那条著名的胜利老街。这条呈S型蜿蜒的骑楼大街长约四百米，两旁矗立着一百七十余座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始建于1895年，至1930年已成规模，是海南第二大骑楼老街，仅次于海口。
骑楼这种建筑形式，源于华侨从南洋带回的审美。底层沿街面后退，留出公共走廊，行人可避雨遮阳；二楼以上拱形窗、雕花栏杆、女儿墙，中西合璧，各具特色。胜利街69号骑楼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渔港南街3号由越南华侨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成——这些建筑的年代，几乎与“下南洋”的移民潮同步。
骑楼的建造者们，是一群在异国他乡挣得身家后执意还乡的人。新加坡华商王华琼（字克光，1885年生），主持了铺前骑楼老街的规划和建造，将早期铺前街市上无序的明清矮房拆除改造，建成了弯曲迂回、一眼望不到海的骑楼老街。越南侨商潘玉声在老街中段建起“新中华”商号，成为当年最红火的商业楼宇。潘氏家族不仅实力雄厚，还心系百姓，最早在村中办私塾，义务助学，并资助族兄潘存创建溪北书院，捐建南冈公园、民众教育馆和凉亭。朝廷因其对家乡的贡献，封他为名誉上的“二品官”。1936年潘玉声谢世后，于右任和茅盾为其墓园题字。
侨商叶星五（原名叶用辉，1872年生）是铺前老街兴建骑楼规模最大的创建者。他本为清末贡生，中举人后于四十岁离乡前往越南当劳力，历尽艰辛终成富商。返乡后，他在铺前两条街道兴建八幢两层骑楼，在海口得胜沙路投资五幢。其中在铺前胜利街中段、双环井巷建的四间连体大型楼宇，民国时期曾经营无声电影业，是当时海南超前的文化娱乐场所。福坡村侨商钟衍碧，曾拥有三艘“洋船”往返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经商，他在铺前老街投资三幢楼房，并在海口中山路开设“东方药店”。
地太村的韩尧光建了老街最高的“裕隆”楼，三层半高，被誉为“铺前第一楼”。楼顶曾是预报台风的风球台、抗战时期的瞭望台、海军的雷达站。韩尧光早年侨居东南亚，是位热心公益的乡绅，修路建桥，慷慨解囊。
我抚摸一面墙上的灰塑——南洋风格的卷草纹，百年风雨侵蚀，轮廓依然清晰。这些骑楼的主人今在何处？多数已散居海外，或已湮没于历史尘埃。只有斑驳的墙体、剥落的雕花、生锈的铁栏杆，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建筑比人长寿。
骑楼老街的街名多次更迭。起初，南北走向的沿海横街俗称“渔行街”；东西纵街称“通裕街”，寓意“通商富裕”。1925年后，为纪念孙中山（字逸仙），民国政府改街名为“逸仙街”，同年横街南段称“南宁街”，北段称“北平街”。1950年海南解放后，为庆祝胜利，“逸仙街”改为“胜利街”，横街为“渔港南街”，后来还叫过“反帝街”“反修街”。一条街道的名字变迁，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近现代史。
老街最繁荣的时期，店铺鳞次栉比。“可来香”客栈、“沁香馆”酒店、“新中华”商行、“永成行”文具店、“东生”药店、影戏院、“兴发”当铺、“新南昌”百货商店，还有“明吉栈”“琼泰昌”“合昌隆”等从事批发代理的“九八行”。“东奔西走，不如到铺前和海口”——这句俗语，是当年铺前商业地位最真实的写照。
三、侨批：跨越山海的银信
在海口中山路，我曾寻访过一家老侨批局的旧址。1882年，海南首家侨批局在此设立，此后数十年间，海口成为琼州侨批流转的核心枢纽。至三十年代末，海口侨批局达五十五家，文昌文城有十一间，琼海嘉积有十间，文昌、琼海的驳批店各有四十余家。
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回国的“信汇合一”之物——“侨”指华侨，“批”在闽南语中意为“信”。每一封侨批，都连着南洋的橡胶园、锡矿场、码头仓库，连着海南的瓦房、祠堂、稻田。在那个没有银行、没有邮政的年代，侨批是亲情与生计的唯一纽带。
早期的侨批靠“水客”传递。这些水客熟悉乡土民情、品行端正可靠，常年奔走海路，将侨批逐一送至收件人家中。他们先用受托批款采购海外货物，返乡售卖兑换现银后解付给侨眷，再携带海南特产赴南洋售卖，以补贴旅途开销。水客孤帆跨海，一封侨批往往耗时一个月甚至更久才能送达，一旦遭遇狂风巨浪或海盗侵扰，银信便可能石沉大海。
后来，“批局”兴起，形成覆盖收批、中转、派送的完整网络。批局民间叫法繁多——银信局、批信局、侨汇庄、汇兑庄、批馆皆是俗称，大多由海外华侨独资或合伙创办，遍布东南亚各国与闽粤琼等重点侨乡。新加坡资深报人王振春回忆，他自幼在父亲经营的顺成隆汇庄长大，店铺每日从清晨营业至晚间八九点，周末节假日无休，只为方便日间务工的侨胞前来寄信汇款。汇庄还安排专人上门派送侨批与钱款，遇上年迈不识字的侨眷，主动帮忙读信、代写回批。
专门负责派送的“批脚”，每天行脚百里，风雨无阻。今年九十岁的文昌市东阁镇流坑村村民邢诒琴，曾在1946年至1980年担任侨批员。“当时东阁镇和文教镇只有我一人送侨批。我买了一个邮包，每天天未亮就要去文城镇拿侨批，再回到东阁镇和文教镇分发。邮包每天装得满满当当，好不容易分发完，已是深夜了。”原来靠两条腿走村串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换了一辆上海牌自行车。
令人叹绝的是，这些衣衫褴褛、赤膊墨面的批脚，多少年来从未发生过一次侵吞批款或遗失侨批。连山间盗匪遇见担着款项的批脚，也会两面散开，让其鱼贯而过。批局的立业之本，正是这份跨越山海的信义。批局中有扇门贴着“见利思义”，另一扇门贴着“知过必改”——批局靠诚信走天下。
我在海南省博物馆见过一批珍贵的海南侨批。一封1954年从泰国寄往文昌的侨批，贴泰国邮票、销泰国邮戳，由海口合和信局送达。批封上印着“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专用章，汇款人詹尊卫寄回一千元。薄薄一纸，承载着海外游子对家国的双重牵挂。还有一封1956年寄给黄守第先生的侨批，付港币六十元。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一页都写满沉甸甸的情感——是远在异乡的父亲惦记家中老小寒暖，寄回南洋布料与新寒衣；是漂泊游子省吃俭用，把码头搬货的血汗钱一笔笔汇回家；是明知外面谋生艰难，却不愿儿女重走自己路的苦心。
侨批从不说海外的苦，只报家里的安；不提谋生的难，只寄够用的钱。这份“报喜不报忧”的温柔，藏在每一代华侨的沉默里。
四、侨宅：守院人的孤独与执念
铺前镇美兰村的林家大院，融合了文昌传统民居与南洋风格，面海背山，门前林间有小径通往大海。这座宅院建于清代光绪至宣统年间，已有130多年历史。建造者林鸿运早年赴新加坡、越南谋生，在越南开烟酒公司致富后回乡兴建此宅。建宅时，林家请了二百多个石匠、木匠，耗时三年，石料、木材皆从越南船运回来，在铺前港靠岸。
守着老宅的是林鸿运的曾孙林道芳，今年七十三岁。林家现在共有五十多口人，大半常居国外，分布在越南、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守着老宅的，只有他和老伴，还有几个住在近处的儿孙。宅院的精致木雕门、瓦房屋脊的翘头、屋檐下的壁画，在岁月中渐渐褪色，但格局依然完整。“我从小就听父亲、爷爷讲曾祖父的事情。”林道芳说。这座宅院，是林家六代人对家乡的念想。
在铺前美宝村，我见到了另一座百年侨宅的守护者吴清海。这座占地八百多平方米的吴家老宅，由泰国华侨吴乾芬回乡修建，至今已有102年历史。吴乾芬十六岁搭小帆船下南洋到泰国干苦力，苦干十三年置下两家客栈。二十九岁那年，他回到美宝村盖了这座院子。老宅由珊瑚岩碎石所建，特殊的材质使其抵御住了岁月天灾——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正面袭击铺前时，宅子也只不过掉了几片瓦。
吴清海四十多岁，常年外出打工，但逢年过节都会回村整修老房子。小时候他常听奶奶讲曾祖父的故事：吴乾芬赚钱后，不仅盖了宅子，还拿出钱接济村民，叫村里人下南洋打工。可惜吴乾芬三十九岁英年早逝。后来，吴家后代为美宝村筹资捐建了小学。
美宝村现存二十多栋百年古宅，被当地人称为“番客村”。过去海南没有水泥，南洋来的水泥被文昌人叫做“红毛灰”——这是有钱人家才用得起的东西，是番客们衣锦还乡的无声证明。得益于铺前港的便利，番客们返乡造屋时，先是用大象将泰国的上好建材驮到码头，经水路进入铺前港，再经相连的珠溪河运抵美宝村，村民们等在岸边，用牛车拉回家。
在文昌，还有一座更为著名的侨宅——韩家宅。这是旅居泰国的文昌富商韩钦准于1936年回乡所建，历时两年建成，占地1335平方米。韩家宅已被列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守护人韩志元说：“建房时爷爷从泰国运回木料、水泥，还专门从泰国请来设计师和一批工匠、画工。”这座四进大宅院沿用海南传统的单纵轴线多进式布局，每进正屋三开间，有横房十六间。二、三进天井东侧的纳凉楼采用西式骑楼风格，圆拱形窗楣，窗柱顶端有精致的雕饰线。彩色印花地板、雕花家具门窗、青灰高墙——“中西合璧”四个字在这里有了最具体的注解。
每一座侨宅都是一个家族的诺亚方舟。它们在台风中屹立，在岁月中老去，在空置中沉默。守院人的孤独，是一种被时代遗忘的坚守。当新一代涌向城市、涌向海外，这些老宅便成了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一个家族的体温。
五、更路簿：南海上的“天书”
从铺前向南，车行约两小时，便到了琼海市潭门镇。这是一座与南海血脉相连的千年渔港，也是《更路簿》的诞生地。
《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航向、距离及岛礁特征。据专家考证，《更路簿》至迟在明朝初年就已出现，成熟于清代，盛行于清末民国。至今发现的《更路簿》有52种手抄本，记载了140多个岛礁、3000多条航线，形成了覆盖南海岛礁的网状结构。所有用汉字表示的海南方言地名，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系统。
在潭门镇草塘村，我见到了八十一岁的老船长苏承芬。他十三岁上船，二十岁出头当上船长，直至六十多岁退休，一直在用《更路簿》闯南海。“我们出海，什么航海设备都没有，不像现在有雷达。我们到西沙南沙东沙那边生产，就得靠那个《更路簿》。”
苏承芬的《更路簿》是家传抄本，其中独创的中沙群岛更路尤为珍贵——“由东岛至黄岩岛用一百零八度收，三百海里”。这五条到黄岩岛的更路，成为证明黄岩岛是中国渔民传统捕捞区域的有力证据。苏承芬告诉我，他在南沙捕鱼的几十年里，每逢遇到大一点的岛礁，总要找一块木板，用红油漆写上“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插在岛上。下次再来如果木板不见了就再写，一直写到他最后一次出海。“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南海打鱼，那是我们的宝地啊！《更路簿》就是我们'耕作'南海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他是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航道更路经”的代表性传承人，只凭一个航海罗盘和一本手抄《更路簿》，在南海闯荡五十余年，从未迷航。
在潭门镇上教村，六十六岁的老船长卢家炳向我展示了他家祖传六百余年的《更路簿》。“最早的《更路簿》最少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这本是我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一直传承下来的。”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今年八十九岁，祖传的《更路簿》约出现于1846年（清道光年间），历三世相传。卢业发十四岁跟着父亲出海，后来当了船长，一辈子离不开这本更路簿。“一半的航海生涯都记载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掌舵的船长，要严格按照更路簿上的线路来走，将岛礁作为定位点，一个岛礁一个岛礁地接力。
在潭门，像卢业发、苏承芬这样的老船长还有很多——王诗桃、郑庆能、黄家礼、许书琳、何良茂……许多人已经离世，但《更路簿》仍在传递。郑庆能十四岁跟随师傅出海，闯荡西沙、南沙，海风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沟壑。“我的师傅是临高人，走船从清澜港出发，每一条航线都有记录。从一个地方去是一条记录，回来又是一条记录。”
《更路簿》中记载的航海技术令人叹服。海南渔民在使用罗盘配合定位岛礁时，发明了“兼针”技术——在两个相邻针位的中间线两旁再加一至四条线相隔，使罗盘方位提高到240个针位，定位精度由15度细化到1.5度。如苏德柳《更路簿》所载：“自双挑（信义礁）去海公（半月礁），用乾巽加三线辰戌，三更收。”从双挑驶往海公，用罗盘上的乾巽和辰戌针位加三线，航程三更到达。
潭门渔民世代到“三沙”，是用热血和生命来开发这片“祖宗海”。他们在岛礁上打井、栽树、盖屋、挖鱼池、种田、建庙，称为“站峙”。一个岛上最少住两人，多者七八人，一般住岛一至三年。文昌东郊上坡村的陈鸿柏曾在南沙群岛居住整整十八年，创下住岛时间最长纪录。1868年英国出版的书籍中已有记载：东岛上“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
在北子岛，至今残存着两座清代的无主荒墓，碑石刻字可知，一座是同治十一年的翁文芹，另一座是同治十三年的吴某某。潭门渔民许书琳在北子岛种植的五十棵椰子树，部分树上刻有“新海利鱼庄”五个字。这些椰树和荒墓，是海南渔民开发南海的沉默见证。
潭门渔民还留下了“孤魂庙”的传说。相传五百年前的明代，108位海南渔民到西沙捕鱼，不幸遇上台风遇难。多年后，另一批海南渔民来到这片海域突遇狂风恶浪，焚香祷告祈求108个弟兄解救，霎时间风浪归于平静。死里逃生的渔民便集资在永兴岛上修建庙宇祭祀108位孤魂。这样的孤魂庙在西沙共有五座，南沙的神庙则称公庙或土地庙。每一座庙宇，都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信仰。
老船长王书茂是潭门海上民兵连的带头人。他十八岁开始出海，一年有八个月在海上度过。1996年，他带领民兵连坚守某岛礁七天七夜，旺季休渔七天，经济损失八九万元，但他说：“守好'祖宗海'是我们的本分。”2014年5月，我国“981”钻井平台作业受到外方船只非法干扰，王书茂率领十艘渔船、二百多名民兵，顶风破浪赶赴事发海域，用自己的船只挡住外方船只。外方船只最终撤离。“我们也是血肉之躯，面对危险哪有不怕的？但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不能退却，不能认输。”1997年，王书茂和父亲、儿子一起加入南沙岛礁建设施工队伍，“三代同堂搞建设”传为佳话。三十多年来，他带领民兵连累计出动渔船八百多批次，运送各类建材四百多万吨。“南海是祖国的南大门，你不守，我不守，全国人民睡觉能踏实吗？”
六、海口老街：骑楼下的南洋旧梦
从潭门返回海口，我走进了那条更为著名的骑楼老街。现存骑楼六百余栋，主要集中在得胜沙路、中山路、博爱路、新华路、解放路、长堤路等十二条街道，覆盖约二平方公里，总长约四公里。2009年，海口骑楼老街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中山路是骑楼老街中最具代表性的街道。漫步其间，拱形连廊、雕花窗棂、斑驳灰墙，无声诉说着华侨归乡的传奇。这里曾是海口商业中心——银行、布庄、药店、旅店、侨批局云集。南强药房为越南华侨吴坤茂产业；泰昌隆旅店是新加坡文昌籍华侨合股共建；大亚酒店则为新加坡琼海籍华侨兴建，是当时海口最有名的旅店之一。
大亚酒店富贾云集，出入者不乏外国面孔。其中最著名的所有者是在当时商界颇具传奇色彩的新加坡琼籍华侨殷商王先树。上世纪初，王先树身带十万光洋只身回琼州创业，创办了大亚酒店和令名媛淑女趋之若鹜的裕大公司，又在嘉积开办恒裕兴百货公司，创办批局为海外华侨汇款提供服务。
在中山路57号，我找到了南强药房的旧址，斑驳墙面上“南强药房”四个大字依稀可辨。想象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是海口最繁华的药铺之一——南洋来的药材、本地的槟榔、海外的西药在此交汇。中山路18号的尚易钱庄旧址仍在，这是侨商云旭如的产业，主要经营汇兑业务。云旭如年轻时在南洋和香港谋生，后来在水巷口开设云旭记老字号，经营赤糖、槟榔、芝麻、瓜子等土特产出口，从国外进口洋纱销售。云家产业不断扩大，在博爱北路开设嘉华号经营布匹，开设同懋号代理九八行业务。
九八行是一种服务行业，类似于现在的中介。他们帮客商交易，自己从中抽成，手续费为2%，买卖双方各支付1%，扣除手续费后剩余98%，故名九八行。清末民初时，著名的九八行商号是梁安记、云旭记和邱厚生。
得胜沙路的名字源于一段抗倭历史：1849年倭寇侵犯海口，海府军民在外沙激战得胜，故改名“得胜沙”。1901年，法国人在此建设“中法医院”；1914年，全岛第一个新式金融机构——中国银行海口办事处在此设立。1937年，海关从中山路迁址到得胜沙，街道更加繁荣。全海口最高的建筑——俗称“五层楼”的海口大厦坐落于此。旧时的得胜沙路是洋行、茶楼、旅馆、货栈、戏院的聚集地，相当繁华。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殖民势力侵入海口，十多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医院、邮政局、银行、海关大楼也在得胜沙路建成。
骑楼的每一扇门后，都隐含着南洋故事——有“民国第一楼”家族兴衰的传说，有富家女投身革命洪流的往事，有前清格格漂洋过海远嫁海南的旧事。这些故事如同骑楼墙上的青苔，在潮湿中生长，在岁月中蔓延。
老街还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与抗争。1889至1937年间，海口多次发生天花、霍乱等瘟疫，死亡一万二千多人。当时外国人办的福音医院、中法医院拒绝收治传染病人，老街上的广德堂始终开门营业，救活了许多病人。抗战时期，老街商人积极募捐筹款，抵制日货，支援祖国抗战。侨批封上盖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同胞们，祖国多难”“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等宣传邮戳，家书内容除了问候家长里短，也多了“回国请缨”“节约救国”“捐输财物”等信息。
如今，骑楼老街经过修缮重新焕发生机。但真正的保护，不是让建筑成为标本，而是让它“活”起来——原住民仍在其中生活，老商户仍在经营，新店铺与传统手艺并存。中山路上的非遗店铺“儋耳老味”，守了十多年没赚到钱，全靠情怀支撑。“花钱打造老样子”并非易事，真正的保护是在守住本真的前提下让它“活”起来。
七、尾声：海风依旧，乡愁未散
离开海南时，我又回到了铺前港。黄昏时分，夕阳将海面染成金红色，渔船陆续归港。海文大桥横跨铺前湾，连接海口与文昌，车流如织。这座2019年通车的大桥，让铺前与省城的距离大大缩短，也为这座古镇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有些东西，是桥梁无法连接的。
那些下南洋的先辈，带着几袋地瓜、一炷香、一句祷告，从铺前港扬帆起航。他们在橡胶园里流汗，在锡矿场里卖命，在码头上扛货，然后把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一笔笔汇回家乡。据统计，从1876年至1908年，出洋的琼侨总人数超过四十五万人次，平均每年万余人次。民国时期，琼岛远游之风益盛，其中文昌人居多。海南三百多万华侨华人中，文昌人占了近一半，大约一百二十多万，海外文昌人比家乡人口多一倍。
他们中的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而那些回来的，带回了南洋的财富、南洋的眼光、南洋的乡愁，在故土上建起了骑楼、侨宅、书院，成为“番客”——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侨批上的字迹已经模糊，更路簿的纸张已经泛黄，骑楼的墙面已经斑驳，侨宅的庭院已经荒芜。但海风依旧，从南海吹来，带着咸涩的记忆；乡愁未散，在每一座老宅的门槛上，在每一条老街的石板间，在每一位守院人的皱纹里。
林道芳守着林家大院，吴清海守着吴家老宅，韩志元守着韩家宅。他们守的不是房子，是一个家族的根，是一页被海风吹来的南洋乡愁。
苏承芬守着《更路簿》，卢业发守着罗盘，王书茂守着“祖宗海”。他们守的不是物件，是一片海域的魂，是一代渔民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南海史诗。
我站在铺前港的码头上，看着最后一缕夕阳沉入海面。远处，海文大桥的灯火次第亮起，像一条珍珠项链横卧在海峡之上。而那些下南洋的帆船、送侨批的水客、批脚的脚步、更路簿上的墨迹，都已化作历史深处的回响。
海风依旧。乡愁未散。南侨的故事，还在续写。
【文章提要】以海南铺前港为起点，沿下南洋的历史脉络，记述骑楼建筑、侨批银信、百年侨宅背后的华侨故事，并以《更路簿》与潭门老船长的坚守，展现海南渔民对南海“祖宗海”的世代守护。海风、老街、守院人，共同织就一页跨越山海的南洋乡愁。
【作者简介】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