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多维度视角下：青海李土司族源“沙陀说”之批判
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纂辑整理
【摘要】青海李氏土司作为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土司世家之一，其族源问题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其中，“沙陀说”主张李氏为唐代沙陀突厥李克用后裔，此说在清代官修文献及部分家谱中广为流传。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从历史地理、谱系传承、政治环境及学术考证等多维度对青海土司李氏族源“沙陀说”进行了系统批判。指出这一说法存在历史地理矛盾、谱系混乱、政治建构特征明显等问题，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认同与家族地位提升的产物，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
本文强调了历史记忆的建构性特征，为理解中国边疆民族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视角。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辨析，认为青海李氏更可能源于西夏党项。
【关键词】青海李氏土司；沙陀；党项；族源；历史记忆；碑刻；家谱
一、引言
青海李氏土司家族自元末崭露头角，历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世袭传承，分为东府十三门、西府十门、中府四门，素有“河湟三万户，李姓据其半”之说。该家族在明代涌现出会宁伯李英、高阳伯李文等显赫人物，成为西北边疆重要的政治力量。关于其族源，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观点：沙陀李克用后裔说、西夏党项皇族说以及吐谷浑说。其中，“沙陀说”在清代被官方采信，影响深远，但近年来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质疑。
二、青海李土司概况
李氏家族在青海从元末崭露头角，其先人经历了由地方豪酋归顺新朝，在明为土官、在清为土司、在民国为乡绅的三重社会身份演变。明初，李南哥于洪武四年归附明朝，其子李英因功被封为会宁伯，李南哥之侄李文被封高阳伯。该家族至今宗支庞大，遍布湟水流域，族属自我认定或为土族，或为汉族。
三、“沙陀说”的主要依据
“沙陀说”的主要文献依据包括：
（一）清代家谱记载：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天俞修撰的《李氏家谱》称李氏之先为李克用后裔。《李氏世系图》云：“自沙陀初祖朱邪执宜传至赏哥太祖，历十四世。太祖，宋封鄯善王。”
（二）官修史志：《清史稿·土司六》记载：“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
（三）民间传说：传说李氏家族最早的先人为唐代西突厥别部西域沙陀国酋长朱邪尽忠。
四、“沙陀说”的批判性分析
（一）历史地理的矛盾
沙陀族的历史迁徙轨迹与李氏家族在青海的出现存在明显时空错位。沙陀部原居西域，唐元和三年（808年）东归，被安置于盐州（今陕西定边），后迁至代北（今山西北部）。五代时期，沙陀建立后唐、后晋、后汉政权，但北宋以后沙陀逐渐融入汉族，史籍中鲜有沙陀大规模西迁青海的记载。
从沙陀活动的主要区域看，其势力范围集中在河东、河北地区，与河湟地区相距遥远。虽有学者构拟了李克用子孙从后唐明宗时亡入阴山白达勒达，到元代驸马长吉分地西宁的迁徙路线，但这一构拟缺乏可靠的史料支撑，更多是基于后世家谱的倒推。
（二）谱系传承的矛盾
李氏家谱中关于世系的记载存在明显混乱和矛盾：
⑴世系混乱：家谱将沙陀李氏与西夏党项李氏强行结合，如将李继捧（西夏宗室）当作李克用后人，又将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唐末因平黄巢有功赐姓李）与沙陀李氏糅合在一起。这种将两个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李氏强行嫁接的做法，暴露了谱系的虚构性。
⑵时间错位：沙陀李克用生活于唐末（856-908年），而李氏家谱中的始祖李赏哥活动于元代，两者相隔三百余年，中间世系记载模糊，缺乏可信的连续证据。
⑶晚出特征：李培业教授考证指出：“自称李克用后裔者，并非明初的李南哥，而是清初的李天俞。他伪立李克用为始祖于家谱中，并给朝廷的行状中自称为李克用后裔。由于其所重修的家谱，视为土司官谱，所以影响很大，造成以讹传讹的根源。”这表明“沙陀说”是清初才被系统建构的。
（三）政治环境的分析
李氏家族先世书写的变迁反映了明清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化：
⑴明代西夏说的盛行：明初至明中期，李氏家族多自称西夏后裔。《李南哥墓志铭》明确记载：“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亦云：“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这一时期，西夏皇裔的身份在西北地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⑵明末清初的转变：明末因“西夏”逐渐成为隐喻叛逆少数民族的符号，加上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曾自称西夏后裔），李土司家族放弃了“西夏皇裔”的先世书写，转而构建“李克用后裔”的族源认同。这一转变具有明显的政治避险色彩。
⑶清代官方的认可：乾隆时期，“李克用后裔”说被纳入官修钦定的《皇清职贡图》，在皇权承认和保护下在清代被反复书写。这表明“沙陀说”的最终确立与清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
（四）学术研究的质疑
当代学者从多角度对“沙陀说”提出质疑：
⑴芈一之的批判：芈一之先生直言“李土司之李，乱攀到党项羌人，拓跋氏之李或沙陀突厥人朱邪氏之李，是荒诞无稽的”，他认为因李土司世居地灵州为唐代内迁吐谷浑聚居地之一，故李土司应为吐谷浑人。
⑵王继光的观点：王继光先生认为李土司家族“先世居西夏”，其先祖很可能是党项人。
⑶周伟洲的倾向：周伟洲先生因《李氏族谱序》将沙陀李氏与西夏党项李氏结合起来太过于勉强，而“宁可相信弘治年间的《李英神道碑》的说法，即土族李土司源于西夏党项拓跋氏（李氏）”。
⑷邓文韬的研究：邓文韬在《记忆与失忆：明清青海李土司家族的先世书写》中指出，李氏家族的先世书写应被视为“带有主观性的历史记忆”，其历次文本变动反映了家族地位、宗族关系和政治环境的变迁。
五、其他族源说的合理性
（一）西夏党项说
西夏党项说具有较多的证据支持：
⑴地理接近：西夏曾统治河湟地区，1227年西夏灭亡后，部分党项人逃往青海一带是plausible（表面合理、符合逻辑，可能为真）的。
⑵早期碑铭：明代早期的《李南哥墓志铭》和《李英神道碑》均明确记载“先世居西夏”，这是时间上最接近李氏家族兴起时期的记载，可信度较高。
⑶晋王察哥的关联：吕建福先生结合西夏晋王察哥五征河湟之事迹，推测李氏家谱中所谓的“李晋王”是指西夏晋王嵬名察哥而非沙陀李克用。
⑷李培业的考证：李培业教授根据保存的十部族谱资料和《会宁伯李英神道碑》记载，论证了李土司是西夏皇族后裔的说法。
（二）吐谷浑说
芈一之先生提出李土司应为吐谷浑人，主要依据是李氏世居地灵州为唐代内迁吐谷浑聚居地之一。吐谷浑是隋唐时期活跃于青海地区的民族，其后裔融入土族的可能性较大。
（三）当地土著说
从李氏家族成员的姓名看，李南哥、赏哥、梅的古、管吉禄、坚赞等名字具有明显的藏语特征。这表明李氏很可能原本是当地土著豪酋，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汉化，并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而攀附名门。
六、结论
通过对青海土司李氏族源“沙陀说”的全方位批判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沙陀说”缺乏可靠的历史地理依据。沙陀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河东、代北，与河湟地区相距遥远，且沙陀在五代以后逐渐融入汉族，大规模西迁青海的记载缺失。
第二，李氏家谱中沙陀世系的记载存在明显的混乱、矛盾和晚出特征。谱系将沙陀李氏与西夏党项李氏强行结合，世系传承存在时间错位，且“沙陀说”的系统建构始于清初，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第三，李氏家族先世书写的变迁反映了明清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化。从明代的“西夏说”到清代的“沙陀说”，这一转变与政治符号的变迁和家族地位的维护密切相关。
第四，学术研究更支持西夏党项说。明代早期碑铭的记载、地理的接近性以及家族成员姓名的特征，都指向青海李氏更可能源于西夏党项。
第五，“沙陀说”的建构本质上是明清时期土司家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身份建构和政治认同的产物。这种建构并非孤例，在西北地区其他土司家族中也有类似现象。
因此，青海土司李氏的“沙陀说”族源认同应当被视为一种历史建构而非客观事实。这一案例生动展示了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在王朝更迭中如何通过重构祖先记忆来适应政治环境、提升社会地位的历史过程。对“沙陀说”的批判不仅有助于厘清李氏家族的真实族源，也为理解中国边疆民族的身份建构与历史记忆提供了重要视角。
（2026年2月16日完稿，3月16日修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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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青海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之一:李氏家族[N].黄南报,2022-03-04.
10.澎湃新闻.沙陀遗事——民族融合的缩影[EB/OL].2023-10-16.
【作者简介】
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祖籍青海乐都，土族。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作家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