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日，从城里到乡下
芒种日，从城里到乡下
作者：董银林（甘肃武威）
下午六点，放学的铃声响了。
我把最后几个学生的作业本批阅完成后，走出教学楼。操场上，几个低年级的孩子正在追逐打闹，扬起的尘土在斜阳里变成一团金黄色的雾。我站在廊檐下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个小女孩跑过来，塞给我一把野花——是田埂上常见的那种苦苦花，黄灿灿的，小得跟米粒似的。她笑嘻嘻地跑开了，辫子一甩一甩的。
芒种了。武威城里的节气不声不响，除了菜市场上多了一捆一捆的青稞穗子，好像也没什么不同。可我每天要走的这条路不一样——从城里出来，沿着一条柏油路往北走十五公里，就是我从教二十三年的那所乡镇中学。路两边的麦田在这个时节是最耐看的，冬麦已经黄了梢，风吹过去，麦浪一层一层地推到天边；春麦还绿着，夹在黄澄澄的冬麦田中间，像是谁在黄布上绣了几道绿条纹。
我今年四十九岁，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二十三年。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和住母亲一起住在老家的院子里，明天早上我骑一辆破自行车到学校要骑将近半个钟头。冬天冷风灌进领口，夏天日头晒得胳膊脱皮。后来攒了一年工资，买了一辆摩托车，再后来结了婚，买了房，有了孩子，一家人靠那辆摩托车出行极为不便，就学了驾照后买了辆六万多的小型商务车，来回通勤总算不那么遭罪了。每天早出晚归，城里的家在武威城北新建的一个小区，六楼，没有电梯，三室两厅，住着我们一家人，母亲偶尔也会来上那么一两次，大多数时间，母亲还是住在农村的老房子里。
父亲要是活着，该多好。
我父亲是二〇〇三年夏天走的。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由于分配滞后我还没有参加工作，春节时父亲生病了，我陪着父亲先后两次在凉州医院住院治疗，但最终还是没有治好，最终在那个芒种刚过后的夏天彻底离开了我们。父亲去世后不久，我记得好像是刚过了“头七”，我就接到了教育局参加教师岗前培训的电话通知。之后，我们一群人就在武威教育学院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在武威教育学院培训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分配通知也出来了，我被分到了我曾经的母校——凉州区洪祥镇陈家沟中学任教。
二〇一一年，我参加工作刚满八年，我的母亲也她查出了直肠癌晚期，也在那年芒种之后不久就去了，一夜之间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
如今我每天早晨都从城里出发，开车经过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去学校上班。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替我爸妈看着这片地——看着芒种时节麦子变黄，看着寒露前后冬麦下种，看着祁连山上的雪一年比一年少，看着种地的人一年比一年老。
昨天下午，有个学生家长打电话来，说她家孩子这两天老是逃学，让我帮着劝劝。那孩子姓刘，他爸在新疆打工，他妈在镇上饭馆当服务员，家里还有个奶奶。今天上午，我跟那孩子谈了一节课的话，他低着头不说话，最后红着眼圈说：“老师，我不想念了，念了也没用，我爸我妈都不管我。”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像这样的孩子，我们学校有好几个。近年来，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越来越少，我们学校全校总共不到三百个学生，且一大半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回来一两次，爷爷奶奶又不识字，作业没人管，成绩自然上不去。有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稀稀拉拉十几个孩子，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一方面教他们化学和生物课程知识，另外一方面我也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可我救不了他们的孤独。
收拾好东西走出校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校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几个来接孩子的老人正蹲在地上抽烟。他们看见我出来，七嘴八舌地打招呼：“董老师，走了？”“董老师，明天见。”我也笑着和他们一一打了招呼。
上了车，我沿着那条走了几千遍的路往城里开。车窗摇下来，晚风灌进来，带着青麦特有的气味。远处祁连山的轮廓在夕阳里变成一道深深的黑线，山顶的积雪反着光，亮得刺眼。收音机里播着一首老歌，我没听清歌词，只听到旋律慢慢悠悠的，像是在跟什么人告别。
芒种前后收冬麦，这是河西走廊几千年的规矩。可规矩是会变的，就像这条路上的风景——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路两边几乎全是麦田，整整齐齐的，到了芒种就跟铺了一层金子似的。现在不一样了，玉米地多了，小麦地少了。因为种麦子不挣钱，一亩地忙活大半年，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水费，落不下几个钱。农民不傻，什么挣钱种什么。麦子一年比一年少，到了芒种，能看见的手工割麦的场景，也越来越稀罕了。
进了城，天还没有全黑。武威城里这个点儿正堵车，我在新六中门口堵了十几分钟。透过车窗往外看，街上的人行色匆匆，有的拎着菜，有的牵着孩子，有的骑着电动车左拐右拐。这座城市跟十年前比变了很多，楼高了，路宽了，车多了，可芒种这两个字，城里人似乎是不大提的。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月房贷还了没有，孩子的补习班报了没有，跟节气没有关系。
到家的时候快七点了。媳妇正在厨房炒菜，儿子坐在客厅沙发玩手机，手机里放着时下正流行的短剧，声音不大，但嗡嗡嗡的听着心烦。我把手提袋放在玄关，换了拖鞋，在沙发上坐下来。儿子头也没抬，喊了一声“爸”，继续刷他的短剧。
厨房里飘出蒜薹炒肉的味道，油烟机轰隆隆响着。我靠在沙发上，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说不清楚的那种。也许是白天跟那个逃学的孩子谈了太久，也许是路上看见那个割麦子的老汉想起了我爸，也许是芒种这个日子本身就带着一种让人心慌的力量。
“芒种忙，麦子上场。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
我爸当年唱过的民谣，忽然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我闭上眼睛，仿佛又闻到了麦秸的味道，又听见了镰刀割麦的声音。
我妈也是。她每年芒种都要做麦索，把青稞穗子蒸熟搓出粒，用小石磨磨成细细的绳索状，拌上蒜泥、醋和油泼辣子，香得我一次能吃两大碗。她走后的第一年芒种，我自己试着做了一回，可磨出来的麦索不是粗了就是细了，味道也不对。后来就没再做过，那盘小石磨搁在老屋的杂物间里，落了厚厚一层灰。
“爸，你咋了？”
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抬起头来看我。我睁开眼，笑了笑说没事。媳妇端着菜从厨房出来，看了我一眼，说：“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又胃疼了？”我说没有，就是今天芒种，想起了一些事情。
她没再问，把饭菜摆好，招呼儿子洗手吃饭。妻子是非常贤惠的一个人，生活中也是非常善解人意。她一边上班一边忙里忙外操持家务，常年的劳累导致腰和腿上都出现了毛病，看了多次医生，吃了许多药也不见好。
饭桌上儿子叽叽喳喳说他今天在学校里的事，媳妇嗯嗯地应着，时不时给我夹一筷子菜。我吃着饭，心里却在想——今天是芒种，冬麦该收了，春麦该浇最后一水了，回茬的荞麦该种了。这是庄稼人最忙的时候，也是我父亲倒下去的日子。
吃完饭，媳妇去洗碗，儿子去写作业。我走到阳台上，向楼下望去。小区的楼下有几棵槐树，叶子被风吹得翻来翻去，哗啦哗啦的。远处的天边还剩最后一点亮光，不知道是晚霞还是城里的灯火映出来的。
我想起我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节气不等人，庄稼不饶人。”他是说种地不能偷懒，节令到了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然一年就白忙活了。可我想，节气不等人，人也不等人。我爸没等到我参加工作，我妈没等到我的孩子能为她端一杯水。这个芒种，他们也等不到我在城里的阳台上看外面的风景，这个芒种，想他们了。
转身回屋，儿子已经写完了作业，正趴在沙发上翻一本书。我坐过去，把他搂过来，摸了摸他的头。他仰起脸看我，说：“爸，明天星期六，你带我去乡下玩吧。”
“去乡下干什么？”
“你上次不是说，芒种的时候麦子黄了很好看吗？我想去看看。”
我心里一热，说好，明天带你去，回去我们先去看看老屋，再看看你爷爷奶奶的坟。老家的院子自母亲过世后就一直是我四哥一家人居住。一想起老家的院子，我心里总是涌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因为里面曾经住过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还有我们的爹和娘，还有那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想想那时候一家人多热闹啊，吃饭要摆两张桌子，睡觉要挤通铺。如今，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也都各自成家，有了我们各自的家庭和孩子，就连年纪最小的我也已有了白发，步入了知天命之年，也就只剩下黄土夯的院墙上还留着儿时的记忆了。
窗外的风吹得紧了些，有凉意透进来。祁连山那边大概又下了雨，山口的风变得又干又凉，裹着沙土的气息。芒种在武威城里，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日子，日历上多了一页，手机上弹出一条提醒。可在我心里，它是麦田的颜色，是镰刀的声音，是一碗麦索的味道，是我爸倒在土炕上的那个夏天，是我妈躺在病床上说的那句“沙枣树要记得浇水”。
明天带儿子回乡下。
夜深了，小区安静下来。我听见远处有狗吠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像是从田野那边传过来的。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总觉得那狗叫声里带着麦秸的味道。
又是一年芒种。麦子黄了，该收了。
可收麦子的人，已经不在了。
作者简介：董银林，男，甘肃省武威人，教育工作者，凉州区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长期从事教育宣传工作，喜欢用有温度的文字记录生活。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报》《甘肃教育》《甘肃教育报》及“作家网”“网信武威”“凉州文艺”“凉州融媒”“凉州作家”“作家联盟”“宁古塔作家”等各类媒体。等各类媒体。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