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端午节正身

随笔

我为端午节正身

作者：陈双娥

端午的棕叶香漫过长沙的街巷时，总有人攥着“端午只能道安康，不能说快乐”的说法反复较真，也总有人把这个节日完完全全归为纪念屈原的专属符号。可当我们顺着泛黄的典籍往时光深处走，踩着岳麓山脚下被千年岁月磨平纹路的青石板，想着那些从先秦流传至今的民俗印记，才会发现我们熟悉的端午，藏着比两千年楚辞更古老的脉络，那些被误读的说法，本就该在满城漫溢的艾草清香里慢慢厘清。

很多人对端午的第一认知，是它为纪念屈原而生。这个流传最广的传说，早已顺着课本的文字刻进了多少代人的记忆里：战国末年的五月初五，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不愿苟且的屈原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沿岸百姓划着船打捞他的躯体，把糯米裹进棕叶投入江中，怕鱼虾啃食这位忠臣的遗骸。这个故事太过动人，以至于后来人几乎默认，端午的起点就停在公元前278年的那一天。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典籍，就会发现这个认知，其实是把端午的历史往短里缩了上千年。

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里旁征博引，用百余条散落古籍里的细碎记载，拼出了端午最原始的模样。他考证得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吴越先民，就已经有了端午的雏形。那些断发文身、以龙为图腾的古越人，把五月视作“飞龙在天”的吉时——《易经·乾卦》第五爻的“飞龙在天”，指的正是每年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天的天象。在没有精密历法的上古时代，先民抬头望见整条龙形的星象完整出现在夜空最耀眼的位置，便认定这是龙神降福的日子。他们把凿刻成龙形的独木舟推入水中，在鼓点声里竞相划行，用最盛大的仪式祭祀龙神，祈求这片水泽不会泛滥，来年的稻谷能有满仓的收成。他们把稻米用树叶裹紧投入江中，不是为了喂鱼，是献给龙神的祭品，这份藏在水波里的虔诚，比屈原所处的战国时代，早了整整一千多年。

北方的端午脉络，同样藏着远超屈原时代的古老印记。《大戴礼记·夏小正》里早有明确记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五月，蓄兰为沐浴也”。这部记录先秦农事的典籍，成书年代比屈原的生卒年份还要早，彼时的中原先民，早已摸透了仲夏时节的自然规律——农历五月正值夏至前后，阳气盛极而衰，阴气悄然萌生，蚊虫大量滋生，疫病极易流行。他们在五月的第一个午日，结伴走进山野，采集下一年里药性最盛的草药，把带着晨露的兰草采回来煮成香汤，全家老小沐浴其中，用最朴素的方式祛除身上的晦气相。《礼记·月令》里那句“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更是把古人对五月的认知写得明明白白：这个白昼最长的月份，是阴阳二角力最激烈的节点，生命的生机和死亡的隐患在此消彼长。先秦的贵族们会在这个月斋戒静守，褪去华服，远离声色宴饮，用顺应自然的方式安稳度过这个特殊的时节。这份流传在黄河流域的俗信，同样远早于后世附会的各类人物传说。

就连“端午”这个名字本身，也藏着比屈原传说更晚出现的证据。“端午”二字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西晋周处的《风土记》里，这位除三害的名将，在记录江南民俗的典籍里写下“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此时距离屈原投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近五百年。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里，这个节日在民间更多被称作“浴兰节”“重午节”，各地的习俗各有脉络，却几乎没有和屈原绑定的明确记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里，记录了大量先秦到汉初的民俗宜忌，其中关于五月五日的条目，全是采草药、避毒疫的内容，没有一处提及屈原的名字。这些从地下挖出来的实物证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端午的根，扎在比楚辞更远的上古岁月里。

当然，我们从来不该否认屈原与端午的羁绊，更不该否定这份跨越千年的联结有多么动人。南朝梁代的文人吴均，在《续齐谐记》里完整记下了那个流传千古的故事：屈原投江之后，楚国百姓在每年五月初五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祭祀他，后来有人偶遇屈原显灵，说投入江中的米都被蛟龙偷走了，要用箬竹叶或柊叶、绑上五色丝，蛟龙才会害怕。从此之后，粽子的模样就定了下来。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宗懔，在记录荆楚民俗的《荆楚岁时记》里，又把沿岸百姓划着船打捞屈原的场景，和古越人传下来的龙舟竞渡习俗合二为一。

我们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会发现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人们把这个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的古老节日，托付给了一位最能代表华夏风骨的诗人。屈原身上那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那份对家国故土至死不渝的眷恋，刚好接住了这个节日从远古传下来的厚重分量。后来的千余年里，又有伍子胥、曹娥、陈临等不同地域的人物传说，陆续被融入端午的脉络里：江浙的百姓把端午和忠良被谗的伍子胥绑定，浙东的民众用端午纪念投江寻父的孝女曹娥，岭南的百姓在这天纪念仁政爱民的地方官陈临。这些不同的传说，像一条条支流汇入端午这条大河，让这个原本源自自然崇拜的节日，慢慢有了更丰满的人文温度。

可这份动人的文化附会，从来不是端午的起点，更不该成为遮蔽节日本源的边界。我们纪念屈原，是为了传承他身上的家国情怀，却不该反过来把端午数千年的历史，压缩成晚近才附会上的一段，让那些藏在星象、草药和水波里的上古记忆，被后人彻底遗忘。

近些年流传最广的关于端午的误读，莫过于“端午节是祭祀节日，只能互道安康，不能说快乐”的说法。这个论调刚出现的时候，几乎在全网刷屏，不少人拿着“端午是悼亡的日子，说快乐不吉利”的说法，纠正身边每一个在这天送上节日祝福的人。可当我们翻开从南北朝到唐宋的典籍，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古人在端午的欢悦，几乎要从泛黄的书页里漫出来。

《荆楚岁时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五月初五这天，民间百姓会成群结队走到郊外踏青，玩“斗百草”的游戏：孩子们各自从山野里采回韧性最好的草茎，两两交叉拉扯，谁的草茎先断就算输，欢声笑语顺着夏风飘得很远。家家户户把艾草扎成人形挂在门上，把菖蒲刻成小摆件泡进酒里，街巷里全是酒香和艾草的香气，没有半分肃穆悲戚的氛围。到了唐代，端午更是成了举国欢庆的重要节日，朝廷会在这天给文武百官赏赐新做的夏衣，杜甫那首《端午日赐衣》里写“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字里行间全是拿到御赐衣物的欣喜，没有半分悲悼的愁绪。

宋代的端午，更是把节日的热闹推到了顶峰。《东京梦华录》里记录了北宋汴京的端午盛景：街上的商铺早早摆出了用艾草扎成的艾人、用彩绸做的小符，还有香糖、蜜饯、各式各样的粽子，游人摩肩接踵，几乎要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在这天摆上家宴，孩子们臂上系着五色丝，跑到城边的河边看龙舟竞渡，鼓点声、喝彩声隔着半座城都能听见。陆游在端午这天和朋友结伴游湖，写下“归舟及南浦，云日澹川光”的诗句，字里行间全是出游的畅快。就连我们脚下的湖南，从古至今的端午都满是热闹：湘江沿岸的村落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操练龙舟，端午当天河岸上站满了围观的百姓，鞭炮声从早响到晚，家家户户摆上十几桌的粽子、咸鸭蛋，邀来亲朋好友共庆佳节，祖祖辈辈都在这天互道喜乐，从来没人觉得“端午说快乐”是件不合时宜的事。

古人在端午的所有仪式里，藏着的从来不是悲戚，而是对生命最热忱的爱。他们插艾草、佩香囊，是为了驱走毒虫，护佑一家人整个夏天都无病无灾；他们赛龙舟，是为了在鼓点里凝聚起全村人的力气，在水波里划出最昂扬的劲头；他们把糯米裹进棕叶，放进蜜枣、鲜肉，是为了用最饱满的食物，犒劳辛苦劳作了小半年的自己。“安康”是一句最诚挚的祝愿，“快乐”同样是这个节日里本该有的气度，二者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更没有什么“不能说快乐”的禁忌。那些拿着“端午只能道安康”的说法较真的人，恰恰是把端午的内涵读窄了——这个从远古走来的节日，藏着的是中国人最通透的生命观：我们敬畏自然，我们缅怀先贤，但我们更要热烈地活着，在仲夏的热烈里，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欢喜。

如今站在2026年的端午回望，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刚好是当年屈原行走过的楚地。湘江的水波和两千年前汨罗江的水波连在一起，岳麓山的艾草和上古先民采摘的艾草，长着一模一样的叶片。我们剥开一枚粽子，咬开的不只是软糯的糯米，是古越人划着龙舟祭祀龙神的虔诚，是先秦先民兰汤沐浴的清香，是屈原沉江时留给后世的千古悲悯，是唐宋街巷里飘了千年的欢声笑语。

这个传承了数千年的节日，从来不该被几句片面的说法框住。它不是某一个历史人物的专属纪念日，也不是只能说某一句祝福的严肃祭祀日，它是我们的祖先对着星象定下的吉时，是中国人把敬畏自然、缅怀先贤、热爱生活揉在一起的民俗结晶。它带着华夏文明最鲜活的脉络，在每一年的仲夏，裹着棕叶的香，飘着艾草的气，热热闹闹地走到我们面前。我们为端午正身，从来不是为了否定那些动人的传说，而是为了把它藏在岁月深处的完整模样，重新交到每一代人手里。

2026年6月20日于长沙岳麓山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陈双娥，湖南汉寿人，毕业于湘潭大学，国家二级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反绑架》《大追捕》《险走洞庭湖》；法制小说集《权与法的较量》《钱与法的碰撞》《义与法的冲突》；悬疑小说集《生死赌注》《生死抵押》《生死游戏》。《春柳湖》（全四部）入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义与法的冲突》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湖南省金盾图书奖。散文《沧浪之水门前流》等多篇新作获得广泛赞誉。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