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西水塘
作者：刘朝阳
清明前后的水塘，满得沉甸甸的，像盛了太多往事。
塘埂上烧过的纸灰被风一卷，贴着水面飞，像一群黑色的燕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蹲下身，看那些灰烬在水面上盘旋、打旋、终于湿透、沉下去——就像前些年沉下去的人，沉下去就再也没有上来。
李二家的独子是夏天没的。那孩子刚满七岁，会背许多古诗，一个人跑到塘边捉蜻蜓。蜻蜓停在草尖上，阳光下像透明的小精灵。他蹑手蹑脚凑过去，脚下一滑，人就没了。水花溅起来的时候，知了叫得正凶，把扑腾声全盖住了。等李二媳妇寻过来，只看见塘埂上一双小鞋，摆得端端正正，鞋尖朝着水面，像还在等一双小脚丫伸进来。她腿一软跪下去，手伸进水里乱捞，捞上来一把水草，缠在指头上，怎么甩也甩不掉——就像孩子不肯撒开的手。
老吴的娘是中秋过后走的。老吴打了一辈子光棍，娘是他唯一的伴。那年秋天娘病了，脑子糊涂，半夜总说要去塘边洗衣裳。老吴把门锁了，钥匙压在枕下，可娘还是从窗户翻出去了。第二天天亮，人们在水塘中央看见她——仰面躺着，身上穿着那件压箱底的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像要去走亲戚。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胰子，到死都在水里慢慢化着，周围的水面泛着细细的白沫，像月光碎了一池，又像她咽不下的那口气。
郭三棱的媳妇走的时候是清明。她过门五年，肚子始终没动静，婆婆指桑骂槐，丈夫闷头喝酒，连正眼都不瞧她。那天傍晚她一个人去了塘边，有人看见她掬水洗了很长时间的脸，像是在洗一辈子的委屈。后来就不见了，只有一双布鞋齐齐摆在石阶上，鞋窠里各放着一朵刚摘的野花。她在水底待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清早才浮起来。打捞的人说，她脸上一点苦相都没有，反倒像睡着了一样，嘴角还有一丝笑——仿佛那冰冷的水底，比那个家更暖。
疯女人那时还没疯。她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小荷，小的叫小莲，一个六岁，一个四岁，花骨朵似的，成天在塘边追蝴蝶。出事那天是个黄昏，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把水塘也染成了金红色。小荷举着一朵蒲公英在前面跑，小莲在后面追，嘴里喊着“姐姐等等我”。两个人跑着跑着就跑到了水边，小荷想摘塘埂边那朵开得最好的打碗碗花，身子往前一探，脚底的泥松了。她掉下去的时候，还下意识拽住了妹妹的手。
两个小小的身子在水里扑腾，溅起的水花在晚霞里像碎金子，像她们还没活够的年华。小莲的头浮上来，又沉下去，再浮上来，头发贴在脸上，嘴里喊了什么，没有人听见。小荷的手臂在水面上挥舞了几下，像两只折断翅膀的鸟，再也飞不起来了。她们的影子在水下纠缠、分开、又纠缠，最后，一圈一圈的涟漪缓缓荡开，荡到塘中央，荡到对岸，荡到看不见的地方，荡成了整个村子一辈子的伤疤。
等大人赶到，水面已经平了，平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只有塘埂上的野花还在风里摇，还有一只被捏碎了翅膀的白蝴蝶，湿漉漉地漂在水上，像一朵会疼的花。
疯女人没有哭。她站在塘边，眼睛直直地望着水面，好像能望穿那层水，望到另一个世界。后来她就疯了，一次次想跳下去，被人拉住时就撕心裂肺地喊——“小荷！小莲！”那名字从喉咙里挣出来，带着血丝，落在塘埂上，年年春天都开出两朵寻常的野花，一朵低头，一朵垂泪。
所以水塘一直满着。满得不是水，是泪。
我曾在月夜里来过。月光铺在水面上，像铺了一层白绢，直铺到看不见的深处。水很清，清得能看见底下——李二家的独子还在追那只永远追不上的红蜻蜓；老吴的娘端坐在水底的石头上，手里那块胰子永远化不完；郭三棱的媳妇仰面浮着，长发像水草散开，嘴角的笑凝在那一夜，再也不会醒来。
还有两个孩子，手牵着手，在月光最深的地方追蝴蝶。她们的蝴蝶是纸灰变的，飞着飞着就散了，散了又聚拢，永远在那一片小小的水域里徘徊。她们都睁着眼睛，水底的人都睁着眼睛——清澈的、明亮的、不肯闭阖的眼睛，替岸上那些活着的人，流着流不干的眼泪。
蛙鸣浮起来了，忽远忽近，像谁在水底喊谁的乳名。
如今，水塘边竖起了冰冷的护栏，钉上了“禁止入水”的标牌。可这些恰恰像一块块沉默的墓碑——不是为了拦住脚步，而是为了让记忆不曾随风而去。
风一吹，满塘都是黑色的燕子，飞不走的。
作者简介：刘朝阳，山东鄄城人，现居济南，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山东文学》、《中国作家网》等报刊及网媒，偶有获奖、录入年度选本或选录《作文网》范文，曾获第二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一等奖、第三届“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金奖、第六届中国当代散文精选大赛二等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