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启家天下
——大禹的疏，鲧的堵，与一场关于“家”的千年寓言
作者：王瀚林
“启家天下”——这四个字搁在史书里，像一枚生锈的铜钉，把华夏文明最疼痛的那块骨板固定了下来。启，夏禹之子，开启了“家天下”；而“启”字本身，又是开启、发端之意。仿佛历史早在这位王子的名字里埋好了伏笔：从他开始，天下不再是风雨中共同撑持的茅檐，而成了深宅大院里父子相传的私产。
读这段往事，总让人先想起那场滔天洪水。约四千年前，黄河流域水患滔天，鲧用“水来土掩”的法子，堵了九年，堵得桑田变沧海，山丘成岛屿，最终身败名裂。禹接了父亲的班，反其道而行，“因势利导”，开山劈岭，疏浚河道，三过家门而不入，奋战十余载，终于“开九州，通九道”。这是教科书里标准的励志叙事——人定胜天，改堵为疏，功成身退。
但历史的讽刺往往藏在叙事的褶皱里。大禹用“疏”的办法治了水，却在政治上为后世“堵”死了另一条路。他疏导了黄河，却堵塞了“天下为公”的喉咙；他劈开了龙门，却为世袭王权砌起了第一道高墙。这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圣人，最终把天下引入了“家”的窄门。据《史记》载，禹在涂山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迟到而诛——这哪里是疏导，分明是用暴力的堤坝截流了天下诸侯的意志。皋陶、伯益相继被推举为继承人，却都敌不过禹家族势力的暗涌。疏导水患的圣人，最终成了堵塞制度变革的奠基人。
这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疏”与“堵”这对概念。鲧之堵，是物理意义上的硬碰硬，哪里决口就填哪里，结果水越堵越凶；禹之疏，是顺应水性的智慧，让洪流沿着河道入海。然而，当这种“疏”的智慧被移植到政治领域，它却异化为另一种“堵”——堵死了氏族民主的遗风，堵住了“选贤与能”的口子，把“公天下”疏导进了“家天下”的蓄水池。他越是公而忘私，他的子孙就越有资本把“私”做到极致。
从禅让到世袭，史家多谓之“退化”，从“大同”坠入“小康”。但换个角度，这何尝不是人类从童年进入青春期的阵痛？不是成长，而是早熟——青春期的代价是再也回不去童年。尧舜时期的“公”，带着浓厚的氏族公社遗风，那是物资匮乏年代不得不然的“我们”；而夏启的“私”，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的觉醒。当夏人在黄土高原上用木耒石铲开垦出余粮，当青铜酒器里盛满了可以醉人的琼浆，当二里头的宫殿需要奴隶的脊背来撑起——私有制的种子早已在经济的土壤里发芽。大禹治水十余年，“开九州”的同时，也打开了私天下的那扇再也关不上的门。启不过是顺应了这股暗流，把大家心里那点蠢蠢欲动的小心思，变成了堂而皇之的制度。
所谓“家天下”，本质上是把“家”的逻辑无限放大到“天下”的维度。在启之前，“家”是庇护所，是风雨夜归人的一盏灯火；在启之后，“家”成了权力中枢，是深宫高墙内的玉帛珍宝，是父子兄弟相残的血色棋盘。太康失国，仲康流亡，少康从墙洞中逃出生天——这哪里像一个“家”？分明是权力交接时人性暗流的奔涌。少康中兴，史家称颂，可细想来，这不过是在“家天下”的废墟上，把同一套制度的螺丝拧得更紧了些。世袭制终于取代了禅让制，“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专制集权的王权统治，从此定下了雏形”——这不是凯歌，而是一声悠长的叹息。
然而，我无意简单地批判“家天下”。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公”与“私”的辩证从未停歇。大禹的“疏”里藏着鲧的“堵”，鲧的“堵”里又何尝没有对大禹之“疏”的预演？没有鲧九年的失败，禹未必懂得水性不可违；没有“家天下”四千年的专制，我们也未必能如此痛切地理解“天下为公”的珍贵。夏朝是中国历代兴治盛衰乱亡链条的第一环，它既是诅咒，也是镜鉴。启开启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问题：如何把“家”的温度保留，又把“家”的边界限定？
今天，当我们回望二里头遗址那些宫殿的夯土基址，仿佛仍能听见四千年前黄河的涛声。大禹的疏导智慧，至今仍在我们的血脉里——我们懂得因势利导，懂得不与自然硬碰硬；但鲧的堵塞本能，也从未远去——我们总在试图用权力的堤坝拦截时代的洪流，总在想把公共的河流引入自家的池塘。启家天下，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关于人性的永恒寓言：我们既渴望“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义，又无法摆脱“把天下装进门第”的私念。
或许，文明的真正成熟，不在于彻底消灭“私”，而在于学会在“公”与“私”之间疏浚出一条河道，让个体的温情汇入公共的江海，而不至于泛滥成权力的洪水。大禹制服了黄河，却没能制服人心中的那条河。而那扇“家”的门，应当永远为疲惫的旅人敞开，却绝不能成为封锁天下的闸口。
这门功课，可以叫做“如何在承认私的前提下，不让私吞噬公”。大禹未竟的，我们至今——仍未交卷。
作者简介：王瀚林，二级教授、高级编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历任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