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坠落，是另一种飞翔？
——兼论苦难美学的精神陷阱与当代人的失重困境
作者：王瀚林
幼鹰被抛下悬崖，在濒死之际振翅高飞——这个寓言被无数励志文本奉为圭臬，仿佛坠落天然携带飞翔的密码，仿佛苦难是辉煌的必要前奏。然而细想之下，这不过是驯化者最精致的谎言。问题不在于“是否被抛”，而在于谁掌握抛的权力、抛的意图是什么、被抛者是否有选择的余地。 真正自由的鹰，从不需被人推下悬崖来证明飞翔；真正被抛下的，往往是那些早已被剪去羽翎、驯化为家禽的囚徒。将坠落浪漫化为“另一种飞翔”，本质上是把暴力包装成恩典，把偶然幸存者的轨迹，冒充为普遍适用的天道。
且看那金字塔下的工匠。文章说他们“在烈日炙烤与巨石重压之下，将对来世的信仰化作手中的凿子与绳索”，听起来像是苦行僧式的精神升华。但考古学早已揭示，那些搬运数吨巨石的人，大多是征发的劳役与战俘，他们的“磨练”并非自主选择，而是鞭子下的生存挣扎。希罗多德记载，建造胡夫金字塔的十万劳工中，死者不计其数。这些尸骨并未“雕琢人类挑战自然的精神丰碑”，他们只是被丰碑压碎的垫脚石。敦煌莫高窟的画工们亦是如此——那些无名工匠在幽暗洞窟中劳作至双目失明，终其一生只留下潦草的题记，姓名湮没无闻。艺术史家巫鸿曾指出，许多精湛技法正是在近乎自虐的重复劳动中纯熟，但这种纯熟究竟是“磨练”的馈赠，还是系统性剥削下的技能固化？当我们用“磨练”一词轻轻覆盖他们的血泪，实则是对苦难的二次消费——仿佛他们的死亡也有了崇高的意义，仿佛压迫本身便自带道德光环。这种逻辑的危险在于：它让施暴者隐身，让受难者承担“不够坚韧”的罪责。
再看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这个故事被传颂了两千年，几乎成了逆境崛起的标准模板。但倘若我们撕开励志的封条，便会看见一个更为阴冷的内核：勾践的十年隐忍，并非个人精神的超越，而是权力对权力的复仇预演。他尝夫差之粪便以换取信任，回国后推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其手段包括强制婚配、严刑峻法、对百姓的极端榨取。三千越甲吞吴的壮举，建立在更大范围的苦难之上。勾践的胜利，不是“一个人在绝境中完成自我蜕变的精神胜利”，而是权力机器在低温状态下的重新组装。当我们为这种“磨练”喝彩时，实则是在为不择手段的权谋背书。更讽刺的是，勾践灭吴后的猜忌与暴虐，恰恰证明他从未被“磨练”净化，只是被苦难锻造成了更精密的杀戮工具。
司马迁的《史记》亦是如此。文章说这部“史家之绝唱”是“他在痛苦磨练中迸发的生命力量的见证”，这固然不错，却失之笼统。宫刑对司马迁的摧残，远不止“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它是对一个士大夫最根本的主体性阉割。汉代以孝治天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伦理基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这种耻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性的、嵌入宗法网络中的撕裂。他之所以完成《史记》，并非因为苦难自动兑换成了才华，而是因为他将私人的屈辱，转化为一种公共的史学伦理：既然身体已被权力废黜，那么就让文字成为不朽的躯体。这是一种代偿机制，而非励志童话。苦难本身没有创造价值，是司马迁对苦难的结构性转化——将个人创伤升华为对人性与权力的冷峻审视——才让《史记》获得了超越时代的重量。
至于爱迪生的“上千次失败”，则是工业时代最成功的叙事产品。人们津津乐道于他发明电灯时的“毅力”，却从未追问：这些“失败”究竟是谁的失败？门洛帕克实验室本质上是一条工业化的试错流水线，失败在那里被成本化、模块化、批量生产——灯泡不亮，换一根灯丝，再记一笔数据，与个人“坚持不懈”毫无关系。真正被浪漫化的，不是爱迪生的苦难，而是一个精心裁剪过的“英雄叙事”：它把工业化的系统能力，包装成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把资本对失败的承受力，偷换成了个人对苦难的耐受力。人们消费的从来不是爱迪生的痛苦，而是“只要不放弃就能成功”这句话本身——而这句话的真正功能，不是激励，是规训：你之所以还没成功，是因为你放弃得太早。将系统能力偷换为个人品格，将资本逻辑伪装成道德寓言——这才是“上千次失败”的故事真正在做的事。
历史的真相远比“苦难→辉煌”的线性叙事更为复杂。那些真正在人类文明中留下印记的个体，并非因为他们承受了更多苦难，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将苦难从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建构的结构性能力。这种能力包括：知识的储备、社会网络的残存、制度缝隙的利用，以及最关键的——对苦难意义的重新编码。没有这个转化机制，苦难就只是苦难，坠落就只是坠落，绝不会自动兑换成飞翔的里程。
然而，这套苦难美学在当代依然大行其道，并且换上了更为隐蔽的包装。今天的“镀金的悬崖”早已不是寓言中那一次性的纵身跃下，而是房贷、育儿、养老、996构成的日常性失重。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不是“被舒适的环境磨平了棱角”，而是被系统性的内卷耗尽了棱角。
2022年冬，一名外卖骑手在暴雨中送餐时触电身亡。事件发酵后，平台迅速发布悼文，称他是“风雨中的逆行者”。家属尚未走出悲痛，一个感动人心的叙事已经完成了对死亡的收编——他的死不再是安全事故的追责对象，而成了“拼搏精神”的注脚。无独有偶，某互联网公司程序员连续加班后猝死，社交媒体上涌现的不是对劳动制度的追问，而是“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热爱”的悼词。这些叙事的结构与两千年前如出一辙：把系统性的牺牲，翻译成个体的崇高；把制度的亏欠，转化为个人的勋章。
当“躺平”成为一代人的消极抵抗，当“上岸”成为无数考公者的终极诉求，当“35岁危机”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职场人头顶——此时的“坠落”不再是悬崖边的纵身一跃，而是每个月工资到账后自动扣除的房贷、是体检报告上逐年增加的异常指标、是深夜加班后独自走过空荡街道时的失重感。
在这样的语境下，再谈“跳出舒适圈”便成了一种上位者的道德规训。它暗含的逻辑是：你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狠、不够拼、不够敢于直面磨练。这种逻辑巧妙地转移了矛盾——将结构性困境转化为个体道德缺陷，将系统性的剥削改写为自我提升的契机。于是，外卖骑手在暴雨中送餐被赞颂为“风雨中的逆行者”，年轻人在出租屋里吃着泡面备战考研被描绘为“破茧成蝶的必经之路”。苦难被再次美学化，而制造苦难的机制却逍遥法外。
那么，真正的“飞翔”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它不在于从悬崖坠落时那一瞬间的爆发，而在于在持续失重的日常中，依然保持对方向的判断。当代人不需要更多“磨练”的鸡汤，而需要对无意义苦难的拒绝权，以及对结构性困境的清醒认知。当一只鹰不再需要被人抛下悬崖，当它自己选择在适当的高度俯冲、盘旋、重新拉升——这种自主选择的“坠落”，才是飞翔的题中之义。
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涯中，从未刻意追求“磨练”。他只是在“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绝中，把猪肉做成了“东坡肉”，把荒蛮之地变成了“兹游奇绝冠平生”的道场。他的豁达不是“风雨中磨练出的精神境界”，而是在认清人生风雨本无意义之后，依然选择具体地活着——种地、酿酒、写诗、交朋友。 这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不是对苦难的感恩，而是对苦难的超越性漠视：既然风雨无法避免，那便既不歌颂它，也不诅咒它，只是穿过它。这正是前文所呼唤的——将苦难从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建构的一种范式：不是感谢苦难，而是拒绝被苦难定义。
回到那只寓言中的幼鹰。如果它真有灵性，在被抛下悬崖的刹那，它心中闪过的或许不是“感谢主人让我觉醒”的感恩，而是“我本该如此”的迟来的愤怒。真正的觉醒，从来不是对施暴者的感激，而是对自由的认领——哪怕这自由来得太迟，哪怕它必须以最残酷的方式被唤醒。
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只等待觉醒的鹰，但请不要相信“坠落是另一种飞翔”的廉价安慰。坠落就是坠落，它可能摔碎骨骼，也可能撕裂翅膀。只有当坠落者拥有将失重转化为升力的认知结构，拥有在绝望中辨认方向的理性能力，拥有拒绝将苦难浪漫化的诚实勇气——那时的坠落，才可能成为飞翔的起点。
但仅有清醒是否足够？历史的长河中，前人的故事不应是照亮我们盲目“吃苦”的灯塔，而应是一面镜子，照见苦难的复杂、权力的狡黠、以及个体在结构性困境中有限却真实的腾挪空间。而在这个镜面之上，我们还可以刻下一行更小的字：清醒之后，除了个人穿越，还有联合抵抗的可能。 它未必是宏大的运动，而可以是——当一个外卖骑手在暴雨中拒绝接单，并把自己的决定发到骑手群里；当一个程序员在猝死前的深夜关掉电脑，而不是发出“终于搞定”的朋友圈；当一个年轻人面对“996是福报”的说辞，平静地回答“不，这是我的生命”——这些微小的拒绝，比一百篇“逆行者”悼词更接近飞翔。它们不浪漫化苦难，也不默默承受苦难，而是在苦难的流水线上，按下了暂停键。这或许才是当代人最稀缺的勇气：不是纵身跃下悬崖的悲壮，而是转过身去，说一句“我不跳”。
我们要做的，不是带着“磨练出辉煌”的盲目信念纵身跃下，而是在认清悬崖的高度、风向的变幻、以及自身羽翼的真实状态之后，决定何时起飞、何时盘旋、何时降落——以及，何时拒绝起飞。
对大多数人而言，山巅从来不是起点，而是需要在泥泞中一步步够到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够不到——只是意味着，你需要的不是被人推下悬崖的勇气，而是在泥泞中认清自己还能走多远的诚实。
毕竟，真正自由的鹰，从不需要被人推下悬崖。它站在山巅，只是因为它选择站在那里——而飞翔，是它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坠落换来的奖赏。
作者简介：
王瀚林：国家二级教授、高级编辑职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
历任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石河子商业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石河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党委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兵团党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兵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兵团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职。现任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屯垦》《新兴媒体与国家边疆安全》《胡杨百咏》《屯垦戍边唱大风》等50余部著作。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