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心灵手巧，缝补衣服衲鞋底儿，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抗美援朝那几年，十几岁的母亲就做军鞋支援前线了。
我们兄妹四个，六十年代生人，穿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时家家基本都是老大新、老二旧、老三缝补接着穿。别人做衣要到裁缝铺，母亲自己手工缝制，买台缝纫机是母亲的梦想。大约1971年，母亲用在枝城长江大桥建设工地当炊事员挣来的钱，买了台广州产的华南牌缝纫机，白天做工，晚上回家就趴在缝纫机上忙活针线活儿。
一般过年孩子们才能穿上新衣服，家里没有缝纫机的婶子大娘就找母亲帮忙为子女们做衣服。母亲每次帮人做完衣服，顺便把裁剪下的布片捎上，叮嘱人家收好，以备日后缝补之需。607队家属区很多人登门求做衣服，母亲从不拒绝，不知有多少户大人孩子的衣服在母亲的巧手下诞生。
那时衣服款式不多，布料以棉布、粗布为主，好一点的是涤卡、灯心绒，颜色单一，花样少。男人衣服一般都是两个口袋的中山装或一般劳动便装；女人衣裳多半是清一色五个扣子的便装，稍微讲究的知识女性也不外乎“列宁装”。母亲常做童装女裳，只有几个铁姐妹会让她为自己的男人量身裁衣，做些山寨版中山装。标准的中山装一般都是托人到武汉百货商店买。
量体裁衣，看量下米。来人求衣，母亲就会拿起那条黄色的大概两米左右的软尺，对其左右量肩、量四围（脖领、胸围、腰围、臀围），上下长短量五段（肩长，胸长、袖长、裤长、裆长），每量一截，便会用粉笔把数字写在底样上。做女装时善于衣领求变化，圆领、立领、斜领、翻领，依人脸型而定，有时巧妙变化斜襟曲线。裤子除了臀部两个口袋，还在裤腰右前方挖个暗兜，专门装手表用，很多女同志没有手表，就把它当钱包用，初兴pp机和手机那几年，满街人腰前挂盒套，我就情不自禁想到当年的表袋。
做童装，母亲一般把尺寸适当放大，以便孩子长高来年续穿。给小姑娘做衣服，母亲会在胸前、坎肩、衣领等地方设计蝴蝶结或兰花小草之类的图案，然后用布边余料捻出骨朵状绣上，画龙点睛，恰到好处，让女孩子们乐不可支。最后工序是上纽扣，市面的纽扣比较单一，母亲用小布条缝制成“盘扣”，镶嵌衣上更象艺术品一般。每件衣服做完，母亲会用盛满热水的大铁瓷杯把衣裤烫的笔直，然后分别放好，等人来取。后来买了电熨斗，省却这些麻烦。
做衣时间一般集中在春节前一两个月，家家孩子新年穿新衣，母亲两腿基本踩在缝纫机的脚踏板上。夜晚缝纫机针头滴滴嗒嗒的穿梭声，仿佛来自天籁的韵律。布料的香气、缝纫机油的香气满屋弥漫，仿佛在润滑那个单调的时代。那时人们最幸福的娱乐是看露天电影，而此时母亲却脚登缝纫机为他人忙碌着。一次放映样板戏《杜鹃山》，没等散场我提前回家，进门看见母亲痛苦地趴在缝纫机上，右手紧捏左手大拇指，嘴里“哎哟、哎哟”地痛苦呻吟。因过度疲劳，操作不慎，母亲的大拇指被缝纫机针头刺穿。我赶紧上前找条白布帮母亲把伤处缠裹包扎，鲜血渗透厚厚的布条，如同针扎心头……陡然间，我不再为母亲能帮别人做衣而自豪，心生介蒂嘟囔着：“别什么人都答应，要不是替别人做衣服，您能受伤吗。”“低头不见抬头见，妈怎好意思拉下情面呢？”随即母亲露出微笑安慰我：“二力（我的乳名）懂事了，知道疼妈了……”
从小母亲偏爱我，穿衣也格外上心。每年“五一节”子弟学校都要举行运动会，统一着装，清一色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白衬衣分粗布和“的确良”两种，“的确良”布料贵些，一般家庭买不起。四个孩子都穿“的确良”衬衣心有余而力不足，母亲只能咬牙为我做一件，父亲责怪母亲“一碗水”没端平。哥哥和妹妹委屈的甚至“绝食”抗争。 “你们有能耐也像二力一样学习好，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做!”母亲一发脾气，俩人噘着的嘴巴平直了，乖乖坐到饭桌前。运动会上做团体操时，环顾四周同学绝大多数穿的是粗布，母亲的偏爱刻骨铭心，我对人生的自信大概就在那时确立！
改革开放后，我也由少年向热血青年转变，母亲做的衣服已不能满足我的审美需求。当年街上流行喇叭裤，母亲认为那是不三不四二流子裤，反对我穿。我考学出远门时，母亲为我做了一条灰色涤纶直筒裤后，又试着做了件灰色西服。照镜打量一番，俨然留洋一般。到校后，我的着装吸引女同学羡慕的目光，顿生虚荣之心。半学期后我穿了条喇叭裤回家，母亲没再反对，竟也试着为我做了两条，这也是母亲最后一次为我做衣服。
遗憾的是母亲早已离开人世，倘若健在，她会依然忙碌，为孙子们做很多漂亮衣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