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学问之外
作者：罗里宁
钱锺书头上，顶着许多光环，什么大学者、文化昆仑、博学鸿儒之类，那些光环，都是别人给他戴上去，也是他所不愿意被戴上的。那些光环，还给他带去过许多是是非非，说他好的，好得不得了，说他不好的，找各种理由，去贬他，去损他。学界如此，非学界的，也很有一些人，胡乱跟风，或去捧他，或去贬他。我两边都不是，只是和钱先生有过一点联系，对他的为人品行略知一二而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记得哪一年了，我在自己订的一本文学杂志里，读到一篇介绍中国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文章，里面提到钱锺书先生和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对他和他这部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这篇文章介绍的其他作家，我都有过一点了解，唯独钱锺书先生，是第一次知道，所以对他，印象就有点特别，那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也还没有被戴上那许多的光环，《围城》更是还没有在国内恢复出版。以后读曹聚仁杂文，他在《写文章》一篇里，引用一句钱锺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真是了不得”的话，让我对钱锺书先生，越发感兴趣起来。
《围城》在国内恢复出版以后，我很快就买了一本，读《围城》，为钱先生机智幽默的文字所感动，就很想再读一点他的其它著作，可他的著作，以学术为主，有不少还是用文言文写的，不容易读，甚至读不懂，读不懂，只能读他的小说和他的散文。他早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是他为数不多的两个小说、散文集子，这两个集子，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得到，寻找了许久，仅得《人•兽•鬼》一书，不见《写在人生边上》，心里着急了，就想出一个“上策”，直接给作者写信求助——这正是我年幼无知的一个表现，无端去打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
写这封信，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并不指望能得到什么回应。没想到过不多久，单位送报刊的人就给我送来一封信，看到信封的右下角，有人们熟知的钱锺书先生三字一体的签名，就知道我这封信没有白写。先生在回信中说：《写在人生边上》是他少年极不成熟的东西，这次重印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那里已无存本，正好可以“藏拙”。先生这样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想到又过不多久，竟然收到他给我寄来他的这本散文集（估计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扉页上还有他的签字印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个大学者，那么认真地对待一个小读者，不仅十分的难得，而且还十分的令人感动。——有人说钱锺书傲慢，不知道这所谓的傲慢，其依据从何而来，如果不是自己亲历的，是不是道听途说，或者人云亦云呢？
从钱锺书先生书信里，我得到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他的家庭，是一个礼貌周全的家庭。我给他写信，他总是不顾自身的繁忙，及时给予回信，有次他在病中不能动笔，还要嘱咐女儿钱瑗代为回信，不会因为生病，就降低自身的为人标准。像他那样那么谦和有礼的人，你让我怎么想，都不能把他和傲慢联系在一起。
就是有人，不愿意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去“推理”，说他对一般的普通的人，比较客气，对学者同行，就比较刻薄。真是那样吗？我看过刘再复写的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始终都带着很崇敬的语气，说自己受到过他许多的教益。翻译家巫宁坤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里也动情地说，他在工作中得到过钱先生的许多帮助，更为钱先生的高尚的品行所感动。刘再复和巫宁坤二位，都是著名的学者，也都和他同过事，那样的话，应该不是随意说说而已。香港女作家林湄，采访过钱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就得到这样的印象：“他不如我想象中那么高傲和严冷。他笑容可掬，腰直背挺，身着蓝色便服，神采奕奕，言谈举止，既不属潇洒，也不同于老成。让我感觉到他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识、气质、情操和平易热情中包含的深沉。”林湄所说，是她亲历的事，是亲身的感受，不同于道听途说和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批评他的人，可以去查一查，那所谓的对学者同行比较刻薄的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为了这个惊喜，我得给他写封回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谢意。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点书信上的交往，这种交往，纯属偶然，只是普通人跟普通人交往的那种交往，因为这点交往，我对他的为人品行，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钱锺书不是一般学者，要想深入他的学问，不是件容易的事。《谈艺录》和《管锥编》，博大精深，我看不懂，估计看不懂的人，还不止我一个，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而已——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就看到过一位长期从事编辑和出版学者名人著作的大出版社的编辑的一个视频，他在视频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也有人看得懂，比如乐黛云先生，她在一篇关于影响她一生的十本书的文章里，就有《管锥编》一本，并说“这部大著的中心是寻求古今相沿，中外互通的‘文心’。它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以及实证的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使我深深地敬佩，从此，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乐黛云本人，就是学问大家，对前辈同行的著作能作出那样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实在难得，也是她作为一个学者所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那么看不懂，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悲伤，感到烦恼，世界上人们看不懂的东西多了去了，又不止我们。看不懂，不看就是了，没人说你什么，看不懂，还要说三道四，还要胡说八道，就是不知高低和不知深浅了。
还是有人，不知高低，不知深浅，说他的学问，不成体系，不能开宗立派，是掉进书袋的东西。那么他的学问，果真有那么不堪吗？让我们看看柯灵是怎么说的：“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溶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渊博与睿智，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锺书了。”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是“钱氏从不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颂今非古，颂古非今，重洋轻中，重中轻洋，滔滔者天下皆是，惟钱氏能植根华夏，冶中外古今于一炉，追来溯往，抽丝剥茧，排比参照，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通雅淹博而没有学院气和学究气。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驳杂不纯，装腔作势，语言无味，依然是通病。钱氏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与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除了清醒的头脑，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柯灵是著名的诗人、著名的散文家和著名的编辑，是个有学问的著名的学者，他的话，应该是很负责任的。
有人无端指责，说钱锺书的小说讽刺这个，讽刺那个。对于这一点，就连被怀疑是讽刺对象的那些人，也没有谁出来对号入座过，倒是有些人，胡乱地去帮人家对起号来。他在自己的每一部（篇）小说的序言里都有强调，小说里的人物，纯属虚构，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自寻烦恼。在《人·兽·鬼》的序言里，他就声明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当然也就不存在影射真人的事。为什么要那样对他？
他只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并且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不论是把他捧上天，还是想把他贬下地，都不是他自己左右得了的，也与他本人无关。他和杨绛先生，读书写作，超凡脱俗，面对荣誉地位，还有不断袭来的是是非非，表现得也很平静，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老先生，还专门替他说过几句打抱不平的话，在《回忆钱锺书兄》一文里，他就这样说：“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社会上有一些关于他和他的邻居闹矛盾的传说，多是说是他的不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黄梅的《和钱锺书先生做邻居》这篇文章好好地读一读，再结合杨宪益老先生说的“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这些话好好地想一想，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了解。
钱锺书先生是中国学界少有的能流利地使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英语写作的人，他并不以此为傲，也不为世俗所动，坦然面对所有的吹捧和所有的攻击。我和他通信，谈的都是些生活小事，对于那些“大事”，并不关心，我就知道他是个学者，是个做学问的，他的学问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者，不是做学问的，不敢胡说。我敬重他的人品，像他那样的品行，不说在学界，就是在整个社会，也不多见。从性格上讲，他是个安静的人，不喜交际，也不善交际，不愿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极少参与政治，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性格之外，大概也和他的理想追求，有很大的关系。他在骨子里，就是个书生，书生者，自然以读书做学问为己任，他也确实那样做了。他从不说自己有多了不起，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伟大，杨绛先生就说过：“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由此来看，把他捧上天，或者想把他贬下地的，都是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他的道德文章，就像一座丰碑，屹立在那里，不是世俗的褒贬，就能增减分毫的。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