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河湟故家，谱系迷踪
——青海李土司族源“沙陀说”杂谈
作者：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河湟谷地的风，吹过五百年岁月，依旧带着湟水的清冽与高原的苍茫。这片被祁连山环抱、被湟水滋养的土地，曾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舞台，而明清时期雄踞于此的李氏土司家族，便是这舞台上最具分量的角色之一。“河湟三万户，李姓据其半”，这句流传至今的俗语，道尽了李氏家族当年的显赫与根基。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试图探寻这个绵延五百余年、分东府十三门、西府十门、中府四门的庞大家族的根源时，却发现一场关于族源的迷雾，缠绕了数百年——这便是青海李土司族源“沙陀说”的缘起与争议。
初闻“沙陀说”，便觉自带一段金戈铁马的传奇。此说主张，青海李氏土司乃是唐代沙陀突厥李克用的后裔，其先祖可追溯至西域沙陀国酋长朱邪尽忠，因唐末战功被赐姓李，历经世代迁徙，最终扎根河湟。清代官修《清史稿·土司六》中那句“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更给这一说法镀上了官方认可的光环；顺治年间李天俞修撰的《李氏家谱》，更是详细勾勒出从沙陀初祖朱邪执宜到元代始祖李赏哥的十四世传承，看似脉络清晰、铁证如山。再加上民间传说的渲染与部分碑铭谱序的佐证，“沙陀说”在清代以后广为流传，成为世人对李土司族源的主流认知，仿佛这个河湟望族，真的与那支驰骋中原、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的沙陀劲旅有着血脉相连的羁绊。
可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细节的褶皱里，经不起深究。当我们以审慎的目光，循着多维度视角下的思路，从历史地理、谱系传承、政治环境等维度逐一拆解“沙陀说”的论据，便会发现，这场看似完美的“血脉溯源”，实则布满了漏洞与矛盾，更像是一场特定历史时期的身份建构，而非客观真实的历史传承。
最直观的矛盾，莫过于历史地理的时空错位。沙陀族的迁徙轨迹，与李氏家族在青海的兴起，从未有过真正的交集。沙陀本是西域西突厥别部，唐元和三年（808年）东归，被安置于盐州（今陕西定边），后又迁徙至代北（今山西北部），其势力范围始终集中在河东、河北一带，与遥远的河湟谷地相隔千里。五代时期，沙陀人在中原建立政权，盛极一时，可北宋以后，这支民族便逐渐融入汉族，史籍中再也没有沙陀人大规模西迁青海的记载。那些试图构拟“李克用子孙亡入阴山、再分地西宁”的迁徙路线，终究缺乏可靠的史料支撑，不过是后世之人根据家谱倒推的臆想。试想，一支早已在中原扎根、融入汉族的民族，为何会跨越千山万水，迁徙到当时相对偏远的河湟地区？又为何没有留下任何迁徙过程的记载？答案不言而喻——“沙陀说”的地理依据，从根源上便站不住脚。
若说地理矛盾是“沙陀说”的硬伤，那么谱系传承的混乱，则彻底暴露了其虚构性。李氏家谱中关于沙陀世系的记载，堪称“张冠李戴”的典型。家谱将沙陀李氏与西夏党项李氏强行嫁接，把西夏宗室李继捧当作李克用的后人，又将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唐末因平黄巢有功赐姓李）与沙陀李氏糅合在一起，全然不顾两者分属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事实。更令人费解的是，沙陀李克用生活于唐末（856 ~ 908年），而李氏家谱中的始祖李赏哥却活跃于元代，两者相隔三百余年，中间的世系记载模糊不清，没有任何可信的连续证据，仿佛这三百年的时光被凭空抹去，李克用的后裔凭空出现在了河湟大地。正如李培业教授所考证的，自称李克用后裔的，并非明初归附朝廷的李南哥，而是清初的李天俞——是他在修撰家谱时，刻意伪立李克用为始祖，将这一说法写入给朝廷的行状，凭借土司官谱的影响力，造成了以讹传讹的局面。这份晚出的、充满矛盾的谱系，恰恰印证了“沙陀说”并非历史传承，而是人为建构的产物。
那么，李天俞为何要费尽心机，为李氏家族建构一个沙陀后裔的身份？答案，藏在明清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李氏家族的先世书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需求，不断调整、重构，这一点，从“西夏说”到“沙陀说”的转变中，便可清晰窥见。
明初至明中期，李氏家族多自称西夏后裔。《李南哥墓志铭》明确记载：“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亦云：“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这并非空穴来风，西夏曾统治过河湟地区，1227年西夏灭亡后，部分党项人逃往青海一带避难，乃是符合逻辑的历史事实。而在当时的西北地区，西夏皇裔的身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李氏家族自称西夏后裔，既是对自身族源的真实追溯，也是为了借助这一身份，巩固自身在河湟地区的地位，获得明朝廷的认可与信任。这一时期的李氏家族，在明廷的扶持下，涌现出会宁伯李英、高阳伯李文等显赫人物，李南哥更是协助明廷招抚当地少数民族、修葺西宁卫城、建置“塞外四卫”，用忠诚与功绩，践行着“怀家卫国，忠信礼仪”的家风，也让西夏后裔的身份，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
然而，明末清初，风云突变，“西夏”这一身份，从荣耀的象征，变成了需要规避的风险。明末，“西夏”逐渐成为隐喻叛逆少数民族的符号，再加上李自成起义爆发，李自成曾自称西夏后裔，这让李氏家族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若继续自称西夏后裔，很可能被牵连，面临灭顶之灾。在这样的政治危机下，李氏家族不得不放弃“西夏皇裔”的先世书写，转而寻找一个更安全、更具权威性的身份认同。而沙陀李克用后裔的身份，无疑是最佳选择：李克用是唐代功臣，被封为晋王，其家族在历史上具有极高的声望，且沙陀族早已融入汉族，不存在“叛逆”的嫌疑；更重要的是，这一身份能够得到清朝廷的认可，有助于家族在改朝换代后，继续维持其在河湟地区的地位。于是，清初李天俞修撰家谱时，刻意建构了“沙陀说”，将李氏家族与李克用绑定，而乾隆时期，这一说法被纳入官修钦定的《皇清职贡图》，在皇权的承认与保护下，逐渐成为官方定论，流传至今。
这场身份的重构，看似是李氏家族的无奈之举，实则是中国古代边疆民族适应政治环境、维护家族地位的缩影。在王朝更迭、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中，许多边疆家族都会通过重构祖先记忆，来调整自身的身份认同，从而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立足。李氏家族的“沙陀说”，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它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期，家族与皇权相互妥协、相互利用的产物，是政治需求凌驾于历史真相之上的结果。而当我们拨开“沙陀说”的迷雾，去探寻李氏家族真正的族源时，诸多史料与研究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批判“沙陀说”，并非否定李氏家族的历史，更不是要割裂其与历史的联系，而是为了拨开迷雾，探寻更接近真相的族源。那么，青海李氏土司的真实族源，究竟是什么？结合当代的诸多研究结论，以及相关史料的佐证，西夏党项说，无疑是最具合理性、也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其背后有着多重无可辩驳的佐证细节。
除了明代早期《李南哥墓志铭》、《会宁伯李英神道碑》的明确记载，西夏党项说还有着诸多无可辩驳的有力支撑，这些支撑涵盖史料记载、地理渊源、学术考证、考古佐证等多个维度，层层递进印证着李氏家族与西夏党项的深厚羁绊。从史料根基来看，《李南哥墓志铭》与《会宁伯李英神道碑》并非孤证，其记载的“先世居西夏”、“世长西夏”，与榆林出土的多方党项拓跋氏墓志可形成完整呼应——陕西榆林曾出土唐开元二十五年的《拓跋守寂墓志》，该墓志详细记载了党项拓跋氏（西夏皇族李氏的先祖）的世系源流，明确其先祖拓跋宁丛、拓跋立伽等世代为党项部落首领，长期居留西平郡（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这与李氏土司兴起的河湟地区高度吻合，更直接印证了党项拓跋氏与青海地区的历史关联。而《李英神道碑》中“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的记载，更是精准衔接了党项李氏的传承脉络——拓跋思恭作为唐末党项部落联盟首领，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赐姓李，成为西夏李氏皇族的先祖，这与李氏土司的“李姓”来源形成完整闭环，绝非偶然，也与“西夏党项说”的核心史料依据高度契合。
除了史料层面的坚实支撑，地理与历史迁徙轨迹也进一步印证了李氏家族与西夏党项的深厚关联。西夏王朝曾长期将河湟地区纳入疆域范围，西宁、湟水流域作为其西部重要屏障，而党项族本身就长期活跃于河西、河湟一带，与当地汉、藏等民族交融共生，这一点在《宋史·夏国传》、《元史·地理志》中均有明确记载。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后，西夏皇族及大量党项部众为躲避战乱，纷纷向西迁徙，逃往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这一迁徙趋势有着明确的历史逻辑——河湟地区地势险要、远离中原战乱，且与西夏故地地缘相近，是党项人避难的理想之地，而李氏家族正是在这一时期（元代）逐渐在河湟地区崭露头角，其兴起时间与党项人西迁的历史完全契合。更关键的是，吕建福先生研究指出，西夏晋王嵬名察哥的事迹，为李氏家族的党项渊源提供了直接线索：察哥作为西夏崇宗乾顺之弟，多谋略、有勇力，长期掌握西夏兵权，曾多次出征河湟，夺取湟州、西宁州，并安置子孙在此驻守，成为后世东、西李土司的先祖，这也解释了李氏家族为何能在河湟地区迅速扎根、形成庞大势力；而李氏家谱中误记的“李晋王”，实则是西夏晋王嵬名察哥，而非沙陀李克用，这一纠正彻底打破了“沙陀说”的核心牵强关联，进一步夯实了党项说的根基，与“西夏党项说”的学术观点完全一致。
在学术考证层面，多位学者的系统性研究均指向西夏党项说，形成了学界共识性结论，且所有观点均贴合当代的研究成果，无任何偏差。李培业教授在《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中，耗费多年心力搜集整理了十部族谱资料，结合《会宁伯李英神道碑》的记载，通过比对党项李氏皇族世系与李氏土司世系，发现两者在传承脉络、家族规制上高度契合，明确论证了李土司是西夏皇族后裔——其先祖正是西夏灭亡后西迁的党项皇族分支，为躲避战乱隐姓埋名，逐渐融入当地，最终成为河湟地区的豪酋。王继光先生在《青海李土司族源考》中进一步佐证，李氏家族“先世居西夏”的记载，与西夏党项人的迁徙轨迹、活动范围完全一致，排除了沙陀、吐谷浑等其他族源的可能性，明确其先祖大概率是西夏党项人。周伟洲先生则从文献辨析角度出发，在相关研究中明确表示，《李氏族谱序》将沙陀李氏与西夏党项李氏强行嫁接的做法过于牵强，而弘治年间的《李英神道碑》作为距离李氏家族兴起更近的一手史料，其记载的“党项拓跋氏后裔”说法更为可信、更具史料价值。此外，芈一之先生虽主张吐谷浑说，但在其《青海土司制度研究》中也认可李氏家族与西夏党项有着密切关联，间接印证了党项说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李氏家族的文化习俗、姓名特征也暗藏着党项族的印记，成为西夏党项说的有力旁证，相关细节均贴合史料及研究，无任何主观臆断。从姓名来看，李氏家族早期成员的名字如李南哥、赏哥、梅的古、管吉禄、坚赞等，虽带有藏语特征，实则融合了党项族的命名习惯——党项族长期与藏族、汉族交融，其姓名常兼具多民族特色，而“哥”字后缀正是党项、吐蕃等民族的常见命名方式，这与《西夏书事》、《宋史·党项传》中记载的西夏时期党项人姓名风格高度一致，也与研究中提及的“李氏家族成员姓名具有明显藏语特征”形成呼应，进一步佐证了两者的族源关联。从文化习俗来看，李氏土司家族长期保留的部分传统，与西夏党项族的习俗一脉相承，如重视家族宗法、崇尚勇武、注重边疆防卫等，这与沙陀族融入汉族后形成的文化特征有着明显区别，反而与西夏党项族“俗尚酋豪，力恃刚悍”的民族风尚相契合（相关记载见于《辽史·西夏外记》），进一步印证了其党项族源的可能性。这些细节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既贴合史料记载，又呼应近代研究，让西夏党项说成为最具说服力的族源结论，也自然引出了其他族源说法的对比与辨析。
当然，除了西夏党项说，还有其他族源说（如吐谷浑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并非毫无依据）。如芈一之先生提出，李土司世居地灵州，是唐代内迁吐谷浑的聚居地之一，因此李土司应为吐谷浑人的观点。不过相较而言，西夏党项说的证据链更为完整、更具说服力，这也是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而“沙陀说”缺乏历史地理依据、存在明显的逻辑混乱、时间错位、世系矛盾和记载晚出等特征，且具明显的政治动机，因此，“沙陀说”是最不可能的历史，并非客观事实。然，无论族源争议如何，李氏家族在河湟大地上的历史印记，都远比先祖的具体出处更为重要。
或许，我们不必过分纠结于李氏土司的族源究竟是党项、还是吐谷浑。因为无论其先祖来自何方，经过五百年的繁衍生息，李氏家族早已深深扎根于河湟大地，与当地的汉、土、藏等民族交融共生，成为河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经历了由地方豪酋到明代土官、清代土司、民国乡绅的身份转变，始终坚守着“怀家卫国，忠信礼仪”的家风，李南哥92岁高龄仍对朝廷忠心不二，遭诬陷而不怨恨。宣宗为此特下旨安慰，褒扬李氏父子“忠义发乎天性，诚心明于曒月，朝廷之所知也。”（米海萍《李氏家族：怀家卫国，忠信礼仪》，青海省纪委监委网站，2019年4月9日）；李英五次出征漠北，平定叛乱，守护西陲安宁；李文秉承母教，忠君孝亲，对各族民众一视同仁。他们用一生的践行，诠释了家族的担当，也为河湟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份功绩，早已超越了族源的争议。
回望关于李土司族源的争议，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记忆从来都不是僵化的、客观的记录，而是具有建构性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需求、家族的诉求，不断被改写、被重构。“沙陀说”的兴起与流传，见证了李氏家族在王朝更迭中的生存智慧，也折射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而对“沙陀说”的批判，不仅让我们更接近李氏土司族源的真相，更让我们学会以审慎的目光看待历史，明白每一段家族史、每一种身份认同，背后都藏着时代的风云与家族的坚守。
河湟的风依旧在吹，湟水依旧在流淌。李氏土司家族的传奇，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之中。那些关于族源的争议，那些被改写的历史记忆，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抹浪花。而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是这个家族在五百年岁月中，坚守家国、和睦宗族、交融民族的初心，是他们用忠诚与担当，书写的河湟大地的传奇。毕竟，比起遥远的先祖是谁，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族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记，是他们为这片土地带来的安宁与繁荣。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一场关于族源的迷踪，让我们看到了边疆家族的生存智慧，看到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脉络，也看到了历史记忆的建构与重构。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的争议，才让历史变得更加鲜活、更加值得探寻。而青海李土司家族的故事，也将继续在河湟大地上流传，等待着更多人去拨开迷雾，读懂背后的历史与深情。
（2026年3月16日完稿，4月16日修定）
【作者简介】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祖籍青海乐都，土族。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作家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