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学问之外
罗里宁
名人头上，总会被戴上许多光鲜亮丽的帽子，钱锺书先生也不例外，而且比起一般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被戴得还要多一些，那许多被戴上的光鲜亮丽的帽子，却是他所不愿意被戴的，不仅如此，那些光鲜亮丽的帽子，还给他带去过许许多多的是是非非，说他好的，好得不得了，说他不好的，找各种理由去贬他，去损他。学界如此，非学界的，也很有一些人，胡乱跟风，或去捧他，或去贬他。我两边都不是，只是和钱先生有过一点联系，对他的为人品行，有一点点认知而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记得哪一年了，我在自己订的一本文学杂志里，读到一篇介绍中国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文章，里面有对钱锺书先生和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给予的高度的评价，因为这篇文章介绍的其他作家，我都有过一点了解，唯独钱锺书先生是第一次知道，所以印象就有点特别，那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也还没有被那么隆重地介绍过，《围城》更是还没有在国内恢复出版。以后读曹聚仁杂文，他在《写文章》一篇里，引用了一句钱锺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真是了不得”的话，让我对钱先生就越发感兴趣起来。
《围城》在国内恢复出版，我很快就买了一本，读过之后，为钱先生机智幽默的文字所感动，就很想再读一点他的其它著作，可他的著作，以学术为主，有不少还是用文言文写的，不容易读，甚至还读不懂，读不懂，只能读他的小说和他的散文。他早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是他为数不多的两个小说、散文集子，只是这两个集子，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得到，寻找了许久，仅得《人•兽•鬼》一书，不见《写在人生边上》，心里着急，就想出了一个“上策”，直接给作者写信求助——这正是我年幼无知的一个表现，无端去打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
写这封信，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并不指望能得到什么回应。没想到过不多久，单位送报刊的人就给我送来一封信，看到信封的右下角有人们熟知的钱锺书先生的三字一体的签名，就知道我这信没有白写。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写在人生边上》是他少年极不成熟的东西，这次重印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那里已无存本，正好可以“藏拙”。先生这样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想到又过不多久，竟然收到他寄来的他这本《写在人生边上》（估计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扉页上还有他的签字印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个大学者，那么认真地对待一个小读者，不仅十分难得，而且十分令人感动——有人说钱锺书傲慢，不知道这所谓的傲慢，其依据从何而来，如果不是自己亲历的，那是不是道听途说，或者人云亦云呢？
从钱锺书先生的书信里，我得到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他的家庭是一个礼貌周全的家庭，我给他写信，他总是不顾自身的繁忙，及时给予回信，有次他在病中不能动笔了，还要嘱咐女儿钱瑗代为回信，不会因为生病就降低自身的为人标准。像他这样一个谦和有礼的人，你让我怎么想，都不能把他和傲慢联系在一起。有人说他对一般的普通的人比较客气，对学者同行就比较刻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看过刘再复写的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始终都带着很崇敬的语气，说自己受到过他许多的教益。翻译家巫宁坤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里也动情地说，他在工作中得到过钱先生的许多帮助，更为钱先生的高尚的品行所感动。刘再复和巫宁坤二位，都是著名的学者，也都和他同过事，那样的话，应该不是随意说说而已。香港女作家林湄，采访过钱先生，第一次见面，就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他不如我想象中那么高傲和严冷。他笑容可掬，腰直背挺，身着蓝色便服，神采奕奕，言谈举止，既不属潇洒，也不同于老成。让我感觉到他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识、气质、情操和平易热情中包含的深沉。”林湄所说，是她亲历的事情，是她亲身的感受，不同于道听途说和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钱先生在日本讲学时，到早稻田大学去演讲，面对许多著名的汉学家，表现得也很谦虚：“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诗可以怨》）。”那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批评他的人，可以去查一查，那所谓的对学者同行比较刻薄的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为了这个惊喜，我得给他写封回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谢意。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点书信上的交往，这种交往，纯属偶然，也只是普通人跟普通人交往的那种交往，因为这点交往，我对他的为人品行，也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钱锺书不是一般的学者，要想深入他的学问，不是件容易的事。《谈艺录》和《管锥编》，博大精深，我看不懂，估计看不懂的人，还不止我一个，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而已——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就看到过一位长期从事编辑和出版学者名人著作的大出版社的编辑的一个视频，他在视频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也有人是看得懂的，比如乐黛云先生，她在一篇关于影响她一生的十本书的文章里，就有《管锥编》一本，并说“这部大著的中心是寻求古今相沿，中外互通的‘文心’。它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以及实证的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使我深深地敬佩，从此，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乐黛云本人，就是学问大家，对前辈同行的著作，能作出那样客观公正的评价，实在难得，也是她作为一个学者所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那么看不懂，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悲伤，感到烦恼，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看不懂的东西多了去了，又不止我们。看不懂，不看就是了，没人说你什么，看不懂，还要说三道四，还要胡说八道，就是不知高低和不知深浅了。不仅如此，有人还以此攻击他，说他的学问，是掉书袋，不成体系，不能开宗立派，更有甚者，是攻击他的人格，除了说他傲慢，还说他不近人情，谨小慎微，读书避世，不敢批判。就算不敢批判吧，他也不像有些人那样，“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干校六记》小引）。”更有人说，他的小说讽刺这个讽刺那个。关于这一点，就连被怀疑是讽刺对象的那些人，也没有谁站出来对号入座过，倒是有些人，胡乱地去帮人家对起号来。他在自己的每一部（篇）小说的序言里都有强调，小说里的人物，纯属虚构，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自寻烦恼，在《人·兽·鬼》的序里，他就声明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当然也就不存在影射真人的事。——如此这般，等等等等，有的攻击，已近乎于人身攻击。为什么要那样对他？
他只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并且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不论是把他捧上天，或者是想把他贬下地，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与他本人无关。他和杨绛先生，读书写作，超凡脱俗，面对荣誉地位，还有不断袭来的是是非非，表现得也很平静，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著名翻译家杨宪益老先生，为此还专门替他说过几句打抱不平的话，在《回忆钱锺书兄》一文里，他就这样说：“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社会上有一些关于他和他的邻居闹矛盾的传说，多是说他的不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黄梅的《和钱锺书先生做邻居》这篇文章好好地读一读，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客观实际的了解。
钱锺书先生是中国学界少有的能流利地使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英语写作的人，他并不以此为傲，也不为世俗有所动，坦然地面对所有的吹捧和所有的攻击。我和他通信，谈的都是些生活小事，对于这些“大事”并不关心，我就知道他是个学者，是个做学问的，他的学问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学者，不是做学问的，不敢胡说。我敬重他的人品，像他那样的品行，不说在学界，就是在整个社会，也不多见。从性格上讲，他是个安静的人，不喜交际，也不善交际，不愿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极少参与政治，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性格之外，大概也和他的理想追求有很大的关系。他在骨子里，就是个书生，书生者，自然以读书做学问为己任，他也确实那样做了。他从不说自己有多了不起，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伟大，杨绛先生就说过：“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由此来看，把他捧上天，或者想把他贬下地的，都是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他的道德文章，就像一座丰碑，屹立在那里，不是世俗的褒贬，就能增减分毫的。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