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故乡的白果树

守望故乡的白果树

文/卢祖军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里写过一句话：“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我年轻时读到这里，总觉得说的是那些江南小镇、深宅大院，离我们贵州的山村很远。后来年岁渐长，回老家的次数多了，才慢慢明白，时间和文字厮磨的地方，不一定非要是庭院，也可以是寨子中央那棵老树。

我老家寨上的白果树，就是这样一处所在。

邓江龙老师来的那天，是2026年2月28日，丙午年正月十二。那天的天气很好，冬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着，寨子上到处是喝酒吃饭、打牌娱乐、相互串门的热闹景象。年味还没散尽，家家户户的门上还贴着红红的春联，空气里偶尔还能闻到烟花爆竹的硝烟味。

我和邓老师认识八年了。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都是在网上，他发他的文章，我点我的赞；我写我的东西，他偶尔留个言。他在朋友圈里发过很多走贵州的照片和文字，每次看到，我都会想，什么时候他能来我们下江看看。真正见面，这是头一回。

上午十点多，我接到县融媒体中心龚主任的电话，说邓老师到独山采风了，问我是否在独山，邀我过去陪一下。我说还在老家走不开。挂了电话，我给邓老师打了语音电话，邀请他到我的老家来。他说：好，正想去村里看看。

邓江龙老师是贵州青年作家、诗人、作词人、音乐人、媒体人，还是中国报道网贵州区域的主任，北京志在千里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掌门人。他的身份很多，但我最羡慕的是他那种走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劲头。他有个计划，要走完全省八十多个县市区，把各地的文化旅游、自然景观、历史传说都写进书里。用脚步丈量贵州，用文字记录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这几年他走过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写了很多文章，每到一处，都要去村里转转，和老人聊天，听他们讲那些快要被遗忘的往事。

我一直在想，等他来了，我要带他看什么。看双虹洞？看黄檀树？看那些抗战的遗迹？想来想去，最该看的，还是寨子中央那棵白果树。

傍晚四点多，邓老师到了。车子停在寨子口的篮球场上，他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这地方好啊，山清水秀的。”我迎上去，握了握手，八年文友，终于见着真人了。

寨子上正热闹。刘德华家今天烤乳猪，全村的人都聚在这里。这个刘德华可不是香港明星，是我们下江土生土长的刘德华，比我大几岁，种地、养猪，他的侄女婿是烤乳猪的一把好手。炭火烧得通红，猪皮滋滋冒油，香气飘得老远。主人刘德华和他哥金荣见我来，远远就喊：“祖军，快过来，马上就要开饭了！”又看见我身后跟着生面孔，连忙问这是哪位。我说是贵阳来的作家邓老师。刘德华一听，赶紧拉着邓老师的手往里让：“远道而来的贵客，一定要尝尝我们下江的烤乳猪！”

邓老师也不推辞，端起碗就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刘德华的侄女婿专门切了最嫩最脆的那块烤猪肉，递到邓老师碗里说：“先趁热吃！”酒过三巡，话匣子打开了。邓老师问起下江的历史，问起寨子上有多少户人家，问起这条河叫什么名字、流到哪里去，问起村里人主要种什么、收入怎么样、年轻人是不是都出去打工了。他说他走一个地方，最喜欢问这些，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东西，比那些旅游手册上写的有意思多了。我们几个你一句我一句地答着，说到有意思的地方，他就掏出手机记下来。

吃饱喝足，天差不多黑了，但还没全黑。我说带邓老师在寨子上转转。黎文贵、黎国君、岑洪棋几个中年人也陪着邓老师一起走走。

我们顺着水泥路往上寨走。这条路我太熟悉了，从小走到大。只是这两年变了样，房前屋后的路面加宽了，平整了，走起来舒服多了。这是去年八月我作为县人大代表，向上级争取“两清两改两治理”项目修的，虽然只有五万块钱，但乡亲们投工投劳，硬是把寨上的路整得像模像样。走在路上，黎文贵笑着说：“祖军当代表这几年，给寨上办了不少实事，下面的两个球场，停车场都是他争取的。”我说：“应该的，大家选我当代表，我就得为大家办事。我也不图什么回报，也不图大家讲我好，只图个心安理得就行了。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能办的尽力办，办不到的也跟大家讲清楚。开诚布公的心里才踏实。”

走到寨子中央，邓老师停住了脚步。

那是一棵银杏树，我们下江人叫它白果树。老树已有几百年，树干粗得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皮开裂，沟壑纵横，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枝丫伸展开来，遮了好大一片天。即使在冬日，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干在暮色里伸展着，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势。

邓老师掏出手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又拍，看了又看，半天才开口：

“这棵树，是你们寨子的‘保护伞’啊。”

他说得对。这棵树真像一把大伞，撑在寨子中央。天晴时，树荫底下凉快得很，老人们爱在树下摆龙门阵；下雨时，站在树下能躲好一阵子，雨点打在叶子上，沙沙响，像在说话。春天发芽时，嫩绿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夏天最茂盛时，整个树冠绿得发黑；秋天叶子黄了，满树金黄，风一吹，叶子簌簌地落，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冬天叶子落尽，枝干裸露，却又显出另一种苍劲的美。

他又说：“这棵树，是下江的魂。”

我心里一动。魂，这个词用得好。树在，魂就在；树在，根就在。

他接着说：“我这一路走，一路看，发现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魂。有的是老井，有的是古树，有的是祠堂。这些东西看着不说话，其实什么都记着。你们这棵树，要好好保护。”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我在想，这棵树到底见证了多少事，经历了多少人，看过多少悲欢离合。它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罢了。

说起来，我和这棵树的缘分，从出生就开始了。

我是七十年代末生人，在树下长大，在树下变老。这棵树看着我学会走路，看着我上学读书，看着我外出工作，看着我回村成家，看着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又看着我的孩子在树下玩耍。它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是个光着脚丫满寨子跑的孩子。那时候的夏天，好像比现在热得多。太阳一出来，晒得地上发烫，晒得狗都躲在屋檐下吐舌头。但我们不怕，我们有白果树。

那时候的白果树，比现在还要茂盛得多。我后来问过寨上的老人，他们说这棵树最茂盛的时候，树冠覆盖的面积有一亩多地。我没量过，但记得小时候在树下玩，从这头跑到那头，要跑好一会儿。

夏天是最惬意的时节。树冠遮天蔽日，阳光再毒，也透不过那层厚厚的叶子。树下凉风习习，比屋子里还凉快。午后的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满铜钱大小的光斑，风一吹，光斑就晃动起来，像是谁在地上撒了一把碎金子。

我们这些孩子，最爱在树下玩。捉迷藏时，树干粗得能藏住两个人，树根盘错的地方，也是好去处。打弹珠时，树根之间的空隙正好做“虎口”，弹珠滚进去，就算输了。滚铁环时，绕着树跑一圈，就能累得满头大汗。

老人们也爱在树下待着。吃过午饭，他们端着茶缸，摇着蒲扇，坐在树根上摆龙门阵。从民国年间的事，讲到土改，讲到集体化，讲到分田到户。有些故事我听了无数遍，都能背下来了，但每次听，还是觉得新鲜。比如有一回，门楼五公讲起解放前寨上闹土匪的事，说土匪来了，大家都往山上跑，有一个老太婆跑不动，就躲在白果树后面，土匪从她身边走过，硬是没看见她。五公说，那是树在保佑她。

我们小孩子听不太懂那些大人的事，但喜欢凑在边上，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身上盖着大人脱下来的衣服。

那时候，寨上的老人们嫌树太茂盛了。他们说，树枝伸得太长，压着瓦片，下雨天水顺着树枝流下来，把墙都浸湿了；叶子落得太厚，堵着阴沟，雨水排不出去，淹了路。有一年冬天，他们把一些低处的枝丫锯掉了。

我记得锯树那天，寨上的男人都来了。锯子是那种大板锯，两个人一人一头，来回拉着。锯刃咬进木头里，发出嗤嗤的声音，锯末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像下雪。锯了一会儿，有人喊：“小心，要断了！”大家就赶紧躲开。只听咔嚓一声，枝丫断裂，轰然倒地，震得地面都颤了颤。

锯下来的树枝堆得像座小山，我们小孩在那堆树枝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有些小枝丫，大人们拖回家当柴烧；粗一点的，大人锯成木板，说是要做椅子凳子。那时不懂事，只觉得好玩，现在想起来，那些被锯掉的枝丫，也是树的一部分啊。

树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知道。它站在那里，默默承受着一切。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白果树迎来了它生命中的一段“黄金岁月”。

那年，几个从广西来的种植户找到村里，说想承包这棵树收白果。他们穿着那种广东人爱穿的T恤衫，说着夹生的普通话，态度很诚恳。他们说，这棵树品种好，产量高，要是管理得当，一年能收上千斤白果。

那时候，寨上的人对白果没什么概念。只知道秋天的时候，地上会落一些果子，黄黄的，软软的，有一股难闻的臭味。偶尔有人捡来吃，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煮出来的白果又苦又涩。

广西人说，这你们就不懂了。白果可是好东西，有营养，能入药，城里人抢着买。你们不懂技术，我们来搞，保证让这棵树多产果，产好果。

他们跟村集体谈好了条件，每年交几千块钱的租金。那时候几千块不是小数目，村集体有了这笔收入，过年时能给每户分几斤肉，大家都很高兴。

广西人确实有办法。他们在开花时节给树喷上一种药剂，说是“科学繁殖法”，能提高坐果率。我后来查过，那应该是赤霉素之类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让雌花不授粉也能结果。到了秋天，满树的白果挂得密密麻麻的，风一吹，噼里啪啦往下掉。

那时候我十几岁，正是有点力气的时候，也跟着小伙伴们去捡过白果。捡白果是个辛苦活，得弯着腰在地上找，找着了还得从那层软软的、臭臭的外皮里把核掏出来。那味道是真难闻，沾到手上，洗几天都洗不掉。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因为能卖钱。

捡回来的白果，剥掉外皮，洗干净，晒干了，广西人就上门来收。一斤能卖两三块钱，捡得多的人家，一个秋天能挣好几百。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不小的收入。

那几年的秋天，是白果树最美的季节。满树金黄，像一团燃烧的火。风一吹，叶子簌簌地落，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绵绵的，沙沙作响。从远处看，整棵树像一把巨大的金伞，撑在寨子中央。

广西人承包了好几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来了。有人说他们赚够了，去了别的地方；有人说白果市场不行了，价格跌了，他们就不干了。不管怎样，那些年的光景，深深印在我脑子里。原来一棵树，不仅可以遮阴乘凉，还可以给寨子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它不是无用的，它是有用的，是大有用处的。

后来我常常想，那几年的白果丰收，是不是树对我们的一种报答？我们给它修剪，给它施肥，给它喷药，它就给我们结出那么多果子。人和树，就是这样一种互相给予的关系。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本世纪初，有人打起了这棵树的主意。

那是一个做绿化生意的老板，不知从哪里听说我们寨子有棵老银杏树，专程跑来看。他开着一辆桑塔纳，穿着皮鞋，戴着墨镜，一看就是城里人。他在树下转了好几圈，仰着头看了很久，又用手拍了拍树干，听那声音。

看过之后，他开价了——十五万，把这棵树买走。

十五万，在那个时候是个天文数字。寨上的人心动了。有人算账：十五万分到每户，能分好几千块，够买一头牛，够盖一间房，够给孩子交几年学费。有人开始做工作：树是大家的，卖了分钱，天经地义。这树长在这里几百年了，也没见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有人出钱买，不卖是傻子。

我记得那晚，在金贵哥家门口开群众会。月亮很亮，照得白果树的影子长长的。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多数人是想卖的，觉得机会难得，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有人说，十五万啊，我们几辈子能挣到这么多钱？有人说，树是死的，钱是活的，有了钱，什么事办不成？

轮到我发言时，我站起来，说：“这棵树，不能卖。”

大家看着我，有人不解，有人不屑。我说：“树长在这里几百年了，比我们爷爷的爷爷年纪还大。它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卖了它，钱花光了，树没了，寨子也就没有了。”

我说得有些激动。有人反驳：“你懂什么？十五万啊，你一辈子能挣这么多钱吗？这树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

我说：“有些东西，钱买不来。这棵树要是没了，下江还是下江吗？我们寨子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能让人记住我们是下江人？”

那晚的会没有结论。后来又开了几次会，争论来争论去，最终没卖成。我后来想，不是我一个人的话起了作用，是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知道什么东西该留，什么东西不能丢。

从那以后，再没人提卖树的事了。

很多年后，有一次我和一个搞古树保护的朋友聊天，说起这件事。他说，你知道现在这种几百年的古树值多少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移植一棵，从起挖到栽植成活，加上各种费用，没有几十万下不来。而且成活率还很低，十棵能活两三棵就不错了。你们那棵树要是当年卖了，八成是活不了的。

我听了，心里一阵后怕。幸好，幸好没卖。

邓老师来的那天，我们从上寨走到下寨，一路走一路聊。

走到下寨，眼前豁然开朗。邓老师又停住了。

那是一棵黄檀树，比上寨那棵银杏还要粗，还要高。树干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皮是倒着长的，一片一片往下翻，像鱼鳞，又像铠甲。树冠宽大，枝繁叶茂，即使在暮色里，也能感觉到它那股子气势。

黎文贵说，这棵树有六百年了，老人们管它叫“倒鳞树”。我记得三年前贵州省摄影家协会的李宁主席来过，李主席说这种树很少见，树皮的鳞是倒着长的，所以才叫倒鳞树。邓老师走近了，拿手机电筒照着树皮看了半天，果然，一片片都是往下翻的，和别的树不一样。

黄檀树旁边，还立着一棵小银杏树，和上寨那棵遥相呼应。邓老师指着远处的山说：

“你们看，那是笔架山，那是驼峰。这几棵树，和它们遥遥相望。上寨的大白果树，下寨的小白果树，就像牛郎织女，隔河相望。它们世世代代，守着上寨和下寨的老老少少。”

这话说得我们几个陪同的人都沉默了。活了这么多年，天天看着这些树，从没想过它们还有这样的故事。

黎文贵接过话头：“我们上寨东面是美女坡，河对岸西面是白虎坡。古时候我们古人种了这棵银杏树，就是美女的一把伞，用这把伞挡住了河对面的老虎，保护了一代又一代的下江人。”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些传说，这些故事，平时大家不觉得什么，可当有人从外面来，用新的眼光看它们时，你才发现，原来它们这么珍贵。它们不是胡编乱造的，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里面有他们的敬畏，他们的期盼，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黎国君叹了口气说：“下江虽然山清水秀，但世世代代都不算富有，就混个吃饱饭而已，也没出过什么大人物。”

我说：“下江出过一个正处级的领导，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一个叫岑永富的老人，在甘肃张掖当区委书记。那是岑洪棋的伯父。他十三岁就出去当兵，打过日本鬼子，参加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后来转业到西北，干了一辈子。到现在，还没有年轻人能跨过这个坎。”

岑洪棋点点头，没说话。

邓老师说：“下江是个好地方，你们这里的山峰和山形都很奇特，有笔架山，今后还是会出文官的。我这一路走来，发现贵州的好地方太多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我写书，就是想把这些地方宣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岑洪棋赶紧说：“邓老师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年纪轻轻走过很多地方，见识广，又是大作家。希望你多帮我们宣传下江，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树，这么好的山水。”

邓老师笑了笑，说：“会的，会的。”

从下寨回来，天已经刷黑了。他们说想去双虹洞看看，我说你们去吧，我先回家泡茶等你们。双虹洞我去过无数次了，闭着眼睛都能走，今晚就不凑热闹了。

我提前回到家里，烧水、洗杯、泡茶。茶是独山本土的沟山茶，叶片不大，泡出来颜色黄亮亮的，有一股淡淡的豆香。这茶虽不值钱，但却很和喝，喝惯了，喝别的反而不习惯。

没过多久，他们几个从双虹洞回来了，围坐在我的小茶室里。茶香袅袅，话匣子又打开了。黎文贵讲起下江自卫队抗击日军的故事，讲一九四四年冬天，日本鬼子打到独山，下江的百姓躲进双虹洞，寨上的青壮年用谷桶当船，在暗河里来回穿梭，把老人孩子运到安全的地方。

讲那些日子，洞里黑是黑，但大家很团结。有人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分给大家吃，有人用竹篾编成火把给大家照亮，有人在沙滩上摆摊换东西，有人教孩子认字，有人唱山歌、唱花灯，熬过了最难的那几个月。讲日本鬼子进寨扫荡，抢了莫世荣家的猪，用马刀把猪头砍下来。讲自卫队的年轻人，拿着土枪、梭镖、马刀，在林子里打伏击，打死了好几个鬼子。讲卢坤山在山坡上放哨，看见鬼子在路边休息，一枪撂倒一个，吓得鬼子拖着尸体就跑。

邓老师听得入神，他问了很多细节，问当时有多少人进洞，洞里有多大，怎么解决吃喝拉撒，怎么防止敌人发现，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什么武器。黎文贵一一作答，有些能答上来，有些答不上来，就说“我听老人说的，具体也记不清了”。

岑洪棋补充说，他伯父岑永富当年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十三岁就在下江寨子对面那块田边放牛被抓去当兵，后来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转业后在甘肃当了区委书记。他说他伯父晚年回来过一次，站在那块田埂上，站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邓老师说：“你们下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这些故事太珍贵了。我走贵州，最想找的就是这些东西。有古树，有传说，有抗战历史，有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就是一本好书。”

夜深了，邓老师要走了。我们送到寨子口，握了握手。他说：“卢老师，今天太感谢了，来日方长，下次再来。你们下江，我一定写进书里。”我说：“好，邓老师，平安到家给我报个平安。”

车子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那儿，看着远处那棵白果树的影子，黑黢黢的一团，静静地立着。

其实，邓老师来的前几天，寨上发生了一件事。有人想动那棵白果树。准确说，是有人想大幅修剪那棵树，甚至有人提出，把主干以上的十一根主枝全砍掉，只留一根光秃秃的主干。理由很直接——安全。

他们说，树枝太高太大，风一吹就晃，万一哪天断下来，砸到人怎么办？树下的住户每天从树下过，提心吊胆，怕哪天出事。这些年，枯枝掉过不少，砸坏过房顶，砸烂过窗户，好在没伤到人。但谁能保证永远不出事？真出了事，谁来负责？

这个理由，我不是不理解。白果树确实高大，确实有枯枝掉落，也确实砸坏过东西。安全无小事，大家的担心是真的，是实在的，是每天都能感受到的。

但那个方案——“砍掉所有主枝，只留主干”——让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一棵几百年的古树，砍掉所有主枝，只留一根光秃秃的树干，那还叫树吗？那还能活吗？那还是下江的白果树吗？那些枝丫，是它几百年来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每一根都经历过风霜雨雪，每一根都见证过世事变迁。把它们全砍了，树就等于死了。就算主干还在，就算还能发芽，那也不是原来那棵树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只知道，如果那样做了，我无法向自己交代，无法向子孙交代，无法向这棵树本身交代。

那天，我在群里说了自己的想法。我说：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安全确实重要。但这件事必须按程序来，不能私下签字，不能绕过法律。古树受国家保护，擅自修剪是违法的，组织者要负法律责任。我作为一个有责任担当的村民，必须把这件事向上级报告，请林业部门派专家来现场鉴定，科学评估到底有没有危险、该怎么处置。该修剪的修剪，该加固的加固，既保住安全，也保住这棵树。

我说得可能有点硬，但句句是真心。

那天晚上，群里的争论渐渐平息，我一个人坐在茶室，对着茶壶发呆。

手机响了一声，是一条短信。号码是本地的，但没存名字。我点开看，只有一行字：

“祖军，你说的话，我支持。但我不敢在群里说。”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回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又一条短信进来：

“签字那天，我也签了。不是我想签。大家都签了，我不敢不签。可我心里知道，那样砍不对。”

我把手机放下，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

窗外的月亮很亮，透过窗子照进来，落在茶桌上，落在那杯凉了的茶上。我想起白天的那些人，想起他们签字时的表情。他们只是害怕。怕得罪人，怕惹麻烦，怕以后见面尴尬，怕被孤立。他们的名字签在那张纸上，可他们的心，也许从来没有同意过。

茶壶里的茶已经喝干了，我又续了一壶。水烧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很响。我看着热气从壶嘴冒出来，一点一点散开，消失在空气里。

那个人后来再也没有发过短信。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寨子上有多少人，心里有话却不敢说？有多少人，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却因为种种顾虑，选择了沉默？

他们沉默，我就更要说话。不是为了出风头，不是为了争对错，只是为了让那些不敢开口的人知道，有人替他们说了。

那晚我在茶室坐到很晚，茶喝了一壶又一壶，直到月亮偏西。躺在床上时我还在想那句话：“我支持，但我不敢说。”

后来，我问过寨上的老人。他们说，活了一辈子，从没听说这棵树砸死过人，砸伤过人。枯枝掉过，瓦片砸烂过，但人，从没出过事。我说不清这是什么。是巧合？是运气？还是这棵树真的有灵，护着树下的人？

老人说，这是树在报恩。你敬它，它就敬你；你护它，它就护你。这么多年，下江人对它还算敬重，逢年过节有人给它烧香，有人给它挂红布，有人对着它许愿。它心里有数。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迷信。但我知道，这棵树长在这里几百年，什么风雨没见过，什么灾难没经历过。它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庇佑。

我们怕它砸到我们，它怕不怕我们砍它？

树不会说话。但它会用枯萎来回答，用死亡来回答。

如果有一天，那棵树真的死了，下江还是下江吗？

我不敢想。

这些年，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寨子上冷清了许多。年轻人走了，去浙江，去广东，去贵阳，去独山县城里，去那些能挣钱的地方。老人留下来了，守着老屋，守着田地，守着那些树。

但无论走多远，每逢过年过节，大家都会回来。回来看看父母，看看孩子，看看寨子，看看那棵白果树。车开到寨子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它在，就说明到家了。

它是根，是魂，是游子心中永远的念想。

现在，双虹洞的游客渐渐多起来了。新媒体传播出去效果，说我们这里有溶洞，有古树，有抗战遗址，风景好，空气好，值得来看。游客们来了，在洞前拍照，在树下拍照，发到朋友圈，发到抖音，引来更多的人。

游客们来到寨子上，总要围着那棵黄檀树拍照打卡。有人给它挂红布，有人给它烧香，有人站在树下许愿。树周围热闹了，但它还是那样站着，安安静静，不悲不喜。

我想，它会一直站在那里，守着下江，守着这片土地，守着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

邓老师说，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魂。下江的魂，就是这两棵树。它们守在这里，比我们任何人的年纪都大，见过的事情都比我们多。我们这些后来人，有什么资格去动它们？

那天夜里，邓老师走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他说的话，全是那些树，全是那些故事。

起来倒了杯水，站在窗前看了好一会。月亮很亮，是那种快要满月的亮，照得寨子一片银白。那棵白果树就站在月光里，树影婆娑，像是在说话。我想起小时候在树下玩耍的日子，想起那些捡白果的秋天，想起那个反对卖树的夜晚，想起前几天群里那些争论。

我想起苏东坡的那句话：“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树在变，也在不变。它每年落叶，每年发芽，每年结果，这是变。它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看着世事变迁，看着寨子从茅草屋变成瓦房，又从瓦房变成楼房，这是不变。

我们呢？我们也在变。从光着脚丫的孩子，变成中年男人；从寨上的村民，变成城里的打工者。但我们也会回来，回到这棵树下，回到这个叫下江的地方。这也是不变。

树在，魂就在。

不管走多远，只要想起这棵树，心里就踏实。它是下江的根，是下江的魂，是每个下江人心里永远的乡愁。

我不知道那棵白果树最后会不会被修剪，会被修剪成什么样子。

这些天，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树下，仰着头看那些枝丫。它们伸向天空的样子，像一只只张开的手臂。几百年来，它们就是这样伸着，春天发芽，夏天长叶，秋天变黄，冬天落尽。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不知疲倦。我想起小时候，五公坐在树下，指着那些枝丫对我们说：“你们看，这些树枝，哪一根不是看着你们长大的？你们爷爷小时候爬过的那根，他的爸爸小时候爬过的那根，都在呢。”我们听了，就仰着头找，找那根被无数双手攀过的枝丫，找那根被无数双脚踩过的枝丫。当然找不到，它们看起来都一样。但心里知道，它们什么都知道。

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树是有记忆的。它记得每一个在它下面玩耍的孩子，记得每一个在它下面乘凉的老人，记得每一个从它下面走出去又回来的游子。它记得寨子从几户人家变成几十户，记得房子从茅草变成瓦房又变成楼房，记得路从泥巴变成石板路又变成水泥路。它什么都记得，只是不说。有时候我想，如果它能开口说话，它会讲出多少故事？那些被时间淹没的人和事，那些被遗忘的欢笑和眼泪，都在它的年轮里，一圈一圈，密密地藏着。

那些想大幅度修剪砍枝的人，也不是坏人。他们的担心是真的，害怕是真的，每天从树下过，抬头看见那些摇摇晃晃的枝丫，心里不踏实也是真的。谁不希望住得安心？谁不希望家人平安？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安全感。这种心情，我也有。刮风下雨的夜晚，我也会担心，也会睡不着，也会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可问题是，什么样的安全感才是真正的安全感？

是把所有可能带来危险的枝丫全部砍掉，让树变成一根光秃秃的柱子？还是通过科学的手段，把那些确实有风险的枯枝清理掉，让树继续活着，继续绿着，继续站在那里？前者简单，一锯了之，一劳永逸。可那样做，树还是树吗？寨子还是寨子吗？后者麻烦，要请专家，要走程序，要等批复，要花时间花精力。可那样做，树能活下来，魂能留下来。

我选择麻烦。

那天在群里说那些话，有人可能觉得我多事，有人可能觉得我小题大做，有人可能觉得我是在跟组织签字的老兄过不去。其实不是。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力去做决断。这棵树不是我们的。它是祖宗的，是子孙的，我们只是暂时的看护人。祖宗把它交到我们手里，说，好好看着，别让它受了委屈。我们要把它完完整整地交给子孙，让他们也能在树下乘凉，也能捡白果，也能听老人讲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如果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它没了，残了，死了，我们怎么跟子孙交代？他们问，那棵树呢？我们说，砍了，因为怕它砸到人。他们问，它砸到过人吗？我们说，没有，但怕它砸到。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胆小，短视，没有担当。

我不想被后人那样看待。

前几天，我专门找了林业局的朋友咨询。我把情况说了一遍，把那份申请给他看了。他看了很久才说：“这个事情，复杂多了。如果是为了安全，直接写明原因和请求事项，报给镇政府和林业局，派人核实处理，做好群众工作，不能违法。同时可以派组里的群众代表跟踪办理。”他顿了顿，又说：“古树受法律保护，擅自修剪是违法的，造成古树死亡的，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几年因为擅自修剪古树被处罚的案例不少，有的罚款，有的判刑。你们寨子的人不知道这些，你要跟他们讲清楚。”

后来组织的那位老兄回复我说：“群众签字的那份申请书还没来得及上交就被蘸水弄脏了，如果还觉得重新交的话，我们几兄弟商量了之后再交。”我说：“不是弄脏了，是老天爷给我们时间，让兄弟们好好想清楚。先让专家来现场，看哪些树枝真的有危险，哪些没有。有危险的，该修剪修剪，该加固加固；没有危险的，就留着。我们不图快，只图稳，只图这棵树能好好活着。”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有顾虑的。怕程序太慢，怕还没等到专家来，树枝就掉下来了。这种担心，我能理解。可反过来想，如果真的出了事，按程序走了，有人负责；不按程序走，擅自处理，出了事，责任全在自己。哪个更稳妥？哪个更安全？老兄是聪明人，他会想明白的。

这两天，我把这件事跟邓老师说了。他在微信里回得很快：“一定不要砍，不然可惜了，会成为遗憾！”我说：“这几天我力排众议。”他说：“辛苦了。”我说：“我弄了个文章，写这棵树的。”他说：“发给我看看。”我把《下江的白果树》初稿发给他。他看完，说：“下次来的时候，繁枝叶茂的更好看，到时候来拍。”我说：“对头。”他又说：“下次来用无人机飞，比较好看。”我说：“好的，邓老师。”

看着这些对话，我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一个外面的人，一个作家，一个走遍贵州的人，对着这棵树说“不要砍，不然可惜了”。而我们这些天天在树下生活的人，却有人想把它砍成光秃秃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它的价值？是因为我们天天看着它，反而觉得它平常？还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盯着那些可能的危险，却看不见那些更珍贵的东西？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乡村的事情，最难处理的不是那些大事，而是这些小事。大事有政策，有文件，有红头指示，照着办就行。小事没有，全靠人跟人之间商量着办。商量得好，皆大欢喜；商量不好，疙瘩就结下了。这棵树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往大了说，是古树保护，是依法办事，是乡村振兴；往小了说，就是一群村民，担心自家安全，想处理掉头顶上的隐患。两种说法都对，两种角度都有理。关键是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点，既把事办了，又不伤了和气，更不伤了这棵树。

我作为人大代表，既要反映群众呼声，也要引导大家依法办事，更要守住那些不该丢的东西。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良心。

我想起五公生前说过的一句话。那时我还小，大概七八岁，也是夏天，也是在这棵树下。有人说起寨子外面的事，说起那些出去的人，有的发了财，有的当了官。五公摇着蒲扇，慢悠悠地说：“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到头来什么也带不走。只有这棵树，会一直在这里，看着你们，看着你们的儿子，看着你们的孙子。你们要对得起它。”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五公说的“对得起”，不是说不砍它，不是说给它烧香，而是说，要把它当回事，要把它放在心上，要让它活得比我们久。

这棵树，它比五公的年纪大多辈，比我爷爷的爷爷的年纪更大。它见过明朝的人，清朝的人，见过民国的人，见过解放的人，见过改革开放的人。它见过战乱，见过饥荒，见过太平，见过繁华。它什么都见过，什么都记得。它站在那里，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个不需要文字记载的史书。我们这些后来人，有什么资格在它面前指手画脚？有什么权力决定它的生死？

也许有一天，专家来了，看了，说这些树枝确实有危险，必须修剪。那我们就修剪，按照专家的方案，科学地修剪，既保住安全，也保住树。也许专家说，这些树枝没问题，是大家多虑了。那我们就回去告诉大家，不用担心，树很安全。也许专家说，有些树枝需要加固，有些需要支撑，有些需要养护。那我们就照做，出钱出力，把这棵树伺候好。

不管结果是什么，只要按程序走，按科学办，按法律来，我心里就踏实。因为我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事。

那天晚上，我再次来到白果树下。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棵树，它知道自己几岁了吗？知道自己见过多少代人了吗？知道有人想砍掉它的枝丫吗？它应该知道吧。树是有灵性的。也许它在想，这些年来来往往的人，有的来了又走了，有的走了再没回来，有的回来了又走了。它看着他们长大，看着他们变老，看着他们离开，看着他们回来。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也许它在等，等我们想清楚，等我们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所以那份排危的申请书被蘸水弄脏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天意不可违！

我不知道它要等多久，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给它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我知道，只要它还在，下江就还在。只要它还在，那些走出去的人，就还有一个回来的理由。只要它还在，那些还没出生的人，就还有一个可以听的故事。只要它还在，我就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一个可以安放乡愁的地方。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乡愁？

乡愁不是那些高楼大厦，不是那些水泥马路，不是那些现代化的设施。乡愁是那些旧的东西，老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的东西。是一棵树，一口井，一座老屋，一条石板路，一个可以让人想起从前的地方。这些东西，才是乡愁的载体，才是游子心中的念想。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了，都拆了，都砍了，都换成新的了，那乡愁往哪里放？那些出去打工的人，回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什么？还能想起什么？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这棵树还在，只要它还在那里站着，那些出去的人，回来的时候，远远看见它，就知道到家了。他们会在树下站一会，也许不说话，也许只是抬头看看那些枝丫，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踏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乡愁。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树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记得。我们做的事，对的错的，它都看在眼里。所以，要对得起它，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以后回来的人。”

写完这句话，我关了灯，睡了。

窗外的月亮，还照在那棵白果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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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祖军，中共党员，黔南州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独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作家网、首都文学、贵州作家等刊物平台。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