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华章为汝来
作者：彭忠彦
北宋汝州为“三辅州”之首，辖梁县、郏城（今郏县）、襄城、叶县、龙兴（今宝丰）和鲁山六县。当苏洵、苏轼、苏辙的足迹踏上汝州的土地，这片宋代辖域与今平顶山市大致重合的山川，便成了文心与天地共鸣的舞台。父子三人以笔为舟，在汝海的风烟里荡开涟漪，那些流淌在诗词赋文中的神韵，至今仍在时光里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三苏春秋笔，华章为汝来。我看见乙巳年温柔的春风，掀起三苏吟咏平顶山的华章——
赴京途中父子怀古抒怀
循着三苏的足迹，我站在叶县双凫观遗址前。古风古韵绕耳，二苏兄弟的遗墨飘在眼前。
北宋嘉祐四年（1059）苏轼丁母忧后，侍父携弟离蜀返京。嘉祐五年（1060）正月五日发江陵，陆行赴京师。《苏轼年谱》载：“……过唐州……至叶县，题双凫观。至襄城颍桥，题颍大夫庙……过昆阳，吊刘秀与王莽作战战场，作赋。”
那是嘉佑五年的一个春日，苏轼兄弟来到双凫观，目光落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双凫观》的诗章已成竹在胸。王乔乘凫的传说在风中飘了近千年，苏轼望着观中鼎盛的香火，眼中满是对仙人的景仰——那是对超然物外的向往，更是借古讽今的清醒。“王乔古仙子，时出观人寰。”他让王乔的目光从云端垂下，看尽世间追名逐利的痴愚。
“王乔西飞朝洛阳，飘飘千里双凫翔”。汉时叶县令乘凫而去的身影，在苏辙笔下化作翩跹的意象，掠过千年光阴，落在眼前的野庙春风里。没有兄长的锐度，却多了份对沧桑的轻叹——传说终究是传说，只留下道观在风中伫立，任后人的思绪随风疯长。
同是双凫观，同是王乔事，兄弟俩却写出了两种心境。苏轼如剑，刺破世相；苏辙似泉，浸润时光。这道观成了一面镜子，照见手足间相似的文人骨血，也照见各自不同的生命姿态。
叶县的泥土里，藏着太多金戈铁马的回响。昆阳古战场的残垣上，苏洵与苏轼同是凭吊，却照见了父子二人迥异的襟怀。
苏轼落笔时，尚是未入仕途的青年。他站在昆阳城头，望平畴旷野间风沙漫卷，昔日的战场已化作百姓炊烟，心中却翻涌着千年前的战浪。他写刘秀以弱胜强的决绝，写王莽溃不成军的狼狈，“始凭轼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的字句里，满是对正义之师的赞叹，对奸邪之辈的鄙夷。彼时的他，胸中装着“致君尧舜”的壮志，目光穿透战场的烟尘，看到的是“怀长才、投明主”的人生信条。昆阳之战于他，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青年对理想与正义的笃定。
苏洵的笔触则沉郁许多。他站在战场废墟上，不见胜负的荣光，只看见“战骨多年化墙堵”的苍凉。数十万亡魂的哀鸣仿佛从泥土中升起，他不念刘秀的功业，只念及“江河填满道流血”的惨烈。“御之失道谁使然，长使哀魂啼夜雨。”他的叹息里没有对英雄的称颂，只有对生命的痛惜，对战争的诅咒。历经世事的老苏，早已看透胜负背后的血与泪，昆阳之战于他，是一杆秤，称量的是乱世里人命的轻贱。
同一片古战场，父亲见了哀魂，儿子见了风骨。苏洵的悲悯与苏轼的激昂，恰似昆阳城下的泥土与星辰——泥土承载着过往的沉重，星辰照耀着未来的方向。父子二人的笔墨在时光里相遇，让昆阳之战的故事，既有了历史的厚度，也有了人性的温度。
父子三人行至襄城颍桥镇，共同拜谒纪念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颍考叔的颍大夫庙，苏轼即兴作《颍大夫庙》。风华正茂的苏轼，仕途尚未经历大起大落，但其敏锐的思想已在诗中崭露头角。
“人情难强回，天性可微感。”《颍大夫庙》短短数语，穿越千年的哲思与感怀中，蕴含着对人性、道德与历史的深刻洞察，带我们走进那个充满故事的时代。
诗的开篇，苏轼直抒对人性与世俗道德的思考。“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惨。”对颍考叔和郑庄公故事的精妙概括。颍考叔言辞柔和，却凭借智慧巧妙地化解了郑庄公与母亲之间的矛盾，实现“掘地见母”，使母子如初。郑庄公虽曾因母亲支持弟弟叛乱而立下“不及黄泉不相见”的誓言，但在颍考叔的引导下，最终与母亲和解。
“荒祠旁孤冢，古隧有残坎”，苏轼将视角转向眼前实景。古老荒凉的庙宇旁，是颍考叔孤寂的坟墓；曾经郑庄公母子相见的古隧道，如今只剩残破的痕迹。这些历经岁月的遗迹，见证了当年的故事，也诉说着时光的无情，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
“千年惟茅焦，世亦贵其胆。不解此微言，脱衣徒勇敢”，苏轼提及秦朝的茅焦，茅焦敢于在秦始皇迁母后，众多谏者被杀的情况下，脱衣立井干之上而谏。苏轼借此表达对颍考叔智慧的独特理解，他认为颍考叔的劝谏不是简单的勇敢，而是蕴含着微妙而深刻的言辞智慧，若只看到表面的行为，而不理解其中深意，那不过是徒有其勇。他用简洁而富有力量的诗句，将千年之前的故事与自己的感悟相融合，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依然能透过这些文字，感受到他思想的锋芒，体会到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独特魅力。
贬官兄弟汝州行吟
我坐在汝州龙兴寺遗址公园，翻阅林语堂的《东坡传》。夏风摇曳着树叶“哗啦、哗啦”作响，像在翻动一本被岁月蛀空的线装书的声音。脚下的断砖残瓦不知沉默了多少春秋，而心中默念苏轼《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诗行间却仍奔涌着千年前的丹青气韵。吴道子的神笔曾在这里翻涌如海波，佛的慈悲、仙的飘逸、人的百态，都凝在画壁之上。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写这首诗时，人生已被仕途磨出深深刻痕。同年闰四月，苏轼由定州被贬为英州知州。定州至岭南数千里，举家迁徙，费用浩大，苏轼囊中羞涩，只好到汝州找他贬官的弟弟苏辙筹措路费。
同遭贬官的兄弟汝州相会，心头真是百味杂陈。但一向乐达为民、热爱生活的兄弟，从不会得过且过的。苏辙带弟弟去游龙兴寺。该寺建于隋代以前，因唐代吴道子绘佛图壁画而扬名天下，李白携诸从弟观光留诗，颜真卿孤忠守志就义于此。汝州人即在龙兴寺内建忠烈祠纪念这位以书法和忠义昭示天下的忠臣。苏辙就任后见龙兴寺吴画年久失修，油彩脱落，就捐百缣修复龙兴寺吴道子画壁。苏轼见状，心生感慨，赋诗《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
苏轼赞吴画“妙算毫厘得天契”，何尝不是在感叹艺术的本真从不需要雕琢？就像他一生推崇的“天工与清新”，诗词文章亦如“春鸟秋虫之声”，顺乎自然发声。那些被岁月记住的美，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元气，而非刻意堆砌的词藻和巧技。
“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子由捐百缣修吴壁画的善举，被兄长写进诗里，成了跨越千年的印证。想来苏辙当年拂去壁画上的尘烟时，眼前定是吴道子笔下的光影流转，耳畔或许还回荡着李白《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的遗音。“晴山翠远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乡路，还疑梦中；开襟危栏，宛若空外。”李白笔下的汝州山水是何等的美丽！
一座龙兴寺，因画圣的笔、诗仙的序、东坡的诗、知州苏辙的记，成就了文人与艺术的共鸣。那时的龙兴寺，该是怎样的气象？香火里飘着墨香，壁画上的色彩映着往来者的惊叹，而苏轼兄弟的文字，又为这气象锦上添花。
合起传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或许，真正的珍贵从不在砖石的坚固，而在那些曾在这里流淌过的精神。吴道子的画笔里藏着盛唐的雄放，苏轼的诗句里裹着人生的通透，苏辙的善举里存着文人的担当。它们早已超越了一座寺的物理形态，成了刻在文化血脉里永恒的印记。
同为贬官人，相会共长吟。
站在望嵩楼旧址，我仿佛看见历史烛光的影子箭一般，“嗖”一声从千年前的大宋穿越而来。苏轼兄弟站在望嵩楼上，欣赏嵩山胜景，把酒临风，吟诗抒怀。
绍圣元年（1094年）孟夏，苏辙由副宰相贬官汝州知州。十八年前苏辙作陈州教授时，考试洛阳举人曾游嵩山。绍圣元年初葆光法师得《嵩山图》，将游嵩山，苏辙与他相约说：“闻此州（汝州）在嵩少之阳，登城北望，可以尽得其胜，君何时为此游，吾将举酒与子相望，虽不能同，亦庶几焉。”苏辙到汝州后忙于引水抗旱和祈雨，州衙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无暇去嵩山游玩，但为不失约就写了《嵩山祝文》，派家兵送到嵩山与法师相会。
登楼望嵩岳。苏辙轻声吟咏“连山障吾北，二室分西东。东山几何高，不为太室容。西山为我低，少室见诸峰。”
兄弟仰望圣山，饮酒赋诗，“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酒杯中。”远离朝堂勾心斗角的苏辙，顿感心旷神怡，心中郁气顷刻散尽。
苏辙的脚步丈量汝州大地——不像兄长那般外放张扬，笔下的汝州多了几分沉静。在《汝州谢上表》里，他细数着这里的风土人情，字里行间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珍视。他写汝州的秋，“秋晚田畴皆秀色”；写汝州的民，“里巷欢呼共岁丰”。在他眼中，汝州不是仕途中正二品贬官从二品的的驿站，而是可以安放心灵的港湾。
苏辙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二十一日抵达汝州的，即日写下《汝州谢上表》。这篇看似循例的文书，实则藏着复杂心绪——既是对朝廷的谢恩，亦是对贬谪处境的坦然承接。而五日之后，他亲率属吏赴北园社祭后土神君为百姓祈雨，当晚甘霖普降，《汝州谢雨文》便在这份“巧合”中诞生。文中不见官样文章的虚浮，唯有对民生的恳切：祈雨是为百姓解急，谢雨是为感天地庇佑，更暗含对自身职责的警醒。刻石记之，与其说是记录神君的“灵验”，不如说是以公开的承诺，将自己与汝州百姓的命运绑定，这份勤政爱民的本色，让文字有着沉甸甸的力量。
若说《谢雨文》见其“政”，《汝州龙兴寺修吴画壁记》则显其“艺”。文中提出“能、妙、神、逸”四等画品，层层递进，道尽艺术境界的真谛：“能”是技法娴熟，“妙”是气韵生动，“神”是意境超脱，“逸”则是浑然天成、不拘一格。他直言“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精准点出艺术追求的进阶之路，足见其在父兄的影响下，苏辙对书画的研究已抵达专业的品评高度。更难得的是，他将壁画赞为“画中极品”，并非单纯的艺术吹捧，而是在修缮古迹的过程中，既守护了文化遗产，也以文字为艺术立言，让龙兴寺的壁画因这篇记文，在千年后仍能被感知到震撼力。
苏辙在汝州的笔墨，还连着一段跨越八十年的文脉。他见杨亿当年在汝州留下的亭台坍塌，便着手修缮，并作《汝州杨文公石记》。杨亿曾以百韵诗咏叹汝州山川民风，这份对地方的深情，让苏辙心生共鸣。苏辙修缮致雨亭、扩建思贤堂，既是对上苍和先贤的致敬，也是以行动延续文化传承——为官一任，不仅要解当下之困，更要保护文物。这种对“文脉”的珍视，让他的作品《思贤堂》等作品，跳出了个人被贬情绪的局限，有了更阔大的历史视野，映照出他对艺术的深刻洞见。
元丰七年（1084年）春月，一封来自宋神宗的手札，为苏轼的黄州生涯画上了句点。苏轼被量移汝州，授团练副使一职。他虽终未到任汝州，但这个官衔却在他的笔端留下了众多的印记。那些散落于途的诗文，恰似一汪清泉，映照着他与汝州早已相融的情谊。
对苏轼而言，“汝州团练副使”绝非一个空洞的头衔，那是他身份与心境的双重注脚。据三苏研究专家刘继增统计，苏轼作为汝州团练副职的十七个月中，共创作出138首诗词，112篇文。他至少在《黄州安国寺记》《乞常州居住表》等5篇作品中署上这一身份。这看似寻常的署名，藏着他对命运的接纳——历经乌台诗案的惊魂，黄州五年的蛰伏，这份“量移”虽仍是闲职，却已是从“罪臣”到“逐臣”的松动。他在《黄州安国寺记》末署上“汝州团练副使”，仿佛在告诉世人：过去已了结，前路虽渺茫，却有了新的坐标。
《题西林壁》作于赴汝途中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是对山形的描摹，更是对人生境遇的顿悟——换个角度，困顿亦是风景。而《石钟山记》则尽显他的探究精神，“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不仅是对石钟山得名的考证，更藏着他对“真相”的执着，即使身处逆境，也不改求真本色。
苏轼与汝州的情缘，是一种奇妙的玄门。未曾到任，情之所系，心已相融。它不像与杭州的“淡妆浓抹总相宜”那般亲昵，也不似与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的相濡以沫，却多了一份隔着山水的惦念。汝州于他，是官衔上的“故乡”，是诗文里的“坐标”，是命运给予的“喘息”，更是灵魂的安放宝地。那些署着“汝州团练副使”的作品，那些写于赴汝途中的感悟，都是他与汝州对话的方式。他用笔墨丈量着与这片土地的距离，用思考回应着命运的安排。汝州，早已刻进他的生命——它是他从困顿中站起的见证，是他众多华章中的黄钟大吕。
崆峒春风里，读《广成子解》
春风拂过崆峒山的石径，松涛与山风共鸣，仿佛是广成子千年未绝的道音。我倚着崖边古松，摊开东坡的《广成子解》，纸页间的墨香混着山野的清芬，瞬间将我拉入那场跨越千年的问道。
崆峒山在汝州市西南六十里，唐代卢贞曾说：庄子称黄帝问道崆峒广成子，游襄城，登具茨，访大槐，皆于此山相接。“德高三皇，唯轩辕氏。为王者师，唯广成子。”李白诗云：“登高览万古，思与广成邻。”苏轼著述《广成子解》，探寻黄帝老师广成子的智慧与哲思。
苏轼的《广成子解》，宛如一幅细腻描绘道家深邃思想的画卷，在千年之后展开，依然散发着迷人而独特的魅力。该文以其对道家经典中广成子形象与思想的解读，展现了苏轼卓越的文学造诣和对道家哲学的深刻洞察。
苏轼的解读不似寻常注家拘泥文辞，而是以己心度道心，将《庄子》的窈冥之论，化作可触可感的人生智慧。他解“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不是空谈玄虚，而是点破“守一”“处和”的真谛——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这是道家的修身之本，更是东坡历经浮沉后，对精神自由的极致追求。春风掠过书页，恰如广成子对黄帝的提点，让浮躁的心绪在“无思、无为、无欲”中慢慢沉淀，仿佛自身也成了崆峒山中一缕自在的云，不被俗务羁绊，只与天地相融。
在《广成子解》中，苏轼对广成子这一形象的阐释，超脱了简单的文本解读，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道家精神内核。广成子，这位道家传说中的仙人，其形象所承载的“至道”观念，在苏轼笔下徐徐展开。苏轼通过对广成子言论的剖析，揭示了道家追求自然、顺应天道的思想精髓。广成子所言“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苏轼从中提炼出道家对内心宁静与身体养护的独特见解。“物本无终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物未尝有死，故长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独能，我能守一而处和，故不见其分成与毁也。”苏轼主张通过“守一”（守道、守心），获得精神的永恒和自由，这是他历经坎坷后的生命智慧。
苏轼对广成子“至道”思想的解读，映照出他自身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在北宋复杂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下，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然而，道家思想中的顺应自然、淡泊名利观念，为他提供了精神的避风港。从《广成子解》中可以看出，苏轼领悟到人生应当遵循自然规律，不过分执着于功名利禄，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浮沉。这种思想的汲取，不仅是对道家学说的认同，更是苏轼在困境中寻求内心平衡与解脱的途径。
道家内核——形神相守，哀乐由心，在《广成子解》中得到完美的诠释。苏轼以“抱神以静”的道心，接纳人生的悲欢离合；以“长生之本”的豁达，笑对仕途的坎坷起伏。崆峒春风依旧，吹过千年时光，吹过广成子的仙踪，吹过东坡的笔墨，也吹进我的心底。原来道家的内涵，从不在玄远的仙山，而在当下的清风里，在东坡的文字间，在每一个守静守真、自在从容的瞬间。
是的，《广成子解》中所体现的道家思想，对于当下的我们同样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被物质追求和功利心态所裹挟，内心疲惫不堪。苏轼所解读的广成子思想，提醒我们要回归内心，保持宁静与清醒，不被外界的喧嚣所迷惑。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学会顺应形势，以平和的心境应对，而不是盲目抗争。注重身心的调养，追求内在的和谐与平衡，让我们在千年前的智慧中找到应对现代生活挑战的方法与力量。
思接千载中，似见广成子端坐石室，东坡执笔论道，两位智者的身影在春风中重叠。我忽然明白：道家的“无为”，并非消极避世，而是顺天应人，守心自安，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的清明与本真。
如此遐想如云，《东坡记》的故事飞跃眼前：五代后晋（937～946）年间，汝州城内有一个做毛笔的读书人，他每晚上只做10支，天一亮就把笔装进一个特制的竹筒里，然后将竹筒插在门旁的墙洞中。有人买笔，只需向竹筒内投入30文钱，便有一支笔自动跃出，质量绝对上乘，勿须挑拣。投的钱少，则无笔跃出，卖完为止。第二天又是10支，不多不少。由于他的笔物美价廉，而且卖法奇特，人们对他十分敬重。他把换来的钱随手沽酒，饮笑自若，如此三十年，倏忽远去无踪；数十年后再现身，容颜未改，人皆称其为“笔仙”。这则故事在汝州民间代代相传，也因苏轼的记述，多了几分文人眼中的洒脱。
苏轼与这则故事的缘分，恰在他人生的低谷——1094年被贬途中。他在汝州逗留，与弟弟游龙兴寺、洗温泉，想必是在当地闲谈中听闻了笔仙的传说。彼时的苏轼，历经贬官的磨砺，看透了名利场的虚妄，笔仙白云般自在飘逸的风骨，自然深深打动了他。在苏轼眼中，这位不知名姓的士人，或许正是他心中理想人格的投射：不被境遇加持，不为得失焦虑，在平凡日常中活出一份超然，于市井烟火中方见仙骨。
三苏与郏县：一场灵魂的相逢
三苏与郏城的相逢，从不是晚年的偶然归宿，而是一场跨越四十余年的灵魂之约。
嘉祐元年（1056）正月，47岁的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从眉州出发，前往京城赶考。眉州自古文风昌盛，两宋期间共有886人考中进士，史称“八百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
“发成都、过剑门、经凤翔、扶风至长安”父子三人行至崤山时马被累死，只好骑驴经渑池，至洛阳。父亲刻意放弃嵩山北的近道，绕道嵩山南的汝州、郏县、许昌，五月底才抵京师。
郏城位于嵩箕山脉南麓，是豫东大平原的一部分，沃野百里，土厚水深，物华天宝，号称汝州的“天府之国”。当英气勃发的苏轼兄弟还沉醉在眼前的翠微烟岚之中时，如同惊鸿一瞥，精通易学的父亲，已在走马观花中勘破了山水玄机。老苏已在心底埋下了家族迁徙的种子——眉山虽好，却“平川如手山水蹙”，唯有这嵩箕之阳，能承载子孙的千秋文脉。老苏目光如炬，紧盯着这片嵩箕南麓的宝地。老天造化——这片山水既有北方山脉的雄浑沉稳，又兼南方丘陵的温润丰腴。汝水如练横陈山前，黄帝钧天台似香案耸立其前，正合《易经》中“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吉壤之象。加之后山“状如列眉”似故乡眉山外，更重要的是这里“土厚水深”。
苏洵在《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诗中，直抒骨子里喜欢嵩箕山脉南麓“宝地”的情怀。“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挈。”既透出了苏洵绕道汝州北山的意图，也看出苏洵已对隐居甚至终老之地心中有数。“晴原漫漫望不尽，山色照野光如濡”和“行看嵩少当吾庐”这些诗句无不彰显出老苏对郏城山水的钟情和爱恋。
苏洵绕道之举，既让让年轻的儿子遍览山川、体察民情、增长见识，又暗中考察“兴起之阳”的山水地势，为日后隐居置宅做打算。
年少的苏二苏，尚不能全然领会父亲的良苦用心，只当是寻常旅途。可命运的丝线，早已在不经意间缠绕：20岁的苏轼，以一篇《留侯论》应召应试，名动京师、高中进士，却未曾想到，文中赞美的留侯张良，正是郏县张店村人；后来他又作《代侯公说项羽辞》，笔下力挽狂澜的侯公，亦是郏县侯公店人。张良的隐忍、侯公的智勇，与三苏的风骨悄然共鸣，让苏轼在文墨之间，便与郏县结下了文缘与地缘的双重羁绊。
“诗酒趁年华，且将薪火试新茶”风华正茂的苏轼创作的《留侯论》，对出生于今平顶山市郏县张店村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极尽褒奖之意。
初读苏轼的《留侯论》，便被那股跳出史实桎梏的洞见所震撼。文章以独到的视角，为我们重新解读张良——那位辅佐刘邦定鼎天下的“留侯”成功的密码。
苏轼没有沉溺于张良得黄石公授书的传奇，也未止步于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计，而是独辟蹊径，提出“忍小忿而就大谋”的核心观点。他说，黄石公授书的深意，不在兵书本身，而在磨砺张良的“忍”性。
文中最动人之处，是苏轼对“勇”的重新定义。真正的勇者，并非逞一时之快的匹夫，而是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智者。鸿门宴上，张良劝刘邦卑辞谢罪；面对韩信求封齐王的“趁火打劫”，张良示意刘邦隐忍应允——这些看似“退让”的瞬间，恰恰是成就大业的关键。这种“忍”，不是懦弱，而是看清大局后的从容，是将个人情绪收束于长远目标的清醒。
读罢掩卷，忽然明白苏轼为何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能在逆境中保持豁达，或许正是从张良的“忍”中汲取了力量。《留侯论》告诉我们：人生路上，真正的挑战从不是外在的风浪，而是能否驾驭内心的波澜。懂得隐忍，方能在沉潜中积蓄力量；学会从容，才能在纷繁中看清方向。这大概就是千年之后，《留侯论》仍能叩击人心的原因。
《代侯公说项羽辞并序》于史阙处见真章，是一篇在史海钩沉中独运匠心的美文。面对《汉书》中对侯公仅寥寥数笔的记载，苏轼以文学家的想象与史学家的远见，为这位郏县侯公店的辩士补写了一段“缺席的传奇”，既填补了史籍的空白，更寄托了他对“辩才”与“时势”的深刻思考。
《汉书》中，侯公的事迹不过是“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的极简记录。但在苏轼笔下，这位侯公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苏轼特意点明，公元前203年，陆贾说项羽失败后，是侯公自请赴险，以“辩才”破局：他不仅说动项羽放回太公、吕后，更促成“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约定，让刘邦解“保父命而不敢用兵”的困局，军民“皆称万岁”的场景，足见其功之重。
在楚汉相争的宏大叙事里，侯公或许只是转瞬即逝的身影，但他以一己辩才定“楚河汉界”，甚至间接塑造了中国象棋中延续千年的文化符号，这种“以舌代剑”的力量，恰是苏轼想彰显的——历史不仅由金戈铁马书写，更有辩士的智慧在关键时刻撬动乾坤。侯公面对项羽，既不卑不亢，又直击要害：他先言“放太公则显仁”，迎合项羽“欲为义帝报仇”的名义；再析“中分天下则安”，点破楚军久战疲敝、难以持久的现实；最终以“保威名而全实力”说动项羽，将放还人质与划界休战绑定，既给了项羽台阶，又解了刘邦燃眉之急。真正的辩才，不是巧言令色，而是洞悉人心、权衡轻重的智慧，是在绝境中寻找共赢支点的能力。
我仰视侯公店那棵二千年树龄的古槐，思绪万千。“中国象棋文化中的‘楚河’、‘汉界’，实为侯公所创”，这一看法虽无直接史料佐证，却赋予了侯公超越历史的文化意义。当“鸿沟为界”从政治约定演变为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侯公的辩才便化作了一种文化符号——它象征着冲突中的制衡，对峙中的智慧，恰如苏轼想借文字传递的：解决矛盾的最高境界，不是征服，而是找到平衡点。苏轼作此文，既是对平国君侯公的致敬，也是对“言说”力量的肯定。在他看来，侯公的功绩被史书记载所忽略，恰如许多改变历史的“软实力”常被低估。苏轼以笔为桥，让这位两千年前的辩士从史阙中走出，告诉后人：在刀光剑影之外，有一种智慧，能以言语定乾坤，以权衡安天下。而楚河汉界的棋盘上，至今仍回荡着这种智慧的余音。
三苏文化研究学者郭鸿志研究认为：嘉祐元年（1056）老苏的蓄意绕道嵩箕南麓为二子此后在郏城踏勘置地埋下伏笔，到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苏汝州相会，虽遵父愿，在汝州北山自洗耳河东岸，沿着山根向东寻找当年父亲相中的生可隐居死可深葬的福地。一直探查到郏县辖区的钧台乡上瑞里，方寻到父亲当年看中的“宝地”。兄弟惜别后，苏辙在郏山买地，“地虽郏䣅，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我与此邦，有田一廛。”
宋崇宁元年（1102），苏轼病逝常州一年后，其灵柩被运回郏䣅安葬。古人事死如事生，重视墓庐之地。“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郏山。兆域宽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种柏成林，以会面子，百年成安。”苏辙之举，谨遵兄长 “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为我铭” 的遗愿，也圆了父亲想在此安家扎茔的梦。
“一代文章三父子，千秋俎豆两峨眉。”从嘉祐元年的第一次路过郏城，到苏轼归葬、苏辙陪葬、苏洵衣冠冢相伴，三苏父子终在郏县小峨眉山下团聚。这场始于旅途的相逢，历经四十余载岁月沉淀，终成一段千古佳话。郏县以山水为媒，接纳了三苏的漂泊与风骨；三苏以文魂为魂，赋予了郏县千年的文化荣光。
山水有灵，文魂不朽。三苏与郏县的故事，从来不是终点的相遇，而是起点的注定，是文人与土地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相守。生于四川峨眉，葬于郏城峨眉，这难道不是天缘吗？
我站在三苏坟前，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的楹联，春风吹动我的万千思绪。眼前时而飞来三苏歌咏汝州的华章，耳边时而响起新时代弘扬三苏文化的鼓点。把优秀的地方文化元素转化为文化生产力，推动区域经济腾飞，这无疑是三苏文化的硬核所在。
此刻，我仿佛听见三苏吟咏的华章，与平顶山的鸟鸣、水声和崛起的足音交织在一起，奏响一曲动人的复调旋律，如春潮彭拜，铿锵高亢，回荡天宇……
2025年8月9日初稿
2026年1月22日修订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