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散文
一只鸭子在亳州
文/张健
美食的旅程，有时比人类的迁徙更为曲折动人。一道菜肴，从它的诞生地出发，沿着谋生的路径，在异乡的灶台上落地生根，其间的演变，便是一部色香味俱全的民间史书。比如一只鸭子，它可以从安徽亳州的药香深处启程，最终在山东德州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了另一种炽烈的生命。
被药香浸润了千年的古城亳州，是神医华佗的故里。中医药文化如同涡河之水，流淌在每一条街巷，滋养着这片土地的灵魂。相传东汉末年，华佗行医途中，借宿一户人家，见小童脾胃虚寒，数日不食，便嘱其家主宰杀红嘴麻鸭，佐以随身携带的巴戟、杜仲、车前子等十余味草药，一同焖煮。一个时辰后，鸭肉软烂，孩童食后，气色回转，食欲渐开。这道偶然创制的药膳，便以“华祖焖鸭”之名，在民间口耳相传，成为驱寒养身的智慧良方。
这便是此鸭风味的“根”。在亳州，它从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份流淌于舌尖的医者仁心。精选的红嘴麻鸭或番鸭，与十六味中药材经小火慢炖，成就了色泽红润、香味醇厚的模样。它补气健脾，养肺滋阴，是亳州人宴请宾朋、滋养身心的不二之选。在亳州宾馆、华膳楼，或是怀养堂这样的非遗药膳餐厅，这道菜被不断改良，既恪守古法，又精益求精，甚至在全国药膳大赛中斩获殊荣，入选“皖美好味道”名录。它代表着一种传承，一种将天地精华与人体调和相融的古老哲学。
然而，随着空间与时间的悄然变化，一只鸭子在亳州，居然会发生奇妙的转折。如同许多深植乡土的美味，在其发源地恪守着传统的仪轨时，它的精魂却跟随着外出闯荡的游子，北上至数百公里外的山东德州，完成了一次惊艳的蜕变。
在德州，它拥有了一个更显亲切与热烈的名字，“亳州鸭煲”。那深沉内敛的“焖”，被开放共享的“煲”所取代；那底蕴深厚的药膳，化身为热气腾腾的鸭子火锅。这并非简单的形式更改，而是一场从药食文化到市井欢愉的完美转型。
德州的师傅们，似乎默契地承袭了亳州对于时间的尊重。一只五斤半的肥鸭，依旧需要在文火中慢煮四个时辰，让鸭油与汤汁相互成就，熬出那一锅奶白醇厚的底汤，这是对根源不变的致敬。切成均匀薄片的鸭肉，与枸杞、香菜、洋葱在陶煲中铺陈出诱人的色彩。
但真正的灵魂，在于那碟画龙点睛的蒜泥蘸料。
当亳州的药香在旅途中渐渐飘散，德州土地上生长出的、那股生猛辛烈的蒜香，便成为了新的主角。新捣的蒜泥，遇上酱油与麻油，调制成一种简单却霸道的滋味。从滚沸的煲中夹起一块鸭肉，在这蘸料中翻滚一遭，送入口中，最先袭来的，是蒜泥凛冽的锋芒，它瞬间劈开了鸭肉紧实的纤维，随即，鸭肉饱含的汤汁与自身丰腴的弹性轰然迸发。这绝非药膳的温补路径，而是直截了当的、对味蕾最原始的取悦与征服。
配菜也变得更为豪放，鲜鸭肠的脆、鲜鸭胗的韧、鸭血冻的嫩，乃至最后投入的一包方便面，无不洋溢着北方市井的痛快与实在。三五个好友，围坐一炉，人均三十元便能尽兴，这已是融入德州粗犷而热情的血脉之后，所生长出的全新民俗。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如此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一道在故乡亳州被尊奉于药膳殿堂的“华祖焖鸭”，却在异乡德州，以“亳州鸭煲”的身份，在更广阔的民间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这并非“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遗憾，而恰恰是美食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承，并非固守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一成不变。它更像一条奔流的地下水脉，会在此地潜藏，在彼处喷涌。
亳州赋予它的是“魂”，那份对食材的虔诚、对火候的恪守、对美味的极致追求；而德州赋予它的是“形”，一种更贴近当地生活、更易于被接纳和热爱的形式。
那一锅在德州冬日里咕嘟作响的亳州鸭煲，蒸腾的热气中，既有华祖故里穿越千年的余韵，更有黄河两岸质朴热烈的生民之气。它不再仅仅是一道菜，而是一部用味觉书写的、关于迁徙、适应与新生的小小史诗。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