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亲兴家

忆亲兴家

作者：常富

回眸吾家过往，从寻根到兴家，每一段经历都是岁月留给后辈的精神财富。 ——题记

寻根问祖

1877-1878年，山西省遭遇特大自然灾害。我的二代曾祖常树林被迫“走西口”，最终辗转来到（原绥远省）内蒙古丰镇九龙湾公社察汗营村，在此以农耕为生扎根立足。

曾祖在察汗营村成家立业，生下了我三代祖父辈的子女，其中老大是常红旺，老二少时夭折，老三为常红亮，老四是常红明，还有两个女儿，分别是老大常春娥和老二常春梅。我的三代祖父常红亮与祖母郭海桃生活在丰镇九龙湾公社察汗营村。祖母郭海桃系察右前旗平地泉人。两人共育有12个子女，依次为老大常为成、老二常巨财、老三常小旦、老四常牡丹（女）、老五常二女（女）、老六常根子、老七常贵仁、老八常六旦、老九常贞义（女）、老十常七后生、老十一常状元、老十二常招娃（女）。这十二个子女除常二女、常巨财出嫁、搬迁至察右前旗外，其余兄弟姊妹仍居住、生活在丰镇。

长辈掠影

解放前，祖父母始终在察汗营村勤恳度日，不仅经营着100多亩土地，还养了几十只羊、两匹马和三头牛，靠着这份家业，维持着全家三四十口人的生活。

解放后，丰镇县政府积极落实中央多生子女优惠政策，专门为全县符合条件的家庭举办了隆重的表彰大会，还为我的祖母郭海桃佩戴了大红花，颁发了“革命老妈妈”奖状。与此同时，家里的供应关系从农供转为市供，每月每人能领到38元的生活津贴费，户籍也从察汗营村迁到了丰镇县毛店巷，后更名为治安巷。

回顾以往，乡间的教育条件有限，仅有冬春农闲时节开设的私塾。祖父常红亮经过考量，决定让老大常为成、老三常小旦、老四常牡丹留在家里务农，而将老二常巨财和老八常六旦送进私塾读书。那时候的私塾办学方式很简单，通常是由有求学需求的人家联合起来，共同聘请一名私塾先生教授自家子弟。常巨财和常六旦就读的私塾设在察汗营村和李家村交界处的一座土窑里，任教的先生为山西五台山人，据说是有名的文人。

（老家一角）

先父蒙修

我的父亲常巨财生于1905年农历十月初七。他生前常常跟我们说起当年入私塾的情景：一进书馆，首先要焚香敬表，然后郑重跪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接着还要向先生行跪拜礼，整个仪式既虔诚又威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私塾并没有开设数理化、政治、体育这些课程，也没有俄语、英语等外语科目，仅设置了修身、经学、国文等课业。教学内容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启蒙阶段主要教授《百家姓》《名贤集》《弟子规》等经典读物，后续教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和《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珠算课程。对年少懵懂的我父亲而言，初入寒窗的日子枯燥无味，求学过程并不轻松，但他还是坚持苦读了三年半。读书不仅打开了他观察世界与社会的视野，也让他在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

举家外迁

1922年，祖父为长子常为成与准儿媳操办了婚事，随后他们全家迁至丰镇县红沙坝阳坡村，靠租田耕种为生。1925年，为次子常巨财完成成家事宜。1945年，父亲举家搬迁到察右前旗旗杆梁村，以半耕方式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之所以搬迁到旗杆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老家人口日益增多，居住空间愈发局促，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二是我二姑，即常二女当时出嫁到旗杆梁村，成为赵七斤的妻子。二姑势单力薄，她希望我父亲落户当地，彼此有个照应。

初来乍到，父亲先是去当地潘家当长工，干些农活、盖房、砌墙之类的杂活儿。父亲本是砌墙的好手，还曾帮赵家砌过石头院墙。到秋天，潘家以粮食给他抵工钱。同时他还租赵家地，以此充实自家口粮。父亲曾说，长工不是好当的，其用人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吃，一顿饭吃五碗炒面方可录用，正所谓能吃才能干。那时候，父亲每天早上要为潘家挑十三担水，一趟来回四里地，十三趟下来就得走五十多里路，可见劳动强度之大。

1950年，我国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旗杆梁村也不例外，村民们按政策分土地、分牲畜、分农具。我们家分得了50亩土地、一头牛和半张犁，与隔壁邻居合用农具共同经营田产。当时，母亲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哥哥从春种、夏锄到秋收扛起了农活重担。一个姐姐则留在家中做饭、洗刷，撑起了全部家务。

（我的父母与其儿媳们合影）

慈严母爱

我的母亲孙板女，1903年5月1日生于丰镇九龙湾公社西边墙村，姥爷孙旺拔，二舅孙银考，祖籍山西忻州，家境贫寒。母亲的大哥、大姐、二姐皆早逝，家中唯有二舅与我的母亲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十八岁出聘，未曾读书，是旧时的小脚女子。成家后，母亲与大娘一同扛起全家三十口人的做饭重担，洗锅刷碗、喂猪打杂，常常忙得气喘不已。母亲常与大娘感叹：“我属狗，你属鸡，咱俩天生苦命，偏偏相守相伴。” 在那个贫困年代，忙是妇女们的日常。从晨光微亮到月色入户，手脚不停歇，日子虽苦，却也在彼此的扶持里，熬出了几分暖。

母亲对待儿女，爱深且教严。爱则普惠周全，严则循循调教。她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父亲平日所说的贤孝之道，母亲铭记于心，常常讲给我们听，并说“爱子则生，教子必严”。我七岁那年，因饥饿从小吃摊偷回两根麻花，刚入口就被母亲发现。她当即责罚我，教导我先做人再做事。母亲待人接物向来以身作则，于无声处影响着我们兄弟姊妹。

早年在大土城公社工作时，纵使离家遥远，我也每年腊月二十八九备齐年货返家，陪母亲守岁迎新，直至正月初三才返程。后来调任呼和乌素公社，离家近了，每逢国庆、春节假期，我都会带着儿子回到母亲身边共度佳节。算下来十八年光阴，岁岁除夕，我都伴在母亲左右过年。

勤俭持家

每逢佳节回家，总能看见母亲为我们纳的绣花鞋垫整齐地收藏在大红柜中，五颜六色、清秀雅致，鸳鸯、凤凰、平安款鞋垫，针脚细密工整，绣纹精巧，每一款都蕴含着吉祥如意。母亲为父亲和我们缝制的布鞋、棉鞋，结实耐穿又保暖舒适，每人两三双都收在另一个鞋柜里，多年来我们从未花钱买过一双鞋。母亲心灵手巧，对家人关怀备至，是勤俭持家的典范，这让我感念不已。

老家房前屋后各有一片菜园，从春种到秋收都是母亲一手打理。我大哥也不辞辛劳，从二里外的水井挑水浇灌。房前三分大的菜园，种着韭菜、油菜、水萝卜、小白菜，还有爬架的黄瓜、西红柿。春日铺肥浇水，初夏除草剪枝、牵藤上架，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各色蔬菜长势喜人。后院的菜园里，种着葫芦、南瓜、玉米和向日葵。母亲种葫芦很有巧思，掐苗授粉后，一株能结四五枚果。玉米、向日葵只需适时水肥，花期靠蜜蜂授粉，便能颗粒饱满，产量颇高。

两园果蔬，除了满足母亲、大哥自食，还可接济其余几个儿子家，有时还赠予邻里乡亲，深得大家称赞。母亲常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为了供养菜园，她常年挎着小篮早出晚归，沿街串巷捡拾农家肥，日积月累积攒的肥料堆满了门前的粪坑。每逢阴雨，粪坑蓄满雨水，粪便自然发酵，化作醇厚的农家肥，滋养着满园蔬果。这满园的绿色果蔬，养育了全家人的康健体魄。

（搬迁后的旗杆梁村）

立业兴家

即便有满园的果蔬滋养家人，日子仍需多份营生补贴家用，于是父亲便自学了钉鞋手艺。起初，他为家人缝补鞋。后来便挑着一副担子外出挣钱，为邻近村民服务。他常常沿街串巷，边走边喊“钉鞋来！ 钉鞋来！”在一个个村庄的小巷里坐下，为村民们做钉鞋、补鞋、上鞋的活计，凭借扎实的手艺赢得了三村五里村民的认可。正如老话所说“一技在手，受益无穷”，这门手艺既改善了家里境况，还让父亲交到朋友、还了人情。

为了把钉鞋手艺学好，1953年，父亲背着行李前往现今的察右前旗钠令沟村，拜白扎根为师学艺，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鞋匠。在三个月的学徒时光里，他不仅精进了钉鞋手艺，还熟练掌握了猪皮、牛皮的制作工艺流程，以及生炉打铁钉的技艺，这些技能为他后续从事钉鞋业夯实了根基，进一步拓宽了谋生领域，这正是他成年时期热爱生活、投入生活、拥抱生活并收获生活的真实写照。

学成钉鞋手艺，父亲外出时总要挑着两大箱工具奔波，常常一走就是好几天，偶尔半个月回一次家，换完货便再次出发。就这样十几年如一日，他的足迹遍布察右前旗乃至隆盛庄和凉城，靠着点滴积累，家里的经济收入渐渐多了起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先后为大哥、二哥操办了婚事；供三哥永奎在1958年完成初小毕业，又全力支持我于1965年从集宁师范毕业，让我成了本家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对于一个普通农家，特别是1960年国家严重困难时期，要同时供两个孩子成家立业，又供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在当时的村里没几户人家能做到，人人都羡慕。

人无完人。父亲年轻时曾沾染耍钱的恶习，欠下一身债务。后来在母亲等人的劝说下，他幡然醒悟，变卖家产还清欠款。此后他一心顾家，为我和三哥操办婚事，让我们都有了安稳的小家。这便是我饱含温暖与韧性的家庭往事，父母以担当与坚守，为我们撑起了充满大爱的人生。

（作者为退休干部，早年当过教师，后历任乡干部、机关干事、曾任青年艺术团团长。）

备注：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摄影。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