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城：乌梁素海畔的文化叩访
作者：刘嘉耘
不止一次的来到乌梁素海，可这次却是在这碧波荡漾的湖畔，寻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城，一座承载了隋唐记忆的古城。
一
此刻，站在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的陈二壕故城，面前是波光粼粼的乌梁素海，脚下是绵延不绝的乌拉特草原，耳边是猎猎的风声，这个曾经的隋代大同城。如今，只剩下几段倔强的夯土，在塞北的风沙中坚守着一千四百年前的记忆。
“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史载，隋代为防御突厥南侵，在此创建大同城，故历史上又称“大同川”。隋代大同城，到了唐代改为永济栅，安置天德军。《新唐书·地理志》：“丰州九原郡，（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军，大同川之西有天安军，皆天宝十二载置。天德军，乾元后徙屯永济栅，故大同城也。”“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修复旧城。”
显然，“大同”地名所宣示的正是中华文化中长盛不衰的天下大同思想。
1976年，内蒙古文物部门在乌梁素海东岸发现了一座唐墓，并出土了《唐太原郡王公逆修墓志铭并序》。墓主王逆修曾任天德军防御都虞侯，墓志记载，他逝后葬于天德军城南五里处。据此确定墓地北五里的土城子即隋代大同城原址。
古城的平面呈规整的方形，面积约三万多平方米，根据三普资料得知：城墙采用夯筑工艺建造，基宽达13米，南墙中部设有6米宽城门，作为主要交通通道；古城四角配置角台，增强军事防御功能。在遗址的考古中，发现具有典型隋唐时期特征的绳纹砖、布纹瓦以及青瓷片……城内布局虽因年代久远、风沙侵蚀而变得模糊，但通过考古勘探，仍能大致辨别出当年的街道走向和建筑基址的分布。这些不起眼的碎片和痕迹，如同历史的密码，默默诉说着古城昔日的繁华与喧嚣。
大同城完成塞外的历史使命南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在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元和郡县志·河东道》：“河东最为天下雄镇，河东节度理太原府。大同军，雁门郡北三百里，调露中突厥南侵，裴行俭开置，管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东南去理所八百余里。”又据《新唐书》记载：调露元年六月，“吏部侍郎裴行俭伐西突厥”，大同军迁置平城故地当于此时。其沿用原名显然是为了借重于塞北大同城的历史声望。
二
大同城，它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更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隋书·长孙晟传》：“（开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闾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诏发六总管，并取汉王节度，分道出塞讨之。”可见当时的大同城已经是北御突厥的重要军事重镇了。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杨广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北巡。《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杨广北巡，“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溯金河。”
他率领五十万大军、十万匹马，旌旗辎重绵延千里。而这座新建的大同城，很可能就是这次北巡的前沿指挥中心。其目的，既是耀武于刚刚臣服的突厥启民可汗，亦是实地勘察边防，巩固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史料记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甚至用缯帛缠树，向草原部落展示帝国的富庶与强大。当那些草原首领经过刻意营造的繁华街市，进入这座军城，看到威武的军容时，"悉跪伏，莫敢仰视"。这一刻，隋帝国达到了它辉煌的顶点。
可以想见，作为帝国北疆的锁钥之一，大同城必定为这次声势浩大的巡边，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与壮丽的背景。那一刻，城头旌旗招展，与乌梁素海的波光相映，映照出的是一个自信、开放、力图将四海纳入一统的盛世气象。
同时，隋朝沿黄河谷地开凿人工运河，推行屯田制，利用当地肥沃的土地和水利设施，鼓励士兵和移民春播秋收，引渠灌溉，产量颇丰。这些举措不仅保障了大同城及周边驻军的粮草供应，支持了军队的后勤补给，减轻内地转运压力，也实现了"以战养战"，为长期戍守提供了条件。更促进了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人口聚集，为边疆稳定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帝国的崩塌往往始于内部。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这片土地也曾陷入血与火的洗礼。而它再次于史册中放射出夺目光芒，是在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一代名将李靖，正是在这片广袤的战场上，演绎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教科书般的奇袭。他率领骁勇的唐军铁骑，趁着漫天风雪，夜袭阴山，一举荡平了东突厥汗国的牙帐，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这场决定性的胜利，彻底洗刷了自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所承受的“北患”难题。
可以推断，大同城作为前线基地，见证了唐军出征前的秣马厉兵，也欢呼了凯旋时的献俘阅兵。那一刻，从大同城到长安，整个帝国都沉浸在“天可汗”威加海内的狂喜之中。唐太宗李世民，以一种混一天下的崭新气度，接受了西北诸蕃君长的共同尊号。自此，大同城的意义，从一个军事防御的前哨，升华为了大唐帝国包容四海的象征，一个多民族王朝展示其恢弘气魄的北方舞台。
安史之乱时，这里又成了牵动全局的战略要冲。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在此地与叛军反复拉锯，大同城的归属，几度影响战局的走向。它的坚守或易手，关联着帝国的命脉。这座城，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用自己的砖石与存亡，度量着隋唐两代的国运兴衰，承载着英雄的梦想与悲欢。
三
隋朝如流星般短暂，但其光芒，却照亮了其后近三百年的大唐天空。
隋朝确立的这种以军镇控驭边疆的模式，被唐朝以其更强大的国力为后盾继承发扬光大。从太宗平定东突厥，到高宗经营西域，再到玄宗设立节度使，灵州、朔方、河东等节度使的设立，一系列边城的修筑，无不是隋代政策的升级与扩大。
炀帝在大同城的“盛会”，其核心精神是“慑服”，是以绝对实力谋求决定性胜利。唐朝的统治者深刻领会了这一点。太宗李世民倾力击灭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正是在隋朝确立的方向上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此战之后，“四夷君长”尊奉太宗为“天可汗”。这一称号的精神源头，或许正可追溯至乌梁素海畔那座军城里，隋天子接受跪拜的瞬间。
更深刻的是民族的融合。北朝以来，胡汉杂糅已成常态。隋唐皇室本身就有鲜卑血统。他们不强调华夷之辨，而是“胡越一家”。突厥人可以做将军，高丽人可以做文官，粟特人可以经商。长安是世界的首都。
隋唐，这两个常被并称的王朝，气质实则迥异。隋，像一位锐意进取、急于求成的工程师，其行事带着不容置疑的刚猛；唐，则像一位在巨人肩上成长起来的贵族，从容、自信而开放。隋是骨架，唐是血肉；隋是理性的规划，唐是诗意的绽放。没有隋的开拓与奠基，便难有唐的鼎盛与辉煌。这乌梁素海畔的废墟，所承载的，正是那常被盛唐光芒所掩盖的、属于大隋的沉郁而坚毅的风骨。
四
隋唐风骨的真正精髓，在于它们创造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这些制度如同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国此后千年的历史道路。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废除九品中正制，定制科举制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这是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从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梦想，无数寒门士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它将选拔人才的权力收归中央，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凝聚力，也塑造了中国文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尽管后世的科举有其僵化的一面，但在它创立之初，其所蕴含的公平原则与开放性，无疑是世界制度文明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
与之配套的，是均田制、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构成的经济-军事体系。均田制使农民与土地结合，保证了社会生产的基本稳定与国家税基；租庸调制则使赋役征收清晰化、定额化；府兵制寓兵于农，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这一套组合，在王朝前期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财源与兵源，成为“开皇之治”与“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
而三省六部制，则构建了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分工与制衡，使得决策、审核与执行既相互协调又彼此制约，形成了一套高度理性化、专业化的官僚运行机制。这套机制的成熟与稳定，使得帝国即便在君主能力平庸之时，也能依靠制度的力量维持正常的运转。
这些制度，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隋唐时期强盛的国力、开放的文化与自信的心态。这风骨，是深入到文明骨髓里的理性设计与秩序精神。
五
走在废墟间，我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仅存三十八年的王朝，能够为后世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
隋代大同城已遁入荒野，可是一切的边城烽火，一切的制度创设，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一个磅礴的主题——大一统。
自东汉瓦解，天下陷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与动荡。五胡乱华，南北对峙，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战争与离乱成为常态。在这漫长的黑暗中，“统一”成为了所有有识之士最深切的渴望，最崇高的理想。隋文帝杨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顺应了这一浩荡的时代潮流，完成了统一南北的伟业。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征服，更是文化上的回归与整合。
隋唐的统治者，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将这种统一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追求的，不再仅仅是版图上的“合”，更是精神上的“同”。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这种“华夷一家”的观念，是对传统“夷夏之防”的超越。于是，我们看到了长安城里，万邦来朝的盛况；看到了朝廷中，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异族将领为大唐开疆拓土；看到了敦煌壁画上，各种文化元素和谐共处的瑰丽景象。
自秦汉而隋唐，统一由疆域、行政、文化的统一，更多的形成了文明的统一、精神的统一。它们通过大运河连接南北，通过丝绸之路沟通东西，通过科举制度凝聚人心，通过开放胸怀融合各族。
而且，隋唐的大一统，是一种有机的、立体的、充满生命力的统一。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保障，以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为纽带，以高效统一的行政制度为框架，以繁荣发达的经济交通为血脉，以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为灵魂。它使得“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或族群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吸纳、不断融合、不断扩大的文明共同体。
大同城，这座乌梁素海畔的边城，它的存在与兴衰，正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缩影。它的名字“大同”，仿佛一个跨越千年的预言与期许。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文明永远不会消失。它可能改变形态，可能经历低谷，但总会找到新的方式延续。就像这大同城，虽然城墙倒塌了，但它所代表的开拓精神、制度智慧和包容胸怀，却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血脉，至今仍在滋养着这个古老的文明。
风从湖面吹来，带着千年不变的凉意。但在那凉意之中，我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传承——那是隋唐的风骨，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