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受降城外的叹息

刘嘉耘2026-01-10 07:35:10

受降城外的叹息

 

作者:刘嘉耘

 

 

这几日与友人闲谈,总绕不开阴山,绕不开受降城,绕不开那个在史册里若隐若现的安北都护府。心头也沉甸甸的,于是,一个念头便活跃起来——该去寻一寻那座城,那座曾在大唐北疆威名赫赫,却又在历史烟云中倏忽急逝的受降城。

说走便走。与好友驱车,过包头,一路向西,赶赴乌拉特前旗的先锋镇。车行在广袤的河套平原上,窗外是望不尽的天高地阔。终于,在那名为“三顶账房”的古城遗址附近,我们停了下来。据说,这里便是大唐中受降城的所在了。

风,毫无遮拦地吹过,带着塞外特有的干燥与苍凉。我站立不动,试图在这风中,分辨出一丝一千三百年前的气息。

历史地理学家们曾为这三座受降城的具体方位争论不休。然而,据《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的记载,与现代考古的发现,指向一个愈来愈清晰的结论:东受降城,该在今日的托克托县境内;西受降城,在巴彦淖尔市的杭锦后旗;而我此刻所立的这片苍茫——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正是当年中受降城的城址所在。“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更名五原,开元十年(722年)于此城置安北大都护府,后又移徙。”

史载,神龙三年,朔方军大总管张仁愿,面对突厥默啜可汗来去如风的铁骑,掷地有声地献上了一道奏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他意以攻代守,将帝国的防线,如利剑般的强势向北推进数百里,直插漠南腹地。

史料记载,他役使兵士,“六旬而三城俱就”。六十个日夜,三座雄城拔地而起,这是何等的效率,又是何等的决心!

这绝非三座孤立的堡垒。特别是中受降城,雄踞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东端,北枕着连绵的阴山,南临着滔滔的黄河,这里是游牧的骑兵南下牧马的必经之路,也是农耕的王朝北进开拓的前哨基地。它东接范阳,西连灵武,控扼南北,连通东西,堪称大唐北疆名副其实的锁钥。城门一闭,便锁住了整个河套的安宁。

城池的建立,果然带来了期盼已久的太平。这三座受降城,以及它们之间如星辰般密布的一千八百所烽候,从此使得“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史书用冷静的笔调记载了一个温暖的结果:当年那烽火频传的边境,竟因此“减镇兵数万人”。这,便是一座城池所能带来的,最实在、最珍贵的安宁了。

历史的戏剧性就在于此。它既是武力威慑的象征,又是怀柔远人的舞台。唐朝的智慧,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凭借坚城利兵,压制着突厥的气焰;另一方面,又通过册封、和亲、互市这些柔软的手段,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既对抗又融合的复杂关系,恰是中华文明处理民族关系的古老智慧与典型模式。

每当突厥的使者来到受降城,唐朝的守将会以隆重的礼节相待,设下盛宴,并慷慨地赠予丝绸、茶叶等中原的物产。这看似寻常的外交礼仪,实则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政治智慧——它是在用物质与文化的涓涓细流,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他们一步步走向,并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广阔圈层。

 

 

名为“受降”,实为“纳降”与“融降”。这座城,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座军事的防御工程,它更是一座民族融合的宏大熔炉。

在这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带着各自的气息与色彩,轰然相遇,而后,又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地、不可逆转地交融,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格局,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

受降城,从来不是寂静的边塞堡垒。在唐代,这里是北方最活跃、最富生机的军政中心之一。贞观年间,大唐王朝曾在此地安置内附的回纥部落。开元年间,又在此接受突厥降户的归附;每一次民族的归附,都是一次次深刻的文化交融与碰撞。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信仰,在这里搅拌、发酵,最终酿出一坛醇厚而多元的文明之酒。

最令我神往的,是唐代那位著名宰相、首任朔方郡节度使张说在此地的经历。《新唐书》记载:置朔方节度使“领定远、丰安军,东、中、西三受降城。”正是这段宝贵的经历,塑造了他后来开放而包容的胸襟,使他能在庙堂之上,推行那影响深远的民族政策。

这里,还是那条声名显赫的“参天可汗道”(中段)上的重要驿站。这条伟大的通道,如同一条动脉,将长安与漠北紧密的连接起来。使者、商人、僧侣、移民,各色人等,络绎不绝。胡商带着皮毛、良马而来,满载着丝绸、瓷器而归;佛教的僧侣由此北上传法,步履坚定;突厥的贵族由此南下朝贡,心怀敬畏。各种语言在此交汇,各种风俗在此碰撞、融合。

受降城,是这条文化运河上的一个重要闸口,调节着也促进着文明的流动。

受降城最辉煌的时刻,当属开元、天宝年间。那时的唐帝国,如日中天,气象万千。这座边城,也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流光溢彩的重要枢纽。史载,“中受降城,管兵六千人,马二千匹。”这戍边的将士,驰骋的骏马,守护的不仅是大唐的北大门,更是这一条商旅往来、文明交汇的北道。

 

 

然而,受降城的命运,终究是与国运紧密相连的。

真正的劫难,始于天宝十四载那场席卷一切的“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而来,不仅惊破了长安的霓裳羽衣曲,也彻底震碎了受降城的安宁梦。

史载,至德二年,叛将阿史那从礼诱使蕃兵数万,攻打中受降城,结果在呼延谷被郭子仪击败。令人感慨的是,原本用来戍卫北疆的精兵强将,如威名赫赫的朔方军,也被紧急内调,投入平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的这首《夜上受降城闻笛》道尽了边城的无奈与沧桑。

安史之乱最终虽被平定,但大唐的北疆战略格局,已被彻底颠覆,中央的权威一落千丈。而回纥,则凭借平叛之功,势力坐大,实际上控制了漠南的广大地区。他们“以马市缯”,往往强索高价,使得平叛后财力枯竭的唐廷,苦不堪言,却又不得不仰人鼻息。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随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整体衰落,整个河套地区的统治体系也逐渐瓦解,变得支离破碎。曾经让诗人吟咏“受降城外月如霜”的壮美边塞,最终只落得词人笔下“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凄凉景象。受降城的兴衰,恰如一面最清晰的镜子,映照出大唐北疆经营的整个历程。

中受降城,在这样一个新的、不平等的秩序下,其角色也发生了微妙而可悲的转变。它从帝国的防御前沿、开拓先锋,成为了与回纥交涉、贸易(或者说,是被迫进行不平等交易)的一个前沿据点。其象征意义,已从帝国昂扬的锋芒,蜕变为国力衰微的无奈见证了。

岁月,是最无情的雕刻师。随着大唐的光芒渐次黯淡,最终熄灭,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势力相继崛起,草原上的权力再次更迭,这条经由阴山的交通线与受降城的战略地位,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黄河的水依旧年复一年地流淌,但这座曾经骄傲的城垣,在风沙的磨蚀、雨雪的冲刷下,最终匍匐在大地之上,重新化为泥土,与它所守护的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元、明、清三代,此地虽仍有行政建置,但“受降城”这个充满力量与故事的名字,已渐渐从现实的地图上淡去,退入了尘封的历史卷册,成为一个需要被反复考证、被默默追忆的古老符号。

 

 

我依旧站立在这片废墟之上。脚下的农田与草地,在夕阳的余晖里,泛着绿油油的光芒。我的叹息,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最深处涌上来。这叹息,不仅是为了脚下这座城池的湮没,更是为了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重演、几乎成为一种规律的文明悲剧。

安禄山、史思明,这些掀起了钉在耻辱柱上的叛将,他们何尝不是深受唐恩?玄宗皇帝对安禄山,简直是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赐予他三镇节度使的赫赫权柄,掌握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更在长安为他修建极尽奢华的府邸,甚至允许他自由出入宫禁。然而,个人的野心与欲望,最终战胜了家国的大义,吞噬了所有的恩遇与忠诚,从而开启了那场长达八年、将整个帝国拖入深渊的战乱。

或许,我们可以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汉朝有中行说,他身为宦官,奉命护送公主至匈奴和亲,却因一己私怨,转而投靠了单于。他将汉朝的虚实底细尽数告知,并竭力教唆匈奴侵扰汉边,“以汉所赐缯絮裂之,以代旃裘之弊”,极尽侮辱之能事,其行径,真可谓“汉奸”之鼻祖了。及至近现代,那些持着“曲线救国”幌子的汪精卫之流,发布艳电,投靠日寇,将民族大义全然抛诸脑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

从古至今,从庙堂到江湖,为什么总有这么多的汉奸,间谍之流.....这些人物,或有难以排解的个人恩怨,或有膨胀到极点的功名野心,或有单纯的贪生怕死,或有无法填满的利欲熏心。但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抛弃了生养他们的文化母体,背叛了他们曾经宣誓效忠的政治实体。这种背叛,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止是军事上的暂时失败、领土的一时沦丧,更可怕的,是它造成了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信任危机与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它让“忠诚”变得可疑,让“道义”显得苍白,动摇了一个文明赖以立足的根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在黑暗中毅然坚守气节的灵魂。苏武牧羊于北海苦寒之地,十九载岁月,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那节杖上的旄尾都脱落尽了,可他心中的那根“节杖”,却从未弯折;颜杲卿面对安禄山的屠刀,骂声不绝,舌被钩断,仍怒目而视,那目光中燃烧的忠诚与正气,足以令叛贼胆寒;杨靖宇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他们是文明的脊梁,在至暗的时刻,用自己的骨血,高高擎起精神的火把。

然而,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些战乱对文明成果本身那毁灭性的摧残。安史之乱中,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千里萧条,人烟断绝”。

安史之乱后,那些需要数代匠人精心雕琢的石窟,那些凝聚着无数人心血与智慧的宏伟建筑,那些传承着文明薪火的珍贵典籍,都在战火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这,仅仅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我们可以想见,在历代层出不穷的战乱和动荡中,有多少这样的城池、宫殿、寺观、园林,连同其中珍藏的典籍、文物、艺术品,被付之一炬,或被野蛮地摧毁?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诗句里,浸透的不仅是对家国沦丧的哀恸,更是对文明被野蛮无情践踏的无尽悲悯。那些叛乱的将领、那些引狼入室的降臣,他们在追求个人权欲的疯狂过程中,何曾怜惜过这些凝聚着先人心血与智慧的文明结晶?

 

 

风,更紧了,带着哨音,掠过空旷的原野。我的叹息,也仿佛被这风吹得悠长而苍凉。

我在想,真正的强大,它既需要坚实的经济作为基石,也需要锋利的军事作为盾牌,更是一种综合的、立体的、深植于文化根脉的强大,是一种坚韧的文化凝聚力与一种崇高的精神向心力。

这凝聚力与向心力,来自于我们文明深处那些最珍贵的东西。

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是“仁、义、礼、智、信”的准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操守,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我们要让苏武、颜杲卿们所代表的精神丰碑,不仅矗立在泛黄的书本里,更要深深地矗立在每个国人的心中,成为我们血脉的一部分,成为我们面对任何诱惑与威胁时,永不弯曲的脊梁。

受降城已经消失了,但它所见证过的兴衰、荣辱、忠奸,都已沉淀为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记忆,成为我们前行的底气与智慧。我们从废墟上走过,就是为了在每一个人的精神版图上,筑起一座永不陷落的城。这座城,以史为基,以义为砖,以仁为浆,以节为旗。

受降城外的叹息,终究会化作民族融合的深沉欢歌,化作文明薪火相传的不灭基因。只要我们对历史的敬畏始终不渝,那么,受降城下的这声沉重叹息,将化作我们民族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推动着这个古老而屡经磨难的民族,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我们,最深切、也最珍贵的启示了。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