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
作者：杨少校
2025年10月底，单位组织退休人员到长乐古镇秋游活动，漫山遍野的红叶层林尽染。单位有近50名退休人员参加活动，其中有96岁、89岁、88岁最年长的同事，三位宝贝手挽着手，雄纠纠气昂昂走在队伍的前面，她们说说笑笑跟在导游后面，听古镇瑰宝长乐抬阁故事。如果把地域比作一个人，风景是她的容颜，经济是她的骨肉，文化是她的气血。长乐古镇故事会享誉于世，承传与强旺了湘楚文化气血中重要的一脉。退休人员都陶醉在长乐文化的故事中。60多岁的陈女士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漫无目的看着景点发呆。我走过去拉着她的手说：退休了单位不组织活动难得聚会，我们一起去拍张照吧，留个纪念。
我知道她前几个月失去了外孙女，心里藏着一种痛。眼角的皱纹里满是化不开的疲惫。 她带着沙哑的声音对我说：“杨姐”，“我这几个月，整夜整夜睡不着。一闭眼，就听见外孙女喊奶奶，脆生生的，跟在耳边一样。”
陈女士今年65岁，当姥姥已经8年，外孙女丫丫是她一手带大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每天清晨五点半，厨房里准能有她忙碌的身影 —— 丫丫爱吃她做的馄饨、肉包子、春卷、豆浆等。她把豆浆得磨得细腻无渣，春卷煎得香喷喷的。傍晚放学，校门口总能看见她踮脚张望的身影，手里攥着纸巾和遮阳伞，等丫丫蹦蹦跳跳跑过来，顺手接过沉甸甸的书包，牵着她的小手回家或送去培训班学跳舞。“那孩子爱美，穿舞裙像个小蝴蝶，” 陈女士的声音细了下来，眼里闪过一丝光亮。说“丫丫每次跳完舞，都要窜到她的怀里撒娇，说“奶奶的怀抱很暖和。”
今年五月的一个清晨，6点多钟，丫丫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往楼道口跑出去，嘴里还哼着新学的儿歌。陈女士在阳台上看着她的小身影，正准备转身收拾碗筷，突然听见楼下传来刺耳的刹车声和人群的惊呼。她心脏一紧，疯了似的冲下楼，只见丫丫倒在车轮下的血泊里。救护车呼啸而来，可在医院抢救了几个小时，医生还是摇了摇头。“白头发送黑头发”。 陈女士捶着胸口，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那种痛，像心被生生剜走了一块肉，怎么捂都捂不住。”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回衡阳老家，隔壁村的一位邻居，星期天母亲带着一位十几岁的儿子，在去亲戚家吃喜酒的路上，走在马路边被一辆大货车撞了。抢救了三天三夜，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五十多岁的父亲， 在孩子下葬后，在孩子坟头坐了半个月，从黄昏坐到深夜，头几天甚至坐到天亮，嘴里一遍遍喊着孩子的名字回来吧。
我站在原地，喉咙发紧，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安慰话。生死离别这四个字，说起来轻飘飘，可真落到自己身上，才知道那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就像陈女士说的，人没遇到过的事，永远不知道有多痛；等真遇上了，才明白有些伤口，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只会在每个深夜，随着回忆隐隐作痛。
今年五月，我去明阳山殡仪馆参加同事父亲的葬礼。老先生是位老海军，在部队服役几十年，离休后安享晚年，活了一百零二岁。前来吊唁的人都敬佩他高寿安康，言谈间满是祝福。可当我们一行人穿过殡仪馆的弧型长廊，经过一个个追思缅怀厅时，先前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
第一个厅的外面，立着的遗像上是个穿校服的阳光少年，眉眼弯弯，笑容灿烂得晃眼。他的母亲坐在遗像旁，已经哭晕过去，被人扶着才能勉强坐稳。父亲则木然地望着遗像，双手紧紧攥着拳头，眼泪无声地顺着脸颊滑落，满脸泪痕。等待着亲人前来告别，见最后一面。隔壁厅前，遗像是位柔情似水的女青年，28岁听说刚结婚不久，却因一场意外离世，她的丈夫抱着遗像，肩膀剧烈地颤抖，嘴里反复念叨着 “你怎么不等我”。还有的厅前，遗像是中年汉子、花甲老者，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都是亲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喊。
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有位老太太，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扑到灵前，抚摸着儿子的遗像，哭声嘶哑：“我的儿啊，你怎么就走在娘前头了？” 她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身边的亲友拉都拉不住，那绝望的神情，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我走在人群中，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原来在生死面前，所有的坚强都不堪一击，所有的语言都苍白无力。民政部公布的数据说，死亡人口平均年龄是六十三岁，可那些过早凋零的生命，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终究成了亲人心头永远的痛。
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此刻突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1978 年，我在乡政府工作，正值征兵季，我被派到村里住队，负责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友谊生产队里有位五十多岁的母亲，三十多岁就守了寡，独自一人拉扯着儿子增亮长大。孩子增亮刚满十八岁，初中毕业，长得帅气阳光，一双眼睛明亮有神，浑身透着年轻人的活力。
住队的日子里，我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一起下地除草、插秧、挑肥料。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一天做三气工。早上2小时，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家。增亮是队里最能干的小伙子，农活样样精通，尤其是插秧，又快又好。莳田时青年劳动力会自觉进行插秧比赛，他总是第一个上岸，甩着手上的泥水，笑着对我说：“大姐姐，我最快，值得表扬吧？”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浑身充满了干劲，见他如此积极，便笑着竖起大拇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继续努力！” 他听了，笑得更开心了，露出一口白牙。
增亮是个苦孩子，5岁就没了父亲，凡事都格外懂事。他知道母亲拉扯他不容易，总是抢着干重活，农闲时还会去山上砍柴、上街卖自留地种的疏菜或自家的鸡蛋，换些零钱补贴家用。队里人都喜欢他，夸他孝顺、能干。作为住队干部，我看着这样的年轻人，心里满是欣慰，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只要努力往前冲，就能创造更好的生活。
八月，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我找到增亮的母亲，动员她让儿子参军。起初，她有些犹豫，毕竟这是她唯一的儿子，舍不得他离开身边。我耐心地给她讲参军的好处，讲保家卫国的意义，告诉她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增亮也跃跃欲试，他说想去外面看世界，想为国家出点力。最终，母亲点头同意，眼里含着不舍的泪水。
十月国庆节后，增亮要入伍了。那天清晨，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载着他和母亲，我骑着乡政府配的那辆 28 型永久牌旧自行车，跟在后面。那辆车时常掉链子，一路上我停了好几次，弯腰上好链条。十几里的泥沙路，一路颠簸，可增亮却一脸兴奋，与母亲坐在拖拉机上，不停地向路边的乡亲们挥手。
到了乡政府，市武装部的干部已经在等候。乡里二十多个入伍新兵换上了新军装，增亮个子不高，人又瘦，军装穿在他身上显得大了一码，可当他背上军用背包，挂上水壶，乡政府领导给他戴上大红花时，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挺拔、昂扬，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家里的门楣上，贴上了 “光荣军属” 的红纸条，堂屋进门的墙壁上，挂着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的红匾，在厅堂里格外耀眼。
当军用大卡车缓缓驶离乡政府大门时，我们和新兵的亲属们站在路边挥手告别。增亮探出头，冲着我用力挥了挥手，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干净、纯粹，像山间的清泉，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我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离别，等他服役期满，就会回来，继续过他的好日子。
1979 年春节前夕，我还代表乡政府干部与村干部们、一道给他家送慰问军属物资米和油。他母亲接过物资笑眯了眼。春节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新闻里报道有不少战士牺牲。可谁也没想到，5月份市武装部的干部带着一张光荣烈士的奖状和增亮的遗物，来到了村里。我和乡政府领导、村干部一同上门慰问，增亮的母亲接过奖状和遗物，看了一眼，便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她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才慢慢缓过神来，可整个人像是变了一个人，眼神空洞，沉默寡言。
第二年春节期间，我们去慰问烈属，给她送去了米、油和一点慰问金。推开门，院子里冷冷清清，灶膛里没有一点烟火气，房屋后院长满了杂草。增亮的母亲坐在屋檐下，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原本乌黑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像染了一层霜。她看到我们，只是木然地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们陪着她坐了一会儿，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80 年代初，我调离了乡政府，在外地工作，便很少再听到增亮母亲的消息。直到几年后，我回娘家从老乡口中得知，增亮母亲她没有活过六十岁，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我不难想象，这些年她是怎么过的 —— 唯一的儿子牺牲了，所有的希望和寄托都没了，日子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没有光亮，只剩下无尽的思念和痛苦，一点点吞噬着她的生命。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也像被扎了一下，从此多了一块补丁。那个曾经在田埂上笑着喊我 “姐姐” 的阳光少年，那个在卡车里挥手告别的年轻战士，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十八岁，定格在了保家卫国的战场上。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无数像增亮这样的年轻人，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对国家、对社会、对每个老百姓来说，和平都是最珍贵的礼物。
如今，我已到了古稀之年，在农科院的研究所从事管理工作三十余年，见证了太多的生老病死。在职时，我每年都要参加全院病故职工的葬礼，为不少同事撰写悼词。那些鲜活的生命，有的正值壮年，有的刚退休不久，有的还没来得及享受天伦之乐，就突然消逝了。每次参加葬礼，我的心灵都会受到一次洗礼。看着他们的亲人痛哭流涕，我会同情，会陪着落泪，但心里并不会有太多的痛，毕竟，那是别人家的事，终究要靠他们自己慢慢化解。
可当我的父母、婆婆相继离世后，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撕心裂肺的痛。那种痛，是深入骨髓的，是无论过多久都无法释怀的。
我的父亲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为了这个家操劳一生。他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表达着对我们的爱。小时候，农村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自己却省吃俭用。我记得有一次，他上街卖菜，会从城里带2个包子或馒头、饼干、糖果等给我和弟弟，自己却舍不得吃。记得八九岁时，我想要一双新布鞋，母亲连忙赶制，买布料，糊布帮，纳鞋底。手指被针扎破了好几个口子，鲜血染红了布料，却毫不在意。做了半个多月，就把一双崭新的布鞋递到了我手里。温暖了我很多年。
后来我参加工作，每次回家，父亲都会上街买条鱼、或割半斤肉、豆腐之类的食材为我改善生活。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那是我心中最温暖的依靠。
母亲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她常常在我耳边说起抗战时期的往事，尤其是在她八十岁生日那天，儿孙满堂在欢声笑语中，她却一个人坐在卧室流泪。我问她为什么哭红了眼眶？她说想起了她三个死去的子女。如果健在，生日会更热闹。
那是1945年，日本鬼子打到衡阳。国民党方先觉部队在衡阳抗战四十多天，日军的铁蹄踏遍了家乡的土地，也夺走了我们家六位亲人的生命。
母亲曾回忆说，外公当年被日军拉去当挑夫，从此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来。十五岁的叔叔，为了抗日，毅然当了壮丁，加入国民党抗日部队，此后也断了联系。奶奶那年五十三岁，染上了日军投放的细菌引起的疟疾，也就是俗称的 “打摆子”，当时缺医少药，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痛苦地离世。我的三个哥哥姐姐，也都没能逃过这场劫难，大的六岁多，小的才一岁多，都因为染上疟疾，没能活下来。母亲说：“那时候，天天都有人死，到处都是哭声，” 母亲的声音颤抖着，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我亲眼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开，却无能为力。” 这场伤痛，困扰了母亲一辈子，直到她离世，都没能真正释怀。
婆婆的一生，同样充满了遗憾和自责。她三十五岁就守了寡，公公在 1960 年那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没饭吃，患水肿病饿死了。婆婆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1964 年，她要去出集体工，就让没读书的六岁幺妹去浇自留地里的红薯苗。幺妹听话懂事，提着一个木桶，拿着一个水瓢，小心翼翼地去地里浇水。可谁也没想到，她不小心脚下一滑，跌倒在水塘里，再也没有上来。
从那以后，自责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了婆婆的心头。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水塘边，望着水面发呆，嘴里一遍遍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不该叫幺妹去浇水，幺妹就不会出事。” 六十多岁的她，只要一提起这件事，就会忍不住流泪，那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悔恨和痛苦。我看着她伤心的样子，也跟着共情落泪，心里五味杂陈。
父母和婆婆离世后，我常常在深夜想起他们。想起父亲在村口等候的背影，想起母亲讲述往事时的泪水，想起婆婆自责时的神情。那些曾经的温暖和陪伴，那些未说出口的感谢和思念，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痛。我才明白，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那种血脉相连的情感，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失去了他们，就像失去了根，心里空落落的，再也找不到归属感。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场旅程，沿途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伤痛。有的痛，是突如其来的离别；有的痛，是刻骨铭心的遗憾；有的痛，是无法弥补的自责。这些痛，就像一块块补丁，缝在我们的心上，虽然不美观，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经历。
红尘中，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过不去的坎。有的人把痛藏在心底，装作坚强；有的人把痛挂在脸上，肆意宣泄。可谁又知道，那些坚强的背后，藏着多少脆弱；那些笑容的背后，流着多少泪水。我们都在生活的泥沼中艰难跋涉，载负着伤痛前行，有时会迷茫，有时会绝望，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笑对人生，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可除了笑对，我们又能怎样呢？生活不会因为我们的痛苦而停下脚步，时间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思念而倒流。那些逝去的亲人，那些经历的伤痛，都已成为过往。我们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份痛，珍惜当下，好好生活，因为我们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我们爱着的人和爱着我们的人。
痛，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懂得了珍惜，懂得了感恩，懂得了生命的脆弱和可贵。它像一把双刃剑，一面让我们痛苦不堪，一面又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或许，这就是人生的真谛 —— 在痛中成长，在痛中感悟，在痛中学会好好活着。
而那些深埋心底的痛，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终究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提醒着我们，曾经爱过，曾经哭过，曾经真实地活过。就像陈女士心中的丫丫；我心中的增亮；母亲心中的亲人，婆婆心中的幺妹，他们虽然离开了，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也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坚定的力量。
2025年11月23日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