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与恩师
作者：文清
我的故乡在鄂东南白浪山下，交通闭塞，极其贫困，但村里陈老先生的那一木箱书——却是我窥探世界的唯一窗口。
老先生是解放前的老秀才，一辈子守着一方老屋。那木箱里的书皮大多泛黄起皱，边角被岁月啃得参差不齐，内容却很杂，既有《诗经》《楚辞》这类线装的古典诗词，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章回小说，还有几本卷了边的旧课本。老先生不爱扎堆闲聊，每日午后，总爱扛着锄头往屋后的山坳走，肩上搭着洗得发白的旧毛巾，手里却攥着一本薄薄的诗集。到了山坳的田埂上，他便放下锄头，找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把毛巾铺在腿上，摊开书慢慢读。有时他会牵着家里那头老黄牛，牛儿在旁边啃着青草，尾巴慢悠悠地甩着赶苍蝇，他就左手执卷，右手轻轻牵着牛绳，嘴里低声吟诵着诗句。风从白浪山的林子里钻出来，撩起他花白的头发，吹动蓝布衫的衣角，朗朗的诵读声便随着风飘远。这个画面，像一颗种子，悄无声息地落进我心里，后来我写过一首叫《田埂上的读诗人》的诗，写的就是他。
大约是小学四年级那年，我迷上了古诗。课本里的几首唐诗宋词，翻来覆去地背，背到滚瓜烂熟后，就开始学着模仿。那时候的作文，不管是写插秧的辛苦，还是写夏夜的星空，总喜欢在开头或结尾硬凑几句四言八句，平仄对仗一窍不通，只图个押韵上口。现在翻出那些泛黄的作文本，看着那些幼稚的句子，总忍不住发笑，活脱脱就是狗尾续貂。到了初中，又一头扎进了词的世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还有纳兰容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些词句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把抄来的词句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上，上课偷偷看，下课背，连走路都在琢磨词牌的格律，对这些词坛大家的痴迷，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真正叩开现代诗大门的契机，是九十年代末。那时我背着一摞手写的诗稿，揣着父母从亲戚那儿凑来的路费，第一次走出白浪山。山外的世界喧嚣又陌生，我像一株被风刮到荒原的野草，局促又茫然，兜里的诗稿被攥得皱巴巴的，那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也是在那段颠沛的日子里，我循着《星星》诗刊的地址，摸到了红星大街85号省作家协会，遇见了王志杰老师——这位一生被悲苦缠绕，却始终以诗歌为灯的诗人。
初见王志杰老师时，他刚从命运的泥沼里挣扎出来没几年。1935年生于自贡富顺县的他，曾是蜀光中学的少年英才，15岁就当上校学生会主席、自贡市学联主席，风华正茂的年纪，被选调进共青团自贡市委，又辗转到《新自贡报》做文艺编辑。上世纪50年代的盐都自贡，天车高耸，釜溪奔流，他笔下的焊花与灯火，曾是那个蓬勃时代的生动注脚。可谁也没想到，1957年，一首《给沉浸在会议室里的人们》，竟成了他半生劫难的开端。那首直指时弊的诗，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通报全市，22岁的他被划为“极右”，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
1980年的巴蜀大地，春意刚刚漫过寒冬的冻土，王志杰老师才结束在“415”信箱劳教营、永川新胜劳改茶场的苦难岁月，平反后安置在《群众艺术》编辑部。我见到他时，他住在一间逼仄的老屋里，墙皮剥落，屋里只有一张旧木桌，桌上堆着厚厚的诗稿和翻得起毛的诗集，墙角立着一个半旧的木柜——那是他全部的家当。他身形瘦削，脸色带着久病的苍白，唯有一双眼睛格外亮，像藏着两簇在寒夜里不肯熄灭的火苗。
听说我是从鄂东南深山里来的，揣着一沓写满乡土与苦难的诗稿，他没半点架子，忙不迭地给我倒了杯热茶，接过诗稿就坐在灯下读了起来。灯光昏黄，把他的影子拉得贴在墙上，我坐在一旁，手心攥得全是汗。他读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用笔在稿纸上圈点，偶尔抬头问我一句：“这句写的是你家乡的红薯地吧？”“你说的那条山路，是不是下雨天会打滑，走一步陷半脚？”……他的话精准地戳中我藏在文字里的心事，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后来，我常往他家里跑，有时赶上饭点，他就煮一碗糙米饭，配一碟咸菜，我们边吃边聊。三杯淡酒下肚，他偶尔会放下筷子，望着窗外的白杨树叹气。他说，当年那首诗惹下祸端时，他以为只是一场风波，没想到会是半辈子的流离。劳教队的日子里，诗歌和理想被踩进泥里，他像一只蚯蚓，在黑暗的囚室里匍匐。1963年夏天，他被派去都江堰筑堤，炎炎烈日下，诗情画意从毛孔里流尽，直到某天中午，他和同伴翻墙躲进离堆公园的图书室，躺在空书架上，忽然想起自己被叫作“活教材”的屈辱名号。也就是那天，他死去的诗梦忽然醒来，他说：“我决心写一本诗，以灵魂取代肉体占据的位置。”
那些年，他在拉完压路石滚后写，在吼着号子凿完大山后写，写好的诗稿，逢到节日便被检查、收走……可他从没停过笔。诗成了他的救赎，让他在绝望里守住了人的尊严。1979年平反时，他已从23岁的青年，变成了43岁的中年人，两鬓悄悄爬上了白发。后来经《星星》诗刊副主编白航推荐，他调到编辑部做编辑、副编审，总算回到了能安放诗心的地方。
王志杰老师的悲苦，从来不是孤影自怜的哀叹。他的婚姻，是那场浩劫刻下的另一道深痕。1968年，他在劳教队里娶了名叫王美珍的姑娘，新娘貌美文静，曾让苦难中的队友们羡慕不已。可劳教队的批斗与折磨，把姑娘的精神彻底摧垮了。新婚之夜，她就摔碎了庆喜的酒瓶；批斗会上，她大吼着“要文斗，不准武斗”，拖着他离开会场……王志杰老师曾以为，爱能抚平一切创伤，可他忘了，自己连命运都握不住，又怎能护住一个脆弱的灵魂？平反后，妻子的病情时好时坏，儿子又遗传了精神病，后来儿媳不堪重负离开，留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孙女。一家五口的生计，全压在他单薄的肩膀上。
我去他家拜访的那天，正赶上他给妻子喂药。小小的屋里，堆满了药瓶和稿纸，孙女在一旁哭闹，他一边哄着孩子，一边跟我谈诗。他说：“诗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是苦日子磨出来的。”他教我锤炼语言，告诉我“最有力的文字，往往是最朴素的，就像山里的石头，粗粝却有分量”。他自己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却常常把微薄的稿费拿出来，接济比他更困难的年轻诗人。他先后出版了《荒原的风》《深秋的石榴花》两部诗集，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泥土的腥气、汗水的咸味，还有在黑暗里倔强生长的力量。牛汉曾为他写诗：“我们的命运相似/诗也有共同的脉息/几十年来/我们在不同的角落挣扎、奋斗/生命的枝叶上/都有风暴的鞭痕。”
和王志杰老师相处的日子，我渐渐褪去了模仿的痕迹，开始学着用自己的语言，写白浪山下的炊烟，写母亲脸上的皱纹，写乡亲们被太阳晒黑的脊背，写山路上磨破的布鞋……那些积压在心里的无助、委屈、期盼，终于找到了出口，化作一行行滚烫的诗句。他说我的诗里有“泥土的味道，有山里人的魂”。
后来我离开成都，流浪江湖，与他的联系渐渐少了，但断断续续从《星星》诗刊的朋友那里听到他的消息。听说他为了养家，通宵写稿，四处兼课，身体越来越差；听说他把主编叶延滨让给他的房子，腾出来给孙女住，自己蜷在阳台的小床上改稿；听说他病重住院时，想吃个苹果，还特意嘱咐护士“只买两个小点的，我没有什么钱”……
2002年初夏，一个阴暗的日子，我在外地收到消息：王志杰老师因心脏病猝发，在孤寂中离世，享年66岁。他走的时候，没有亲人在身边，没有灵堂，没有悼词，只有桌上摊开的诗稿，还留着他未写完的句子。后来听人说，他的哥哥把他的妻子和儿子送进了精神病院，两个孙女被母亲领走，那个被苦难压垮的家，就这样散了。
诗人张新泉在《王志杰周年祭》里写他：“你在床上挣扎的样子，多么像那株《深秋的石榴树》，心绞痛反复袭击你时，是胸中的石榴在爆裂吗？”是啊，他这一生，就像深秋的石榴花，在最萧瑟的风里，燃尽了自己，结出了最饱满的籽。
如今，我靠着努力，一步步加入了各级作家协会，成了别人口中的“诗人”，可每当我提笔写字，眼前总会浮现出王志杰老师那间逼仄的老屋，浮现出昏黄灯光下，他瘦削却挺拔的身影，浮现出他那句“诗是不死的灵魂”……
最早激发我写诗的，或许是那份深入骨髓的无助感。白浪山下的日子，太苦了。小时候，家里的米缸常常见底，顿顿吃的是红薯粥配咸菜；下雨天，漏雨的屋顶会把床铺浇得湿漉漉的；上学要走十几里的山路，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我们的生活太艰难了，周围的乡亲们，也大多家徒四壁，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都在土里刨食，谁也帮不了谁。心里总有些东西，像积压的洪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不甘、期盼，慢慢在心里发酵，最后化作了一行行诗句。诗歌，成了我对抗贫困与迷茫的武器，也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而王志杰老师，让我明白，诗歌不仅是出口，更是脊梁。即便身处黑暗，也要用文字点亮一盏灯，照亮自己，也照亮同路人。
如今再回白浪山，故乡早已换了模样。昔日泥泞的山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家家户户都通了电灯、自来水，晚上不用再点煤油灯，拧开水龙头就能流出清澈的水；村里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孩子们上学都是专车接送再也不用走十几里山路；曾经贫瘠的土地上，种满了果树和油茶，乡亲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绝对贫困早已成了历史。但每每回忆起当年还是会热泪盈眶，情不自禁。
站在白浪山下，风掠过田垄，带来稻谷与山茶花的清香。夕阳依旧斜泼下来，把远山的轮廓染成温柔的橘红，只是再也寻不到陈老先生牵牛读诗的身影。老屋的木门吱呀作响，那只木箱还在，里面的书被我带回了城里，书页间依然藏着少年时採摘的桅子花……
而王志杰老师，这位悲苦却坚韧的诗人，早已化作了我笔尖的一缕墨痕。每当我在稿纸上写下关于故土的字句，总觉得有他的目光，落在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诗行里。白浪山的风，还在吹，吹过山林，吹过岁月。那些深植于泥土的记忆，与那些曾照亮过我的光，早已融进我的血脉。它们是我诗歌的根系，也是我走向更远方的、唯一的行囊。
注：部分内容参考周云《诗人之死》一文。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