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海潮汐里的古巴
加勒比海潮汐里的古巴
作者：陈双娥
古巴哈瓦那埃尔莫罗城堡
我心中的古巴，诞生于中国南方小镇的晨雾里。
那是大美河边一个个寻常的清晨。湿漉漉的雾气贴着河面爬行，漫过青石板，钻进木窗棂，给屋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朦胧的灰白。唯有厨房灶膛里跃动的火光，是这混沌中唯一清醒的亮色。灶台上，铸铁炉锅蒸汽升腾，传来米饭将熟时特有的、沉稳的噗噗声。
我的眼睛，时不时瞟向台桌上，那个陶瓷罐子。它比一般的罐子要高些，瘦长，印着我不认识的字和一片模糊的、像棕榈叶的图案。罐身有几处不起眼的锈斑，像岁月的雀斑。这是家里的“宝贝罐”，里面装着古巴糖。古巴糖甜得磊落又豪放，不像本地蔗糖，总是板结成一整块，需用刀背费力敲下，甜里带僵硬的吝啬。我打开罐盖时，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庄重，仿佛开启的不是糖罐，而是一个通往遥远世界的、香气馥郁的微型通道。
真正的仪式在于拌饭。滚烫的米饭盛入粗瓷碗，中心用筷子压出一个光滑的凹坑。我用那把专用的、边缘被磨得有些凹齿的小瓷勺，从盛猪油的青花瓷钵里，稳稳剜出一块。那猪油雪白，莹润，在常温下是凝固的脂玉，一旦触及灼热的米饭，便发出极其细微的“滋”声，瞬间塌陷、融化，化作一汪清亮而油润的泉眼，迅速向四周蔓延，浸润每一颗饭粒，使之泛起珍珠般的光泽。
然后，才是那神圣的一勺黄沙沙的古巴糖，从高处倾泻而下，落入那汪油脂的中心。奇妙的反应发生了：粗粝的糖粒遇到温热的油，并不立刻融化，而是先被包裹上一层亮晶晶的外衣，像无数微小的、裹了糖衣的金砂。筷子迅速搅动，金砂与玉粒、油脂开始了一场热烈而默契的舞蹈。最终，一碗朴素的白米饭，被点化成一种动人的琥珀色，油光潋滟，甜香扑鼻。
我捧着这碗“珍宝”，坐在门槛上，对着尚未散尽的河雾，吃得专心致志。猪油的丰腴滑润，与古巴糖那种独特的、略带颗粒感的、毫不迂回的甜，在口中交织成一种简单而极致的满足。
每一口，都暖和了胃，也似乎照亮了眼前灰蒙蒙的清晨。背着书包跑过湿滑的石板路时，肚子里暖烘烘，喉咙里便不由自主地溢出那支旋律：“美丽的哈瓦那，那里就是我的家。美丽的阳光照新屋啊，门前开红花……”
歌是老师教的，每个孩子都会唱。我们扯着嗓子，唱得响亮而又茫然。哈瓦那是什么？是像镇上供销社那样的大房子吗？红花是像河边野喇叭花那样吗？我不知道。但我的味蕾知道，哈瓦那，或者说古巴，是甜的，是金黄色的，是藏在那个神秘铁皮罐里、能兴奋晨昏的珍贵滋味。
家里另一种关于古巴的气息，则隐秘而浓烈。父亲的书桌抽屉深处，藏着一个扁平的、深棕色木盒。盒盖上的字母烫金已有些模糊。里面，在柔软的丝绒衬垫上，并排躺着三支雪茄。它们比父亲的卷烟粗壮得多，深褐色，油亮而紧绷的茄衣上，脉络清晰，像沉睡的、深色皮肤的手臂。父亲说的它叫金糖烟。它们被一层透明的玻璃纸谨慎地包裹着，如同沉睡的君王。
这木盒极少打开。唯有家中来客，是父亲极为敬重的人物时，他才会在饭后，洗净双手，用一把小银剪，极其仔细地剪开一支雪茄的尾部，然后划燃一根长长的火柴，并不急于点燃，而是让火焰稳定后，才缓缓转动雪茄，让茄衣均匀地熏烤、点燃。那时，一股我从未在其他烟草中闻到的气息，便会沉沉地弥漫开来。它不似卷烟那般轻浮呛人，而是一种更为丰厚、复杂、带有焦糖、皮革、泥土和某种厚重木质混合的香，甚至有一丝危险的诱惑力。
客人通常只是浅尝辄止，神色郑重，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烟雾缭绕中，他们偶尔会谈及一些对我而言很深奥，或者是根本听不懂的事情。很多时候，客人的眼神会变得悠远地说：“好东西啊，就是劲儿太冲。”
一次，我按捺不住好奇，趁大人散去，烟灰缸边那支雪茄尚未完全燃尽，偷偷凑上去，猛吸了一口那残留的、青蓝色的余烟——
“轰！”
仿佛不是气体，而是一团有形的、滚烫的、带着无数微小荆棘的固体，猛地撞进我的喉咙，粗暴地刮过气管，直冲肺叶。我猝不及防，被那强大而陌生的力量噎得双目圆睁，随即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咳嗽，眼泪鼻涕瞬间汹涌而出，整张脸憋得像块红布。那不仅仅是呛，那是一种宣告，一种来自遥远热带土壤的、蛮横而原始的植物力量的示威。
古巴，在我童年的认知版图上，就此彻底分裂：一半是光明、直接、抚慰身心的甜；另一半，是黑暗、复杂、极具冲击力的烈与呛。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那个名叫“古巴”的、遥远而矛盾的想象。
几十年光景，如大美河的流水，不舍昼夜。我离开了小镇，走过了许多比“大美河”更宽阔的江河湖海，见识了比猪油、古巴糖拌饭更繁复的滋味。生活教会我节制，糖分成了需要谨慎计算的指标，那碗金黄油亮的童年滋味，被封存为一种不合时宜的、略带负罪感的怀旧。雪茄的气息，则彻底消失在空气里，连同父亲和那些谈论遥远国度的客人们，嘴里吐出的金糖烟圈。
然而，某段旋律的尾音，会像河床底部的卵石，在某些毫无防备的时刻，被记忆的流水冲刷出来，突兀地硌在心头。在超市货架看到各色沙糖时，在电影里听到拉丁音乐时，甚至在某个疲惫的黄昏，闻到类似旧木头与干草混合的气味时……“美丽的哈瓦那……”那调子便会自动哼起，像一段无法删除的生理记忆。
直到那个加勒比海的午后，机舱门打开，一股裹挟着海盐、暖风、浓烈植物腥味，以及某种淡淡铁锈味的空气，猛地拥抱了我。阳光不是照射下来的，而是像融化的金色糖浆，从湛蓝得近乎失真的天穹倾泻而下，粘稠、厚重，带有实实在在的重量和温度，瞬间在我皮肤上镀了一层微烫的金箔。
古巴哈瓦那的切·格瓦拉壁画墙，位于哈瓦那革命广场附近
哈瓦那，我万里之外的所在，就这样毫无过渡地撞入眼帘。
首先征服我的，是色彩，以及色彩在变幻中展现的惊人生命力。这哪里是一座城市，这分明是一片被飓风遗忘在时间海滩上的、巨大而斑斓的贝壳遗骸。殖民时代遗留的建筑，骄傲地展示着它们曾经的奢华：罂粟红、孔雀蓝、芒果黄、薄荷绿……每一面墙都像一声嘹亮而绝望的呼喊。
然而，海风与时间是最无情的剥蚀者。墙皮大片地剥落，露出底下砖石粗糙的、病态的肌体；精美的石膏花饰残缺不全，如同美人溃烂的疮疤；鲜艳的油漆在漫长的曝晒下，褪成一种苍白的、幽灵般的粉彩。雄伟的廊柱下，晾晒颜色俗艳的衣衫；雕刻天使的阳台栏杆锈迹斑斑，上面垂挂几盆营养不良的天竺葵。漫步其间，每一步都踏在时光的褶皱里，每一瞥都能与历史撞个满怀。
哈瓦那的圣弗朗西斯科广场
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衰败，却衰败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生机勃勃。就像一支激昂的进行曲，偏偏用走了调、生了锈的乐器来演奏，反而迸发出一种荒诞的、令人心碎的力量。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寻找“孩子们午后在革命广场踢足球，皮球会掠过切·格瓦拉巨幅壁画；黄昏时分，海明威常去的La Bodeguita del Medio酒吧里，朗姆酒与查查舞曲依然沸腾，墙上泛黄的签名簿上，海明威那句“我的莫吉托在La Floridita，我的达伊基里在这里”留下的传奇。
五颜六色的老爷车
在这片凝固的、跌宕的彩色乐章中流动的，还有那些声名赫赫的老爷车。它们不是博物馆里供人凭吊的标本，而是这座城市仍然跳动着的、衰老而亢奋的心脏。五颜六色的庞然大物——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产凯迪拉克、福特、雪佛兰——喘着粗气，哐当作响地行驶在崎岖不平的石板路上。它们的颜色比建筑更大胆：电光紫、火焰橘、荧光粉……司机们似乎把所能找到的所有油漆，任性地泼上车身，以一种近乎挑衅的狂欢态度，对抗着无处不在的锈蚀。
我坐上了一辆粉蓝色的敞篷“战舰”。司机是个精瘦的老人，名叫米格尔，牙齿掉了几颗，笑起来黑洞洞的，但眼睛亮得像少年。
“她叫‘卡米拉’，1957年出生，比我老婆还了解我！”米格尔用力拍打方向盘，引擎发出一阵类似咳嗽的轰鸣，车子猛地向前一窜。“零件？哈！俄罗斯的、中国的、自己用锉刀磨的……她能跑，就是奇迹！是我们在养活这些老家伙，也是这些老家伙在养活我们。”
车子驶过海滨大道，蔚蓝的加勒比海在右侧铺展到天际，左侧是连绵的、伤痕累累却色彩飞扬的建筑。海风猛烈，几乎吹走我的太阳镜。
米格尔却张开嘴，迎着风唱起一首欢快而沧桑的歌，歌声断断续续，融化在发动机的噪音和海浪声里。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这种在我的国家早已报废的车辆，在这里却是美丽的“移动废品”。它不是什么浪漫怀旧，而是一种坚韧的生存哲学。用尽一切办法，让过去的躯壳承载当下的生活，在匮乏中创造绚烂，在禁锢中寻求驰骋。这本身就是一曲悲怆而昂扬的“哈瓦那之歌”。
白色的敞篷“战舰”
为了寻找童年那口“呛”的源头，我走进了哈瓦那郊区一家雪茄工厂。外面的世界色彩喧嚣，里面却是另一个宇宙：昏暗，寂静，只有高窗投下几束光柱，照亮空气中缓缓浮动的、金黄色的烟草尘雾。浓烈的、几乎是固体般的香气包裹过来，那是我记忆深处的气味，但浓度更浓的烟草叶、发酵的甜、烘烤的坚果香、隐约的胡椒辛，还有陈年木头与皮革的底蕴。
工人们一排排坐在长条木凳上，每个人面前堆着不同颜色、质地的烟叶。他们的手指粗壮，动作却精确得像外科医生。取叶、展平、去梗、叠放、卷制、修剪、定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沉默而迅捷，几十道工序在几分钟内于指掌间完成。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专注得近乎麻木，只有眼神偶尔掠过手中的“作品”时，会闪过一丝极细微的、匠人特有的掂量与满意。
我试图与一位年长的卷制师傅交谈。他叫赫苏斯，手指被烟叶染成了深褐色。“一辈子了，”他用简单的英语单词，配合手势说，“我父亲，父亲的父亲……都在这里。雪茄，不是烟，是时间。”他拿起一片深色的茄衣烟叶，对着光，让我看那细密如网的叶脉。“阳光，土壤，雨水，人的手，还有等待……很多很多的等待，才变成这样。”他将其熟练地裹上已经成型的茄束，动作轻柔如抚摸婴儿的肌肤。“你抽过？呛？”他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草熏染的牙齿，“好雪茄，第一口是甜的，像糖。后面的力气，是生活给的。”
生活给的力气。这句话像一记轻轻的叩击，敲在我心上。几天后，在巴拉德罗旅游区那片被精心修饰过的、蓝得不真实的海滩上，这句话找到了它最具体的回音。
这里的古巴，是另一个版本。全包酒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阳光、沙滩、无限量供应的食物和饮料，殷勤周到的服务生。
全包酒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
我们沉浸在一种被精心安排的、无忧的惬意中。直到我注意到她，那位总是主动负责我们的服务员，一个叫莉亚的年轻女人。她有着蜜糖色的皮肤和一双仿佛不知疲倦的手，笑容标准，但眼睛里有一种其他服务员没有的、过于锐利的观察力。她会记得我儿子喜欢莫吉托和哪款鸡尾酒。会在我小孙女坐在婴儿车上时，下意识地伸手虚护一下。
混熟之后，一个午后，泳池边人声嘈杂，她趁着帮我儿媳捡起掉落的玩具的间隙，用很快的语速，低声而清晰地说：“女士……你们离开那天，如果……如果宝宝有些穿小了的、不打算带走的衣服和鞋子……我的女儿，刚满一岁，和他差不多大。”
她的话语流畅，显然在心中预演过无数遍。说完，她立刻抬起头，恢复那个灿烂的职业微笑，补充道：“当然，也可完全不用介意！祝您下午愉快！”
然后迅速转身，走向另一张需要清理的桌子，背影挺直，步伐轻快，仿佛刚才那句轻轻的请求，只是一句关于天气的闲聊。
加勒比海的阳光依旧炽烈，晒得我皮肤发烫，心里却陡然一凉，随即泛起一阵复杂的酸楚。莉亚那迅速隐藏起来的期盼眼神，像一把锋利的薄刃，划开了度假天堂那层光鲜的薄膜，让我窥见了其下坚实而粗粝的地基。在那些色彩斑斓的老爷车、醇厚名贵的雪茄、游客尽享的朗姆酒背后，是普通古巴人需要动用“人情关系”才能进入旅游区工作、为了一包孩子旧衣而小心措辞的日常生活。
那首儿歌里“美丽的阳光照新屋”，此刻有了双重的意象：既是眼前这酒店簇新的别墅，也是哈瓦那旧城里，那些虽然斑驳却依然有人顽强生活的“新屋”。
哈瓦那革命广场
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执意要独自去哈瓦那老城走走。穿过喧闹的武器广场，避开招揽生意的乐手和画家，我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阳光在这里被切割成狭窄的光带，照着一扇褪色的蓝门。门边坐着一位年迈的黑人妇女，穿着一条颜色模糊的裙子，安静地剥着豆子。她的面容像风干的胡桃，布满深邃的纹路，眼神平静地望着虚空。
我停下脚步，对她微笑。她缓缓抬起头，也回以一个微笑，露出光秃的牙床，然后用西班牙语轻声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觉得那语调温柔。
就在那一刻，毫无征兆地，心底那首沉寂已久的歌，再次完整地、无声地响彻我的脑海。而这一次，它自动配上了全新的画面：不再是童年碗里那片单薄的金黄，而是哈瓦那废墟上鲜艳的颓废，是老爷车轰鸣中司机缺牙的笑，是雪茄工厂里工人被染褐的手指，是酒店服务员快速说话时轻颤的睫毛，是眼前这位老妇人沟壑纵横的脸上，那抹平静如深湖的笑意。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就是我的家，美丽的阳光照新屋啊，门前开红花……”
我忽然泪流满面。
我终于来到了糖的彼岸，却发现这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甜。古巴用它浓烈到刺目的色彩、顽强到心酸的生存、呛烈而又回甘的醇厚，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梦想之地，从来不是童年想象中那个无菌的、单向度的蜜罐。它是所有滋味的总和，是所有时光的层叠——甜与苦，亮与黯，兴盛与衰朽，困顿与尊严，历史的重负与生命不息的欢歌，全部炽热地、不加调和地糅合在一起，像一支上好的雪茄，第一口或许是期待的甜，但那之后磅礴而来的、复杂而深邃的力道，才是生活与土地本身的真相。
那“红花”，或许从未在门前规整地开放。但它一定绽放在斑驳的阳台上那盆倔强的天竺葵里，在米格尔迎着海风哼唱的跑调歌声里，在赫苏斯手中那支即将封藏时间的雪茄里，在莉亚想象女儿穿上中国服装时闪亮的眼眸里，也在这位剥豆老妇人面对过客的、平静的微笑里。
我带走了一小包真正的古巴糖，黄沙沙的，和童年记忆里一模一样。也带走了几盒雪茄，不是昂贵的品牌，只是普通小店里的寻常货色。它们并排放在我的书架上，不再仅仅是食物或物品。它们是一个坐标，标记我从一碗拌饭的甜，走向一个辽阔、复杂、充满生命力的真实旅程。糖的彼岸，并非甜的终结，而是我终于尝懂了，那份甜所得以诞生的、全部的苦涩、呛烈与坚韧的土壤。这滋味，让我在往后的许多个清晨，面对自己简单清淡的早餐时，心中能升起一份更加沉静、丰厚、充满理解的暖意。
“潮汐去还，谁所节度？”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陈双娥，1957年生，湖南汉寿县人，毕业于湘潭大学，国家二级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发表处女作《会计之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反绑架》；长篇纪实小说《大追捕》；长篇儿童小说《险走洞庭湖》；法制文学作品集《权与法的较量》《钱与法的碰撞》《义与法的冲突》《生死赌注》《生死抵押》《生死游戏》。《义与法的冲突》获公安部第四届金盾文学奖三等奖、湖南省第二届金盾图书奖一等奖。新作《柚子念》《母亲的目光永远是最温柔的导航》《我知道你今天会来》《加勒比海明珠之夜》《老家在时光里酿成了诗》《铁甲村正向你走来》《我还在路上》等在 “红网”“作家网”“正扬网”“走向”和《湖南日报》《潇湘晨报》《华侨新报》《华侨新视野》发表后，获得广泛赞誉。
（注：文中照片由陈双娥、杨远新提供）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