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状元之乡
郭松
多年前曾造访苏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水墨画般的江南烟雨中，伴随着小桥流水的温情，人杰地灵的氤氲下，古往今来，智慧的苏州人创造了博大精深、刚柔并济、瑰丽婉约的苏州文化。
从隋朝到清朝，苏州出状元60人，占全国状元总数（600人）的10%。清朝出状元26人，占全国状元人数（114人）的22%。唯一一个连中“六元”的才子是苏州人钱棨，唐朝归氏家族36年出5个状元（如归仁绍、归仁泽兄弟），清代彭定求、彭启丰祖孙，潘世恩、潘祖荫祖孙等家族，形成“状元家族群”。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捐建苏州府学，开创“左庙右学”格局，奠定官学基础，北宋苏州进士达159名。其设立的义庄、义学延续千年，保障贫寒子弟受教育机会。明代苏州“补履先生”以修鞋为生，却以钱换字、苦读成癖；清代农民劳作后仍读书，体现“尚智好学”的传统。这种非功利的学习氛围，成为文脉延续的关键。
清代紫阳书院作为“状元摇篮”，汇聚名师与学术资源，形成“状元—教授—新状元”的循环。苏州府学（今苏州大学前身）培养出李政道、钱伟长等精英。苏州经济繁荣、战祸较少，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清代学者冯桂芬称“苏学天下第一”，王鏊赞其“深广钜丽”。
苏州将“崇文”作为精神之首，三元坊（纪念连中六元的钱棨）、状元博物馆（潘世恩故居）等遗迹，强化了“状元之乡”的集体记忆。截至今日，苏州籍两院院士105人，基础教育领先全国。国学大师钱仲联曾说这是“举国无有”的现象；清代文学家汪琬曾夸赞苏州特产有两样：一是梨园子弟,一是状元。
苏州之所以成为状元之乡，除了富庶之地提供的经济条件外，北宋以后重文风气以及府学县学的普及,也为苏州读书人提供了教育条件及文化熏陶。在府学的基础上设立的紫阳书院，是苏州状元的摇篮，也是进士的摇篮。这些人，考中状元进士以后，有些出去当官了，有些不愿意当官，就回家来，一个著书立说，一个到书院教学，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一个好的老师会教出好的学生。还有一个是文风，一个家族出了一个状元、一个进士之后，读书的风气就传承下来了。
现在说起苏州，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或是精巧绝伦的苏绣、热气腾腾的苏式汤面、甜糯可口的梅花糕，又或是冠绝天下的苏州园林。但如果要问古代人，清初的散文家汪琬会回答：“苏产绝少，唯有二物”，一为梨园子弟，这其二呢，便是名扬天下的状元了。徐珂也在《清稗类钞》中说：“苏州有三多，曰多状元，曰多妾，曰多名妓。”并称“鼎甲之盛莫盛于苏州府”。
苏州并非一开始就有“状元之乡”的美名，隋唐至北宋，由于政治中心在长安、洛阳、开封一线，也就是黄河沿岸，北方的状元更多。南方的状元超过北方，是从南宋开始的。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赵构在应天府继位（1127），改元为建炎，之后建炎三年（1129），到达最初的南渡目的地江宁，后改称建康府，但完颜宗弼（兀术）很快就率领三路金军南下，赵构又再次出逃。建炎四年（1130）完颜宗弼攻入临安，赵构遁于海上，当年二月，宗弼因孤军深入，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开始撤兵，但经此遭赵构再也不愿回建康，在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以绍兴“漕运不继”为由，移驾临安，翌年正月十四日抵达临安，最初称为“行在”，至绍兴八年（1138）才正式定为都城。这不仅改变了南宋的政治地理，更重塑了中国的文化版图。
南宋初期，适逢战乱，整个江南都处于动荡之中，百废待兴，第一次省试是在绍兴五年（1135），此时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基本上处于金人的控制之中，南方状元数量逐渐增加。整个南宋期间，苏州出7个状元，而在北宋的167年间，苏州只出了一个状元莫俦（政和二年即1112年），后因降金遭贬。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也和宋室南迁有关系。
除了政治原因，根本的还是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苏州本就物产丰富，被称为“鱼米之乡”，在西汉时期就是江东中心，相比于北方，少了许多战乱的侵扰。隋朝大运河开通以来，南北经济的交流逐渐频繁，也就使本就富庶的苏州更上一层楼。至唐朝，苏州已是“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时，曾留下许多描写苏州风物的诗篇，“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反映当时苏州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在南宋时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可见苏州的繁盛。元代郑元祐在《侨吴集》中写道：“惟东南富庶为天下最，若吴之赋入则又为东南最。”
明清时期，苏州府缴纳的税粮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丝绸、棉布行销四海，明人王锜在《寓圃杂记》中描述苏州：“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张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这种持续的经济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江南经济的逐步起飞，使其成为人才的聚集地，也为苏州文教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百姓衣食无忧，也就追求起精神上的富足。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在这样富庶的苏州，纷纷筑起藏书楼，支持子孙后代考取功名，保障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
除却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苏州状元的兴盛也离不开源远流长的重教风尚，《吴郡志》中记载，“其人君子尚礼”“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这种尚文重教的风气历经千年而不衰。北宋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调任苏州，在城南得到一块名为“南园”的土地，据“堪舆师”说，若是在此处定居，子孙会科甲不断、公卿辈出。范仲淹听后说：我在这里安家，只有我一家富贵；不如在此建个学舍，让吴中子弟都来接受教育，大家都富贵。他在这块叫“南园”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学校，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范仲淹请胡瑗为首任教席，确立因材施教的“安定教法”，首开东南兴学之风，一批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盛况空前，“学者甚众，登科者不绝”。
从宋至清，有20位状元曾就读于苏州府学，苏州府学也成为苏州文运昌盛的象征。范仲淹不仅自己捐了地，还向朝廷建议重视办学，认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也是这种思想滋养了苏州的文脉。除了官学，苏州的私家教育也相当兴盛。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苏州处处浸润着重学重教之风；这种风气不仅影响了为科举考试读书的士人，也为苏州催生出了一众才女。
明清时期，苏州涌现出大量闺秀诗人和画家，“吴门多闺秀，如沈散花、汪玉轸、江碧珠等，俱能诗”，这些才女没法像男子一样考取功名，却以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家庭中持续产生影响。这些才女大多出身文化世家，她们出嫁前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嫁后将文化资源传递到其他家族，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明清时期的苏州状元，有许多受到母亲的悉心培养。如清代昆山徐元文“兄弟三鼎甲”，其母就是顾炎武五妹，父亲远游，兄弟三人的学习和教育都系于母亲。又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苏州状元石韫玉，出身普通的士绅家庭，父亲常年在外远游，他从小就跟随母亲读书，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母亲每日亲自督课，为他讲经，正是这些闺阁教师，为苏州状元的成长提供了启蒙。
除了经济基础和重教风气外，影响苏州出状元的最大因素仍是科举。说到底，状元是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那么为了成为状元，就要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做到烂熟于心。在科举考试的时代，古人也有自己的应试技巧。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八股成为科举的定式，八股文写得好不好决定学子的未来仕途。八股格式僵化，内容也限于四书五经，虽然常被诟病“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但也为应试发挥提供了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考取功名的苏州士人也就重视八股文的学习和写作，顾颉刚曾在《苏州史志笔记》中说道：“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历史文化的积淀使苏州出现了一批掌握八股文技巧的高手，这些人在金榜题名后又会被苏州当地士族请来讲学，传授技艺，形成一种极其高效的应试教育体系和文化传承机制。如明朝的王鏊和瞿景淳、清朝的韩菼都是苏州人，这些都是当时八股写作的大家，会引起当时士人的追捧。
除了考场上的发挥，官场上的联络也是不可少的。苏州人不仅擅长科举，更精于仕宦。明清两代，苏州进士1882人，这些科举成功的家族通过姻亲、师友、同乡等关系相互联系，形成庞大的官僚网络。以著名的“苏州状元世家”为例，申时行家族与文震孟家族等多有联姻。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也为苏州士人参加科举提供了人脉资源和信息渠道。
明代八位苏州状元官至尚书、内阁辅臣，清代的苏州状元也有许多官至一二品大员。这种科举与仕途的双重成功，反过来又强化了苏州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各方面条件使苏州成为历史上出状元最多的地方。而今日的苏州，虽然科举已成历史，但重教尚文的传统仍在延续。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