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台之下
作者：宏逸
这大约是一出《铡美案》罢。那身着蟒袍的“包拯”，面如黑漆，额悬新月，在锣鼓的紧催慢赶里，一步一顿，仿佛踏着千年沉淀的律法，威严得不容置喙。他一声断喝，字字如投石入井，在静默的空气里激起圈圈涟漪，台下便是一阵轰然的喝彩。那跪伏在地的“陈世美”，抖索着，水袖如受惊的白鸟，扑簌簌地颤动。他的悔，他的惧，被那高亢的胡琴与尖锐的梆子声无限放大，成了这夜色里最浓烈的一笔色彩。
我远远地站着，看那光影里浮沉的悲欢，心头漫上一阵奇异的疏离。这戏文里的忠奸善恶，何等分明；那结局的因果报应，何等爽利。可这分明与爽利，不正是人间最难寻的物事么？台上的“无非是戏”，是一句通透的偈语，将万事万物的棱角都磨圆了，涂上一层朦胧的、可供赏玩的釉彩。
然而，我们谁又不是这更阔大、更无声的戏台上的一个角色呢？只是这出戏，没有预设的剧本，没有既定的锣鼓点儿，也没有那样爱憎分明的看客罢了。
你看那清晨的街市，便是一出喧闹的折子戏。卖菜的小贩扯着嗓子，那叫卖声便是一段悠长的叫板；主妇们的讨价还价，是琐碎而真切的生活对白。匆匆的上班族，面无表情地挤上公交，像极了赶场的龙套，从一个场景奔往另一个场景。他们的悲喜从不挂在脸上，只在内里无声地潮涨潮落。这便是不当真么？或许，是不得不当真，却又不得不演出一副“不当真”的从容。
再望远些，那历史的册页翻动，又何尝不是一座更宏阔的戏台？只不过，台上的灯火明灭，往往横亘数十年，一折唱罢，已是几度春秋。台上的悲欢愈发厚重，台下的看客也成了台上的新人。那金陵的秦淮河水，曾照见多少画舫笙歌，风流鼎盛，转眼却只剩下一抹冷月，寂寂地照着流水与断垣。当初的执念，那时的当真，在时间这位沉默的看客眼里，都凝成了可供后人品评、叹惋的一出旧梦。
“世上人，何必当真。”这话说来轻巧，品来却有一股黄连般的苦味。它并非教人麻木，而是劝人留下一分清醒的间隔。这间隔，便如我此刻与那戏台的距离，能看全那光影的来处，听清那锣鼓的节奏，而不至于全然陷在剧情里，将自己的神魂都赔了进去。
于是我想，我们在这人世的戏台上，或许该学学那最上乘的演员。他是投入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无不尽心尽力；可他又是疏离的，心底总亮着一盏灯，晓得这身份是临时的，这悲喜是角色的，这舞台，终有灯暗幕落的一刻。因着这投入，生命不失其热度与重量；因着这疏离，苦难便减了它的锋刃，狂喜也少了些令人失智的癫狂。
风忽然大了些，戏也近尾声。那“包拯”掷下的令箭，已决定了最终的结局。看客们心满意足，开始窸窸窣窣地收拾马扎，谈论着方才的精彩处，也谈论着明日的柴米油盐。他们的脸上，是一种酣畅淋漓后的平静。戏里的冤屈得以伸张，戏外的生活仍要继续。这或许便是最朴素的智慧：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然后收拾心情，回到自己的戏里，继续认真地演下去。
我转身离开，将那一片渐渐散去的喧闹留在身后。夜色愈发浓了，路旁的灯火却显得格外温存。方才那一切，好似一个悠长而古旧的梦。梦醒处，那句“天下事，无非是戏；世上人，何必当真”的话，不再是一句飘忽的慨叹，而沉甸甸地落了下来，混着泥土与夜来香的气息，成了这真实夜晚的一部分。
我走着，仿佛也走在自己人生的戏台上，只是脚步，比来时轻快了些，也从容了些。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