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煤油灯
作者：姜玉坤
暮色漫过窗棂，将案头的稿纸染成一片温柔的昏黄。每当我伏案写作至深夜，指尖摩挲着熟悉的笔杆，总会想起小时候家里那盏煤油灯，昏黄的光晕在土墙上投下晃动的光影，母亲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她纳鞋的针线在灯下穿梭，像一根无形的线，将我后来的人生，紧紧缝在了那段艰难却温暖的岁月里。我想起她为了让我当兵，在风雨中往返三十多里山路奔波的模样；想起那些嚼着榆树钱充饥的春天，想起年夜饭桌上那碗黑色的荞面饺子，更想起那年探亲时，瘦骨嶙峋的母亲，躺在病床上——那一幕，犹如枯灯的火苗，弱不禁风，却在我心中刻上鲜红疼痛的痕迹！
父亲在小弟尚在襁褓时便撒手人寰，母亲独自拉扯着我们哥儿五个，日子的艰难像黑龙江的寒冬，凛冽得让人喘不过气。那些年，家里常年缺米，粮袋总见底，母亲常攥着小盆挨家借粮，多半时候只能借回少许，勉强熬成稀粥果腹；遇上借得更少，便用苞米碴子掺土豆煮一锅糊弄充饥，最难时连这些都凑不齐，就只能蒸糊土豆当饭吃。我十七岁当兵那年，一米八的个头才107斤，全是常年营养不良熬的。可无论粮多粮少，母亲从没正经吃过一顿饱的，总把稀粥里仅有的几粒米、土豆最面的芯儿都拨给我们，自己躲在一旁悄悄看着，眼眶泛红，眼泪忍不住往下掉——这样偷偷抹泪的模样，我记了一辈子，见过太多回。
母亲的苦，是打小就刻进骨血里的。四岁丧母、六岁失父的她，只能寄住在大姨家讨生活。别家孩童跳皮筋时翻飞的彩绳、扔口袋时清脆的笑声，总勾得她悄悄驻足张望。可只要被大姨撞见，“干活像小猫，吃饭像老虎”的斥责便劈头盖脸砸来，大姨夫的巴掌更是说落就落，打得她蜷在墙角捂着头，连哭都不敢出声。四五岁本该缠人撒娇的年纪，她已攥着烧火棍蹲在灶台前，湿柴呛得直咳嗽，眼泪混着烟灰往下淌，小手被火星烫出红点也不松手，硬是盯着火苗把半生不熟的粗粮煮成一家人的口粮。
日子困窘到极致，买盐打油、给我们凑笔本钱，全靠母亲在村里前后院挨家求借。她辗转东家西家，推开房门时总先陪着笑，红着眼眶说明来意，大多时候迎来的都是摆手婉拒，或是低头收拾东西的推脱。有时跑了十几户人家，连一块几毛钱都借不来，寒风卷着尘土刮在脸上，她攥着冻僵的手往回走，背影单薄得像要被风刮倒，却从不在我们面前露半分难色。转头就翻箱倒柜找些旧衣物去换，或是熬夜编草绳变卖，好不容易凑齐钱，把笔本递到我们手里时，眼里满是愧疚与疼惜，反复叮嘱“好好用，别糟蹋”。
北方冬日烈得像刀，家里窗户糊的塑料布布满破洞，冻裂的细纹如蛛网交错，风顺着豁口灌进屋里，寒气压得人喘不过气，水缸边缘总结着一层薄冰。我幼时小手、手臂和小指全冻出冻疮，红肿开裂像刚薅过草药的根茎，回暖时痒痛钻心，忍不住哭闹。清晨母亲就捧着窗外积雪搓手，冰雪融水顺着指缝淌，冻得指尖发紫仍反复揉搓，直到双手搓出暖意，赶紧拢住我的冻疮轻轻焐着，指尖触到溃烂伤口时，动作轻得像怕碰碎琉璃，嘴里还低声哄着“不疼不疼，妈给你焐暖”，却绝口不提自己冻得发僵的双手。她脚下那双单鞋早磨得露底，鞋面起球发白，鞋帮软塌塌耷拉着，雪粒子钻进鞋里化成冰水，脚底板冻得红肿开裂，血丝渗进雪地，每踩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可她仍弓着腰拾柴挑水，棉裤裤脚结满冰壳，走起来簌簌作响，寒气钻骨也咬牙扛着。夜里她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把我们的被角掖了又掖，自己常半夜起身，冻得发紫的手指捏着旧布条蘸浆糊补窗，风一吹布条掀起，便哈气搓搓手重新黏牢，反复几次才蜷回冰冷的被窝。
我们家每年都养十几个小鸡，鸡下的蛋，在那个年代是金贵的宝贝。可我从小到大，直到十七岁当兵离开家，竟从未吃过一顿纯正的炒鸡蛋。母亲总说：“鸡蛋要留着卖钱，买盐、买米、买油，家里的日子才能过下去。”家里五六口人，每次炒鸡蛋，她都只打一个鸡蛋，再掺上大半的苞米面，搅和均匀后下锅翻炒。那所谓的“炒鸡蛋”，黄白相间里满是粗糙的颗粒，鸡蛋的鲜香被苞米面的寡淡盖过，可我们却吃得格外香甜——那是难得的荤腥，是母亲能给我们的最美的味道。她自己呢，从来舍不得尝一口，总是把盘子里的“鸡蛋”都拨到我们碗里，笑着说：“妈不爱吃这个。”后来我才懂，哪里是不爱吃，分明是她把所有的好，都偷偷藏在了我们的碗里。深夜里，我常常被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睁眼便看见母亲坐在炕沿上，就着煤油灯的光，一针一线地缝补着我们的衣物，也缝补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的十个手指，因为常年劳作，大骨节都累得变了形，手指勾勾，伸不直，像生了锈的铁钩，钩着紧巴巴的日子。指腹上布满了裂口和老茧，冬天一冻，就会渗出血丝，即便如此，那针线却依旧细密，在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像她从未熄灭的希望。
最让我心酸的是每年春节。别人家的院子里，都飘着白面饺子的香气，哪怕一家只有几斤面，也能让孩子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可我们家，连一两白面也没有。人口多、日子紧，母亲只能硬着头皮，从邻居家借一点黑荞面，给我们包饺子。黑荞面颜色暗沉，质地粗糙，黏性又差，擀皮时稍一用力就会破，煮的时候更是几乎个个都会煮烂，汤里飘着碎饺子皮和黑色的面絮，吃起来还带着牙碜的颗粒感。可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懂这些，只知道过年有饺子吃，捧着粗瓷碗，吃得满嘴都是黑渣。母亲坐在灶台边，看着我们，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掉在灶台上，晕开一小片水渍。那时候年纪小，只觉得母亲是怎么了，后来才明白，她是在为没能让孩子吃上一顿像样的饺子而愧疚，为这苦不堪言的日子而心酸。夜深了，孩子们不论什么时候睡醒了，母亲几乎都灯下忙碌，她把剩下的黑荞面仔细收好，又拿起我们换下的脏衣服，在煤油灯前搓洗、缝补，灯光映着她疲惫却坚毅的脸庞，那是我见过最动人的模样。
母亲一生没有念过一天书，一个大字都不识，连自己的名字“石艳玲”三个字都不会写。可她却有着最朴素也最坚定的信念：再难，也要让孩子们多读书、多上学。她常常拉着我们的手，指着村口的学校说：“妈没文化，这辈子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你们要好好学，将来才能有出息，不受这份苦，多为社会做些有用的事。”尽管我们兄弟几个最终都没能考上大学，但母亲还是拼尽全力，让我们尽可能多地接受了教育。每天晚上，煤油灯就成了我们的“学堂”，母亲坐在一旁纳鞋底，我们在灯下读书、写字，灯光虽然微弱，却燃亮了我们心中知识的渴望。这份对知识的敬畏，像一颗种子，在我们心底生根发芽，即便后来走南闯北，历经世事浮沉，也始终指引着我们脚踏实地、向阳而生。
十七岁那年，我怀揣着当兵的梦想，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最终却因为名额有限，被挡在了军营的门外。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都没吃饭，感觉整个世界都灰暗了。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给我端来热饭菜，轻声劝道：“孩子，别灰心，是你的机会，咱就去争取；争取不到，咱也不后悔。”
从那天起，天还没亮，母亲就揣着几个玉米面大饼子出门了。她每天都要步行三十多里的山路，去镇上的武装部。她不是去争执，也不是去乞求，只是一次次找到负责征兵的领导，用朴实却坚定的话语，一遍遍述说我的情况：“领导，我家孩子从小就爱学习、懂事，做事有股不服输的劲，他是真的想当兵，想为国家出力。您就行行好，再给孩子一个机会，他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绝不会给您丢脸，更不会辜负部队的培养。”
她的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执着。那些天，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雪，她从未间断过。有天下着鹅毛大雪，山路结冰湿滑难行，她一路上摔了好几跤，膝盖和胳膊都青一块紫一一块的，却依然咬牙坚持。当她浑身湿透、头发结着冰碴、裤脚满是雪泥地站在武装部门口时，看到领导出来，便立刻上前，依旧是那些恳切的话语。领导被她的坚持和真诚打动了，终于松口说：“大娘，您别再来回跑了，我们再向上级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再争取一个名额。”
最终，靠着母亲的执着奔波，武装部真的为我多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当我拿到入伍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紧紧抱住母亲，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知道，这份沉甸甸的机会，是母亲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用她的坚持和爱换来的。
临走时，母亲把我送到村口的老榆树下，粗糙的手轻轻摩挲着我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儿啊，到了部队要好好干。记住，当兵就要有出息，就要当出个样来，要为国家多做贡献，给姜家长脸，给你已故的父亲争光。”风拂过她的头发，露出几缕早生的白发，她的眼神像家里那盏煤油灯的火苗，明亮而温暖。那句话，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了我心里，成了我一生的信念。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那盏煤油灯的光，都会在我身后照亮回家的路，也照亮我前行的方向。
从踏上开往部队的火车起，我便告诉自己，绝不能辜负母亲的辛苦与期盼。列车上，我主动帮乘客擦桌子、打扫车厢卫生，忙得一刻不停；到了部队，新兵连的日子苦累交加，可我从未有过丝毫懈怠。每天早上，我提前一两个小时起床，把营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早中晚三餐，我总是第一个跑到炊事班帮厨，洗菜、切菜、打扫厨房；业余时间，战友们休息娱乐，我就帮大家洗衣服、缝补衣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人问我：“你这么拼，图啥？”我总是笑着说：“我妈让我好好干，我不能让她失望，更不能辜负这身军装。”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总会想起家里的那盏煤油灯，想起母亲在灯下忙碌的身影，想起她为我奔波的模样，浑身就又充满了力量。
就这样，我从新兵到老兵，从军士到军官，岗位在变，身份在变，但母亲“好好干”的嘱托始终没变，那盏煤油灯在我心里的光也从未变暗。起初在基层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后来负责一个集团军的宣传任务，我更是把这份执着刻进了骨子里。深知自己文化底子薄，便付出比旁人多十倍百倍的努力，别人下班休息，我守在办公室啃新闻理论、钻写作技巧；别人探亲休假，我留在营区泡在资料室查阅资料，分析优秀稿件的结构、琢磨标题的拟定。哪怕成为部队新闻战线的“老兵”，我依旧保持着初入行时的刻苦，每天雷打不动写稿、改稿，对每一篇稿件都反复打磨，力求用词精准、内容扎实。多少年来，台灯成了我案头的“煤油灯”，陪着我熬过无数个深夜，也见证着我一篇篇稿件从笔下诞生，短短3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媒体发表了百余篇。每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我都会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的坚守，想起她那句“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便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当兵第五年，姐姐离世，母亲大病一场，却依旧强撑着操持家务；后来二哥、二嫂相继离世，又过了十几年，大哥也离开了人世，母亲承受着接连失去至亲的痛苦，却从来没跟我提过一句难处，永远在信里说：“家里都好，你安心在部队干，好好为国家做事。”
那年，我穿着崭新的军装，怀揣着转志愿兵的喜悦探亲休假回家，想给母亲一个惊喜。可一进门，家里空荡荡的，邻居告诉我，母亲病了，在县医院住院。我心里咯噔一下，疯了似的往医院跑。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病床上的母亲，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几乎能看清每一根肋骨的轮廓。她曾经就很瘦弱，可如今瘦得如此吓人，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我扑到床边，颤抖着握住她枯瘦如柴的手，那双手，曾经为我们洗衣、做饭、纳鞋，曾经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物，如今却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我默默地为母亲掖了掖被角，然后走到走廊尽头，一拳砸在墙上，指关节生疼，远不及心里的万分之一。
医生告诉我，母亲是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严重亏空，病情拖了很久，她始终硬撑着照顾家里的几个孩子，不肯休息，直到实在挺不住才被送到医院。“再晚来几天，人就危险了，她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医生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
母亲见我来了，费力地睁开眼睛，拉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却依旧坚定：“儿啊，你转了志愿兵，对咱农村孩子来说，就算是出息了。但不能停，要争取更大的进步，能提干就更好，给家里争光，给姜氏家族争光，也给你已故的父亲争光，好好为国家扛事。”那一刻，我趴在母亲床边，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更加努力，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她受这样的苦。
带着母亲的嘱托，我回到部队后更加拼命。两年后，部队有了士兵破格提干政策，我凭借着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扎实的业务能力，成为一名军官。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电话那头的她哭了，这一次，是欣慰的泪。我仿佛能看见，她不认识字，却依然坐在家里的炕沿上，就着那盏煤油灯，拿着我的信，一遍遍地看，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灯光映着她眼角的皱纹，那是她最骄傲，最幸福的模样，也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这份在新闻岗位上锤炼出的坚守与担当，在1998年抗洪抢险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考验。那年夏天，松花江、嫩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我随部队奔赴哈尔滨前线。二十多天里，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困了就用别针扎腿保持清醒，白天跟着部队抢险救灾，扛沙袋、堵管涌，晚上就趴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写稿，一天要给中央级媒体供稿十几篇甚至二十几篇，还写了一篇2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累计发表三十多万字的作品，为深入一线采访，几次险些跌入江里被洪水卷走。站在抗洪前线，望着滔滔洪水，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辜负母亲的期望，不能辜负身上的军装，要像母亲那样坚韧，那样担当，为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拼尽全力。每当疲惫不堪时，我就会想起家里的那盏煤油灯，想起母亲在灯下对我说话的眼神，想起她为我奔波的模样，浑身就又充满了斗志。
母亲是90岁高龄离开人世的。自部队随军后，她在我身边整整待了20年，从青丝染霜到步履蹒跚，这朝夕相伴的二十多年，是她留给我最完整的念想。即便年岁已高，她骨子里的要强也未曾消减半分。我们早已成家立业，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可她依旧日日叮嘱，反复念叨着要我们有志气、肯上进，要为社会做贡献，要给姜家长脸。她的房间里，一直放着一盏旧煤油灯，那是她从老家带来的，灯身已经有些斑驳，却被她擦拭得干干净净。每当我来看她，她总会坐在灯下，给我讲过去的事，讲我小时候的事，讲我当兵前她奔波的那些日子，灯光映着她的脸庞，温暖而安详。
记忆里最清晰的，是母亲80岁那年。我穿着缀有大校军衔的军装回家，胸前整整齐齐佩戴着二等功和三等功的军功章。推开门的那一刻，母亲正坐在炕沿上择菜，抬头看见我，手里的菜篮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怔怔地看着我，又缓缓伸出手，颤抖着抚过我肩上的军衔，指尖轻轻摩挲着那些沉甸甸的军功章，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蓄满了泪水，嘴角却止不住地往上扬。那天，一向滴酒不沾的母亲，竟主动让我给她倒了一小杯酒。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辣得皱起了眉头，眼里的笑意却更浓了，反复念叨着：“我儿出息了，没辜负部队，没给家里丢脸……”灯光下，母亲的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眼角的皱纹里都盛满了骄傲与满足，那是我见过她最开心的模样。
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了，可那盏煤油灯，我一直珍藏着。它静静地放在我的书桌一角，像母亲一样，默默陪伴着我。每当我拿起笔，就仿佛能看到母亲坐在煤油灯下的身影，看到她那双布满老茧却依旧温柔的手，看到她80岁那年，抚过我军功章时骄傲的眼神。在部队三十多年，退休又十来年，我从来没有一刻懈怠过。天天读书，天天写新闻、写文学作品，早已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总觉得还能做得更好、更努力，只想拼尽全力，不负母亲的期盼，不负韶华。
母亲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什么是坚韧，什么是担当，什么是无私的爱。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隐忍，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而我，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对母亲的承诺，用汗水和努力，在部队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四十多年里，我累计发表了6900多篇新闻作品，包括中国新闻奖在内，拿下了21个新闻奖项，其中3篇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发行。
如今，我的孩子也已经三十岁了，有了自己的事业。每当他在工作中遇到挑战，或者对生活感到疲惫时，他会主动来到我的书房，坐在那盏煤油灯旁，听我讲奶奶如何在煤油灯下缝补衣物，如何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带着我们撸榆树钱，如何在风雨中为我奔波争取当兵的机会，更讲奶奶80岁那年，看到我穿着军装、佩戴着军功章时，那骄傲又满足的笑容。
他听得很认真，眼神里充满了敬佩。他说：“爸，奶奶的故事，比任何道理都管用。她让我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在于他付出了多少，坚持了多久。”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母亲的身影，与我、与我的孩子，在时光的长河里重叠。那盏灯的光，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
那盏煤油灯，早已熄灭了火苗，可它在我心里点燃的光，却永远亮着。它是母亲的温暖，是我生命的航向。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