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禄塞：千年守望 千年回响
作者：刘嘉耘
一
秋风掠过阴山北麓的秦汉长城，仿佛将秦皇汉武的故事卷起又抛下。今天，站在这片厚重而斑驳的故城遗址前，仿佛又听到了两千年前那历史的回响。这里，便是位于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的光禄塞（增隆昌1号故城）——一个被时光稀释却从未在历史长河中湮没的名字。
秦汉之际，北疆不宁，匈奴铁骑时如狂飙般南下，劫掠中原。始皇连六国长城为一体，欲以人工天险阻隔胡马。至汉武帝时，国力鼎盛，不再满足于被动防御，转而构筑了一条由烽燧、亭障、关塞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
太初三年，《史记·匈奴列传》载：“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这道被称为“外城”的军事防线，便是光禄塞的前身。
光禄塞的设置绝非偶然。阴山山脉在此处突然凹陷，形成天然的峡谷道口，匈奴骑兵南下必经于此，正如古人所言“失阴山者，长安危矣”，光禄塞正是卡在游牧文明咽喉处的青铜锁钥。
它扼守漠南通往河套平原的咽喉要道，向北可监视匈奴动向，向南可护卫富庶的农耕区。汉帝国在此筑塞屯兵，既展现了开拓边疆的决心，也体现了以守为攻的战略智慧。
这道延伸至庐朐的军事屏障，与朔方、五原诸郡形成犄角之势。考古学家在塞墙夯层中发现箭镞与戍卒遗骸时，仿佛听见了当年“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的浩叹。
史载，匈奴南下，"至光禄塞辄返"，是对整个防御体系的畏惧和对文明秩序的遵守。无论是“落日长城古戍楼”的吟咏，还是“跨墙连营三十里”的督建，都在延续着光禄塞的使命。不同时代的守塞人用同一种姿态面北而立，他们的脊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
二
汉朝的边塞政策绝非简单的闭关自守，而是兼具防御与交流、隔离与互市的双重功能。这些塞墙不仅是军事防线，更是文明的分界线——墙内炊烟袅袅，稼穑井然；墙外牧歌悠扬，马蹄声碎。
在光禄塞这样的边城，汉朝军人、官员与匈奴等游牧民族进行着持续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边疆文化。
汉朝的边疆政策充满辩证智慧：一方面“筑城以守，屯田以养”，另一方面“羁縻以柔，互市以通”。光禄塞同时具备军事威慑与经济交流双重功能。
考古发现证实，塞城内不仅有兵器库、烽燧台，还有官署遗址和市集痕迹。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使汉朝建立起多层次的边疆体系——长城为血肉，塞城为骨节，戍卒为血脉，而和亲互市则是润滑剂。
军事上，光禄塞是长城防御体系的前哨。汉代边塞实行烽燧制度，“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一旦发现敌情，烽烟相继，消息一日千里可传至长安。戍卒们“望烽火而进，听鼓角而退”，组成了一道有机的防御网络。
政治上，光禄塞是汉朝经营北疆的行政中心。这里不仅是驻军之地，还设有管理边境事务的官吏。他们处理民族事务，颁发过关文书，维护边境秩序。汉朝通过边塞体系，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展现了“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
经济上，光禄塞是边境贸易的枢纽。汉代在边塞设立关市，允许汉匈双方在官方监督下进行交易。“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与匈奴盟”，这三项措施共同构成了汉朝边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关市贸易，中原的丝绸、粮食、铁器与草原的马匹、皮毛相互流通，满足了双方的经济需求，减少了军事冲突的动力。
《资治通鉴》记载：“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这番景象，与光禄塞这样的边塞设施密切相关。汉朝在边境地区实行屯田制，光禄塞还体现了汉朝屯田实边的战略思想。戍卒们战时执戈，闲时耕田，“皆耕田积谷”，实现了部分粮食自给。这种军民一体的屯田制度，既解决了军队粮草问题，又开发了边疆经济，还将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推广至边疆地区。
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评价汉朝的边疆政策：“至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道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光禄塞正是这一宏大战略的实物见证，它展现了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和边疆问题的卓越智慧。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光禄塞不仅是汉朝的边塞，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标。
三
光禄塞见证了许多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其中最为动人的，当属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
竟宁元年春，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宫女王嫱——即昭君——慷慨应诏，“请掖庭令求行”。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赐单于。
我常想象那样一个场景：昭君车驾北行，至光禄塞时，必曾回首南望。塞上风沙扑面，她或许轻轻拂去琵琶上的尘埃，弹奏起故国之音。戍边将士肃立两旁，目送这位弱女子肩负起万千将士共同完成的和平使命。汉宫秋月已成追忆，等待她的是塞外风雪和不可知的命运。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的《咏怀古迹》道尽了昭君出塞的悲壮与苍凉。但昭君出塞的意义远不止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她为汉匈之间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这是历史上罕见的长久和平期。
昭君经光禄塞北去，不仅是一条和亲之路，更是文明交流的通道。中原的丝绸、铜镜、礼仪制度经此传入草原；匈奴的马匹、音乐、毛皮技艺也经此进入中原。光禄塞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其意义早已超越军事要塞的范畴，成为民族融合的象征。
在昭君之后，光禄塞继续见证着边塞的烽火与和平。东汉时期，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汉，光禄塞又成为安置降胡的前沿据点。不同民族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共同书写着北疆的历史。
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云：“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但昭君出塞的故事为铁血边关添了一抹柔色。清代诗人郭润玉写道：“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美人。”当月光同时照亮光禄塞的城墙和匈奴的穹庐，两种文明终于在战争间隙找到了对话的可能。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道出精髓：“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但这种和平从来以实力为后盾。当我们在遗址中发现大汉王朝的攻防设施后，仿佛听见历史在诉说：真正的和平，往往需要先拥有终止战争的能力。
四
在中国历史上，长城从来不是绝对的隔绝线，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接触带。两种文明在此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光禄塞作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大量内迁，与汉族融合。光禄塞所在的河套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唐代诗人王昌龄笔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边塞，已经不再是严格的分界线，而成为了大唐多元帝国的内部景观。
辽金元时期，光禄塞虽已失去军事价值，但其象征意义依然存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带来了游牧文化的元素，与中原农耕文化深度交融。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将草原与中原纳入同一行政体系，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
明清时期，长城防线再次受到重视，但此时的边塞已经不仅是军事设施，更是贸易口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茶马互市”繁荣发展，汉蒙藏等民族通过边塞贸易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从汉唐至明清，光禄塞的烽火台始终未曾熄灭。每当狼烟升起，塞城内外的各族军民便共同执戈守城。“塞守者非为己也，为天下也”，这种超越族群的共同守护，正是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早期实践。
光禄塞目睹了这一切变迁。从军事要塞到民族桥梁，它的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转变，但始终是连接中原与草原的重要节点。今天，我们站在光禄塞遗址前，看到的不仅是断壁残垣，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见证。
五
“守望相助”这一理念，自古有之。《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语。在边疆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守望相助更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站在光禄塞的废墟上，我思索着“守望”这一概念的古今之变。
古代的守望，是戍卒登高望远，守土卫疆；今天的守望，则是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文化尊重。
两千年前的守望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循环——从军事防御到文化交融，从物理屏障到心灵纽带，光禄塞的土墙最终化作民族精神的坐标轴。
光禄塞的狼烟升起时，往往是汉帝国边疆政策调整的前奏。从卫青霍去病的“犁庭扫穴”到呼韩邪时期的“羁縻怀柔”，这座塞城始终是汉朝北疆政策的温度计。“筑塞固守”与“和亲通好”，在光禄塞得到辩证统一。这里既有“明火执锐”的军事准备，也有“关市贸易”的经济往来，这种刚柔并济的治边智慧，使长城不再是隔绝的屏障，而是文明交流的媒介。
站在塞墙遗址最高处眺望，可见阴山山脉如巨龙蜿蜒护卫着河套平原。正是光禄塞这样的边塞城池，用千百年的守望凝聚起“天下一家”的共识。历代戍边将士与游牧民族在此碰撞融合，最终共同编织成中华民族的多彩锦缎。
站在光禄塞遗址上，我思绪万千。这座古老的塞城，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所承载的“守望”精神，却穿越时空，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光禄塞的军事守望，到今天各民族间的相互守望，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对和平、安宁、发展的共同追求。这种守望，不再是警惕的军事戒备，而是互助共赢的责任担当。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塞城”需要守护，都有属于自己的“边疆”需要开拓。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守塞人”，肩负着各自的使命与责任。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光禄塞的残垣断壁上，给这些古老的土墙镀上了一层金色。我忽然明白，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光禄塞的守望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归途中，我反复品味着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情怀，与光禄塞守边将士的担当精神何其相似。不同时代，不同岗位，但那份对家国的责任、对使命的坚守，却是相通的。
光禄塞静默不语，却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守望是一种使命；相助是一种精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唯有守望相助，方能携手共进；唯有铭记使命，方能开创未来。
作者简介：刘嘉耘，现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人大副主任。内蒙古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内蒙古文物学会理事、内蒙古长城保护研究会理事。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等报刊杂志。《水，黄牌亮起》等27篇各类作品分获全国、自治区各级各类评选一、二 、三等奖。被评为全国文旅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个人。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