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酒仙
郭松
酒仙一词，最早见于白居易的《对酒》诗：“赖有酒仙相煖热，松乔醉即到前头。”这一诗句以“酒仙”形容嗜酒之人，奠定了这一称呼的文学基础。
李白因“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形象，成为后世“酒仙”的代表。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将李白与刘伶、贺知章等并称“酒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称呼的文化认同。
酒仙，从字面上理解，是嗜酒成性、人酒合一的神仙，是对能饮酒、善饮酒、常饮酒之人的称呼。是那些酷爱喝酒，酒量非凡，豪饮不醉，豪放不乱，才华横溢，潇洒飘逸，彬彬有礼之人。酒仙饮酒，讲究风度仪态，善于把控酒局，不愠不躁，不急不慢，吟诗品酒，斯文儒雅，不会喝得面红耳赤、满头大汗、敞胸露怀、狂呼乱吼。
在我的见识和想象中，酒仙大约有三个特征：一是因酒而生。仙有多种，除神话和小说中虚无缥缈的，生活中确有诸路仙人，在某个领域潜心修炼、长期熏陶、磨砺打造之人。酒仙无疑是生于酒、精于酒、成于酒、融于酒的饮者。二是崇尚老庄。神仙是道家的词语，酒仙是信仰道家思想的。与儒家积极入世、佛家看空尘世不同，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追求自由自在。三是本领高强。既然是神仙，就有超凡脱俗、异乎常人之处。酒仙也一样，无论酒场内外，都有不凡的言行和本领。
人人都说神仙好，并非谁都成得了。历史上饮酒之人如恒河沙数，能成酒仙者寥寥无几。若要成酒仙，既要有天赋异禀，又要有一世修行，还要有机缘巧合，一般人很难兼得。若要成酒仙，必备四个条件：
一、天生好酒，情有独钟。酒仙对酒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亲和感和亲密感，只要有机会，就不放弃饮酒。不在乎酒的产地、品质、档次、包装等，也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只注重饮酒带来的感受，只求通过饮酒达到心愉情畅、物我两忘的境界。在酒仙看来，饮酒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不会刻意追求得道成仙，不会意识到啥时成酒仙。酒仙明知饮酒可能伤身，但对酒一往情深，不改初衷。
二、酒量较大，很难喝醉。既为酒仙，当然有量，且能豪饮。饮酒时浅酌的人，无论素质多高，本事多大，都不能称为酒仙。酒场上，酒鬼、酒徒不可怕，一上桌就明火执仗地斗酒，大家知道他（她）是酒鬼，防着他（她）、让着他（她）、躲着他（她），构不成威慑，倒是酒仙不可小觑。猜不透他酒量，较上劲后，怕认输丢面子的人会倒霉。在酒场上，倒退就是前进，明知不行，还要硬拼，岂不找死？及时撤退，至少不醉。酒仙很少参与酒战，喝的是山水情怀，怡情悦性，神魂投缘，除非自己想醉，没人能把他喝醉。不能说酒仙的酒量无限，只能说酒仙确实能喝，很少见酒仙喝倒过，酒仙的酒量是谜一般的感觉。
三、酒风端庄，神态飘逸。酒仙心无旁骛地关注酒、品尝酒、体验酒、研究酒、感悟酒，追求内心对酒的感受，有瘾不掩饰，量大不矜夸，能饮不虚推，尽兴不狂喝。不在乎酒以外的凡物俗事，情感和思想不会受外在环境的左右，不关注小节，不遵循常规，潇洒飘逸、风流尔雅、随性散漫，饮中君子。酒能焕发人的激情，促进大脑兴奋，长期饮酒之后，酒仙形成异乎常人、不拘常态的风貌和行为，成为隐士或另类，在入世与出世、醉生与梦死间徘徊、轮回。酒仙有仙风道骨，能在酒场饮无声，吟如泉，泰然自若，仙来仙去。喝得杀气腾腾、捶桌拍椅、东倒西歪、胡言乱语的人，酒量再大，喝得再多，也不算酒仙。
四、酒才双绝，相得益彰。酒仙天生聪颖，悟性极高。无论对人对事，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洞见，更卓越的预见。酒仙思维敏锐，思想解放，对社会和现实有真知灼见，许多人以与酒仙同饮为幸。天赋异禀或长期修炼，酒仙有一门或多门远超同辈又颇具个人特色的技艺，或文或武，或术或道，才华横溢，让凡人赞羡不已、瞠乎其后。酒仙的才能服从于个人兴趣而非经世致用，多集中在一些偏僻领域，如花鸟虫鱼、棋琴书画、写诗作文等。酒仙的饮酒与才艺同时精进，相互促进，使其本领不断提升，不断蜕化，超凡脱俗。
我敬佩酒仙，但成不了酒仙。我喝酒图个热闹、图个气氛，只能算个“酒公鸡”“酒叫驴”。这般酒性，喝酒来势汹汹，酒力有头无尾，时常丢盔弃甲。按民间说法，饭撑傻瓜蛋，酒醉聪明汉。我与酒仙不是一个档次，绝对不是酒仙的对手，常对酒仙敬而远之。
古代诗文中，多见“酒仙”二字：白居易《对酒》诗之三：“赖有酒仙相暖热，松乔醉即到前头。”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石曼卿）饮酒过人，有刘潜者，亦忠义之士也，常与曼卿为酒敌。闻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遂往造焉，对饮终日……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丘逢甲《游罗浮》诗之八：“住世为酒人，出世为酒仙。”这些诗句，都是对酒仙的描述。
刘伶是古人认可的酒仙，其饮酒的传说首推“杜康造酒刘伶醉，一醉醉了整三年”。杜康是酒的创始人之一，是酒圣，刘伶专喝他酿的酒，是酒仙之辈才有的资格。有史料说，杜康即是少康，少康是传说中夏国的国王。而刘伶生活在西晋时期的沛国，这“杜康造酒刘伶醉”是否有些“关公战秦琼”之谬说？不过这也不难解释，可以理解为杜康造的酒保存到晋代，刘伶喝的酒是杜康酿造的。甚至还可设想，在灵魂自由的仙界，刘伶慕名寻到造酒老祖杜康，杜康的酒将刘伶醉倒三年。古人有“学说”，仙界一天，凡界一年，这凡界三年的说法，在仙界只不过是三天罢了。
刘伶的“一醉”真能“醉三年”吗？可惜从古至今没有一部专写饮酒的著述，而且历朝历代对饮酒褒贬不一，鲜为饮酒者立传。想要说清刘伶每日饮酒的次数和每次的酒量，无据可查。
不过有史料说，刘伶在青少年时代不太饮酒，否则，他无法当上建安参军。也许是后来参军当腻了，或者看破红尘了，竟对朝廷发出谏言，大嚷大叫要推行老庄思想，推行“无为而治”。不但没使皇帝“无为”，倒使自己被以“无为”之名，摘去了头上的官冠。
以有限的史料推测，刘伶的酒缘应该是在他被罢免之后结下的。原本他骨子里浸透了“无为”思想，罢免后又真的无处可为了，于是放荡竹林，饮酒作诗，自恃清高，留下千古酒名。
刘伶有个饮酒故事和老庄的人生观极为相似，传说刘伶出游在外时，曾让仆人扛把锄头跟随其后，并叮嘱：“我在什么地方醉死，就地把我埋了。”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视死如归的酒仙之气。
刘伶的酒真的喝过头了，不但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地位，也使他空挂了“竹林七贤”之名，没有留下一篇让后人叫绝的佳作，只留下一个流传千古的“酒仙”之名，或褒或贬，评说不一。比起芸芸酒众，此“酒仙”之名多少能令后辈酒人顶礼膜拜，也不枉他用美酒抛洒人生一场。
李白也属酒仙之列，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酒，便没有辉煌文学史的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便是佐证。有人赞：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酒这东西，能让人灵光闪现，灵感大发，如茫茫黑夜看到流星，于无声处听到惊雷，空谷传来故人的足音，航海中看到灯塔的闪光。李白的酒诗，也许是酒之灵光穿透心脑的硕果。
李白常头戴峨冠，腰佩长剑，游走在崇山峻岭之间。他不同于其他游侠道士，不必在腰间挂只酒葫芦；他是富二代，有金银供其花销，走到哪里，喝到哪里，用不着酒葫芦。就像今人包里揣张银行卡，或装一沓人民币，哪还需要背着一坛酒去旅游？李白不喜欢独饮，每到一处，散金结友，吆五喝六，饮酒作诗，喝的美酒无数，写下的美诗也无数。
李白的才气、酒量传到京都，皇帝也认可他是天下奇才，下了三道诏书，征他入京。这位诗仙加酒仙虽然傲视权贵，但也是人，也想有个展示才华的平台，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临行前，置酒一席，呼朋唤友，以示庆贺，并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长歌而去。
李白没想到，皇帝没有重用他的意思，更不会让他参与朝政，论说国是，只想让他在酒歌醉舞中填几句“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的诗词，以供消遣，逗乐玩耍。尽管如此，李白也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时常带醉上殿，一诗惊四座，连贵妃都不得不侧目相看。
毕竟皇帝有皇帝的事，不可能终日消遣，不需李白终日侍候身边，便给李白留下不少饮酒交友、举杯吟诗的空闲。这狂傲的才子经常出现在长安街头，出现在文人墨客酒桌旁，与“四明狂客”贺知章等人结成“酒中八仙”。得意的生活令他时常回忆“昔日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的日子。
宫廷中尔虞我诈、腐朽荒淫的生活，使李白这清风奇骨、恃才傲物的诗人实在难以忍受，忍受的过程就是积累愤怒的过程。他在一次酒后做出让皇帝无法容忍的事：他竟然把脚伸出去，让权宦高力士脱下靴子，故意侮辱这不可一世的人物。权极一时的高力士可不是吃素的，李白的朝靴让高力士脱下后，岂能再让李白穿到脚上？李白只好向皇帝打了辞职报告，离京而去。
李白喜诗、喜酒，爱月下饮酒，酒后作诗，诗中有月有酒，酒中有月有诗，月下诗情酒意。如果说《月下独酌》还带有表层无聊醉酒的意味，《将进酒》则表现出他内心与世沧桑同愁苦悲哀，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已经不仅是悲叹人生“奔流到海不复回”和“朝如青丝暮成雪”了。即使在“万古愁”难销的时候，诗酒之仙仍然表现出宏大气势，也蕴涵着一种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面是“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信心满满，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壮志凌云；另一面是“但愿长醉不复醒”的人生失意，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对功名富贵的蔑视。
唐代的贺知章、李王进、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曾被称之八位酒仙，并且仙出了大名。杜甫还为他们写下了《饮中八仙歌》。这八位诗人之所以有资格当酒仙，不全因他们酒量大、功底厚、仪态好，还因他们满腹诗书、思维敏捷、不落尘俗。饮酒时可吟诗、可作文、可挥毫、可谈佛、可奏乐、可雄辩，风流倜傥，令人拜服。我想，这是他们做酒仙的根本，若欠这些，就只配做酒徒。用通俗的话说，没文化的人，哪怕有喝断长江的酒量，也不能称为酒仙。
东晋十六国的北燕国君冯跋，以“饮酒一石不乱”的纪录稳坐帝王酒量榜首。《晋书》记载，一石约20升，相当于现在32瓶啤酒，古代酒精度数有10-18度。冯跋饮酒后仍能保持清醒，治国理政毫无差错，堪称史上不迷糊的“酒鬼皇帝”。
三国东吴郑泉对酒堪称痴迷，他梦想拥有一艘装满五百斛美酒的船，醒醉交替，永不停饮。临终前更嘱咐家人：“将我尸骨烧成陶土，制成酒壶，永浸酒中！”这般执念，连以豪饮闻名的孔融都甘拜下风，民间遂有“北孔融，南郑泉”之说。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身为僧人却嗜酒如命，自称“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他常醉后挥毫，在屏风、衣袍上肆意泼墨，甚至有人为求其字，穿白袍冒充“人肉屏风”。张旭与他并称“颠张醉素”，二人以酒为媒，将书法推向癫狂之境。
“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隐居后以酒疗愈仕途失意。他常邀客共饮，醉后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尽显率性。更令人唏嘘的是，他因酗酒导致五子智力低下，却仍叹“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将酒与命运捆绑，道尽文人苦闷。
竹林七贤的阮籍，以醉酒逃避政治迫害。他听闻步兵营藏酒三百斛，主动求官“步兵校尉”，只为畅饮。醉后驾车至绝路痛哭的“穷途之哭”，更是以酒为盾，抒发乱世文人的无奈与悲怆。
有人说：“酒放在瓶子里老实，放在肚子里就不老实了”，还有人说：“喝酒前，人是正经人，酒是不正经；喝完酒，人是假正经，酒是真正经。”不管老不老实、正不正经，酒还是少喝为好。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