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恢复高考
郭松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恢复高考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570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参加高考。在这之前，高考已在中国消失11年。这一年高考，凝聚了太久的希望，不仅是简单恢复一个入学考试，而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起实行高考制度，但在“文革”开始不久被废止，高校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下放到“五七”干校。1970年，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但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不经过文化考试，基本靠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曾想先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学生进大学，但因不久他被打倒没能实现。
“文革”结束后，教育怎样搞、大学怎样办，全社会都在关注。邓小平看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现在是后继无人！大学、中学、小学质量很低。教育脱节，没有来源”，他很是焦急。深知“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下决心“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他一复出便自告奋勇，向中央请求分管科技、教育。此时，他对于科教领域拨乱反正，包括恢复高考制度，已有全面深入的考虑。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全部职务几天后，就在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负责人谈话中提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教育部将体现这一精神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报送国务院。同年8月，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一开就是5天，邓小平自始至终主持会议。他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考试制度这一套要研究好，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作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还问到会专家：“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要按提高的标准重新编教材，要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不能尽是些陈旧的东西。首先在重点大学试用，然后推广。”
邓小平鼓励与会专家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随时插话。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鼓起勇气，率先站出来表达意见，他直言不讳，慷慨陈词，提出现在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建议立即恢复高考：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共鸣，吴文俊、王大珩等也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邓小平问坐在旁边的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刘西尧回答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拍板改变现行招生办法。他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招生报告已报国务院，邓小平说：“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有专家建议不再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表示这个建议好，但他提出去掉“单位同意”这一条，他说：“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再次明确：“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立即研究，很快起草形成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称：“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包括寒假）。”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其他中央领导，并写下批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圈阅同意，1977年恢复高考基本确定下来。
接下来的操作过程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进一步推动，即使中央领导层已达成共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还是不可能办到的。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考试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革”前17年教育路线等问题上，与会者分歧很大，一时间争执不下，议而不决，会议开到中秋。为何改革招生制度如此艰难？根源在于依然没有摆脱“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具体到教育领域，人们被“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束缚着。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是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事情。
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是“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尖锐地批评说：“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在邓小平的有力推动下，招生工作会议几天后就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的新的招生文件《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基本定稿。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两天后，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文件很快经邓小平亲自指导修改，由国务院正式转发。恢复高考终于尘埃落定。
1977年冬，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在全国各地进行，570万热血青年怀揣着对美好明天的希冀步入考场，其中27.3万人被录取；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机关、学校青年工作人员。紧接着1978年夏，全国610万考生参加高考，其中40.2万人被录取。
恢复高考已经成为一件值得纪念的历史性事件，这一在教育界看来似乎平常的事情，在当时承载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使命，引发的震动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当时即显现出来，后来也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恢复高考是“文革”后中国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全社会走向新秩序的开始。中国教育、中国社会能一路快速发展走到今天，恢复高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经受“文革”重创十年之久的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启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教育领域。尤其是亲身经历“文革”高考制度“断裂”以及恢复高考的人，对高考制度的恢复有说不尽的“感恩情结”。恢复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轨迹。
曾有媒体评选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恢复高考名列前茅。今天回过头来看，恢复高考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的回归，也不仅仅是恢复高等教育秩序的一个举措，而是明确预示了中国社会开始回归秩序，回归发展。从七七级第一批大学生入校开始，不仅学生们分秒必争，刻苦学习，教师们也一下子焕发了青春，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学术研究中来，大学又成为培育英才、潜心治学的家园。恢复高考不仅很快挽回了“文革”造成的损失，甚至还冲破了“文革”前一些“左”的禁锢，搞科研不必再担心“白专道路”的指责，探求真理也不再担心被“扣帽子”、“打棍子”。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学子走出校门，带着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和思考，带着他们的责任和梦想走向社会。高考制度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汇聚了生力军，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智力支撑。
恢复高考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基本价值是顺应了社会公众对于人才观念的认同，重建了价值体系和观念。“文革”十年废除高考，排斥文明、打击迫害知识分子，不仅破坏了教育秩序，更为严重的是使人们迷失了方向，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恢复高考使沦为“文革重灾区”的学校，从长达十年的破败、混乱中开始步入正轨。恢复高考为年轻人实现理想铺垫了一条公平之路，激发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恢复高考还使知识分子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蕴藏在心底的那种爱国热情、探索真理的激情一下子爆发出来。
恢复高考的意义是多层面的，从狂热到理性、从政治面貌标准到知识水平标准、从依靠出身成分到仰赖个人努力等，无不体现着恢复高考对社会转轨的巨大牵引力和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从国家的发展重心、人们的追求目标到百姓的婚嫁取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恢复高考念念不忘的大都是亲历者和受益者。今天的青年尽管也通过高考读完大学，但他们没有对高考的“感恩情结”，认为高考是读书成长必经的一个环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的记忆里，高考和小学时过重的书包、过多的作业，初中时激烈的竞争，高中三年昏天黑地的学习、复习、鏖战相关，引不出什么激情的回忆。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