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文人的天堂
郭松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中国学者、作家余秋雨也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宋朝，华丽却略带凄婉，繁华却不失浪漫。早先念柳永的《雨霖铃》，甚迷他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将离别的心酸，情意的绵长，描绘得淋漓尽致。都说宋朝文人风流，比如柳永，《雨霖铃》虽为妓女所作，可表达的感情却真切。在宋朝，妓女琴棋书画、能歌善舞，常与词人对饮赏诗。如果活在宋朝，做柳永，素手为浆，宣纸为舟，荡漾在蓝天碧波，与佳人品茗赏景，笔墨添香，唱尽儿女情。
说起宋朝的妓女，不免想起李师师。四岁亡父，落入娼籍李家，因为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芳名远扬开封城。她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淡淡的忧伤，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轻描淡妆，着实迷倒众人。宋徽宗曾用“远山眉黛长，细柳腰支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来形容李师师，可见她不一般。如果活在宋朝，与其丝弦弄音，霓裳轻舞，舞裙歌板尽情欢，琵琶弦上说相思，岂不妙哉。
宋朝，有江南的淫雨霏霏，也有荡气回肠的战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挥刀直击胡虏，踏破贺兰山缺。”的场景，让人想起辛弃疾，第一次读他的《破阵子》，念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已泪眼婆娑。若在宋朝，定做辛弃疾那样的男儿，放却心底百般柔情，以血拼，以命搏，夺回我神州山河。
战争硝烟弥漫，国运艰难的年代，骚人墨客慷慨愤世，哀戚低吟，凄咽苍凉，感喟肠断，这些亦真亦幻的情愫，渐渐在朝代的更替中落尽。那些潜藏的魅力，那些时代的印记，凝成一卷卷文字，酿成一壶壶醇酒，甘甜苦涩，百读不厌。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将门，靠武力平定天下，但他知道一个道理，可以在马上得天下，而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他想重用文人、以文治国。在五代，造反叛乱的、篡位夺权的，都是手握兵权的武将，而文官没有这个能力。赵匡胤曾经说过，文官出问题，最多是贪污受贿，一百个文官，也顶不上一个武将。文官会乱政，但不会亡国。
赵匡胤建立宋朝，特别是基本统一天下后，对武将充满猜忌和提防，想方设法降低他们的地位，限制他们的权力，而对文官比较信任，也比较放任，文官的待遇、地位都高于武将。文官是在读书人中产生的，读书人的地位自然也随之提高。
赵匡胤除了在朝廷提倡读书，还在社会上清除五代时期的戾气，推行教化。他大力推广儒学，尤其用儒家思想培养人们的忠君意识。赵匡胤下诏，要求各地建孔子庙、塑孔子像，还亲自撰写孔子的颂辞，宋朝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
人们读书的最大动力，是入仕做官。赵匡胤重视并积极推行科举考试。唐末以来，由于朝廷腐败，考场充满黑暗，赵匡胤严加整顿，革除弊端，有时亲自主持殿试，还增加了复试制度，堵塞了漏洞，保证了考试质量，使一批人才涌现出来，为文治天下奠定了基础。
宋朝读书人受到优待，与太祖碑誓有很大关系。他为后代子孙立了几条誓言，刻于碑上，藏于太庙，要求世代遵守。记载最详细的是陆游的《避暑漫抄》：公元962年，赵匡胤秘密镌刻一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称为誓碑。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上刻三条誓言。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了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中赐死，不能公开斩首，也不能连坐家人；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此誓者，天必殛之。
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夹室上锁，任何人不得观看，只有在祭祀或者新皇帝登基的时候，皇帝由一名不识字的小太监引领，进入夹室，焚香跪拜，面对誓碑默诵。其他人概不得入内。
誓碑如此神秘，大概赵匡胤认为，这是皇帝的底牌，不能广为人知，以防止读书人和柴氏子孙放纵，也担心武将和其他人感到不平。直到金国灭掉北宋，打开太庙之门，誓碑才大白于天下。
《避暑漫谈》属于野史笔记，不一定可信，但是，《宋史》在《曹勋传》中，也记载了誓碑之事。曹勋是北宋官员，随宋徽宗一起被金人俘虏。宋徽宗对曹勋说，他肯定是回不去了，曹勋如果有机会回到宋朝，就转告新皇帝，“太祖有誓约藏于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曹勋后来回到南方，将誓碑之事告诉宋高宗。
有人对太祖碑誓提出质疑，认为不一定是真的。不过，从宋朝三百多年历史来看，确实比较优待柴氏子孙，尤其是十分优待读书人。太祖碑誓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宋朝复兴儒学，实行优待读书人的政策，把文化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经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曰：“道理最大。”赵匡胤称赞不已。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有一天，宋太祖拿着弹弓在后花园打鸟，一大臣称有急事求见，太祖接见他，谁知大臣奏的不是什么大事。太祖生气斥责他，大臣不服气，随口回答：“我认为我说的事比打鸟重要。”赵匡胤闻听大怒，随手操起柱斧柄打在大臣的嘴上，顿时牙齿被打落两颗。这大臣也不多说，附身把牙齿捡起来，放入怀中。赵匡胤骂道：“你把牙齿留起来，是打算控告我吗？”大臣回答：“臣当然不能告陛下，此事自有史官记录在史书上。”赵匡胤一听马上换了笑脸，赏赐金帛安抚大臣。赵匡胤不怕史官，宋太祖怕的，是“道理”二字，他立誓要求继任者善待读书人，不得滥开杀戒，阻塞言路。
宋太宗一向自视甚高，自以为文韬武略不亚于唐太宗。《续资治通鉴》记载：李昉担任参知政事时，宋太宗兴致勃勃地对侍臣说：“我比唐太宗如何？”李昉不置一言，轻声吟诵起白居易的《七德舞词》：“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白居易诗中说的是唐太宗时期，李世民放出宫女三千人令其“任求伉俪”，纵死囚归家令其秋后自来领死的故事。此事发生在宋太宗初即位，赵光义的好色是出名的，此时登基不久，正是欲望释放之际，怎肯放出宫女？
白居易的《七德舞词》还赞颂李世民自十八岁收复两京，到三十五岁致天下太平的史实。李昉没有吟诵全诗，完全是给赵光义留着面子。李昉话音刚落，宋太宗马上站起来说：“我不如他，不如他。你的话警醒我了！”李昉一句唐诗当头给皇帝泼了一盆凉水。好在宋太宗算是个明白人，并没有因此怪罪他，后来还提拔他做了宰相。
人们普遍认为苏辙为人谨慎、内敛，不像苏轼那般锋芒毕露爱得罪人，苏辙做到了副宰相（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的高官，岂不知苏辙年轻时，也是个言辞激烈的愣头青。
北宋嘉佑六年，宋仁宗亲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苏辙在策论中极言宫禁之事，抨击宋仁宗荒废朝政，不思进取，好色误国。这篇策论很长，苏辙在制策中指责宋仁宗沉湎声色、滥用民财、赋敛繁重、所用非人，要求宋仁宗“痛为节俭，以宽百姓”。这样直接呈给皇帝的文章，在任何朝代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但宋仁宗并没有怪罪他，反而认为他言之有物，是个宰相之才。
两宋三百多年，在赵匡胤誓言的庇护之下，文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进则安邦济世，退则独善其身。充分的言论自由环境，成就了一批敢讲话、讲真话的士大夫，也成就了一段空前绝后的政治文明。
杯酒释兵权，一场看似平和的酒宴，却悄然扭转了宋朝的历史走向。宋太祖赵匡胤，这位从乱世中崛起的开国皇帝，深刻认识到武力夺权容易，可治理国家仅靠武力远远不够。
在宋朝以前，武将权力过大，朝代更迭频繁，百姓苦不堪言。赵匡胤深知这一弊端，将大量的权力赋予文官，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这一举措，让文人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从朝堂之上的高官厚禄，到地方州县的治理，文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文人墨客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不再局限于舞文弄墨，还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中。
科举制度在宋朝迎来黄金时代，科举考试规模不断扩大，录取人数也大幅增加。与唐朝相比，唐朝的科举录取名额较少，还存在诸多门第限制和权贵干扰。而宋朝则不同，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实行了糊名、誊录等措施，尽可能地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
不管是出身名门望族，还是来自普通百姓，只要有真才实学，就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就像为无数文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成功的大门，每年科举放榜之时，都是京城最热闹的时刻。
那些高中的文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成为家族的骄傲，也成为天下文人羡慕的对象。许多寒门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宋朝的文化繁荣程度，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座高峰。诗词、书画、散文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在宋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诗词方面，宋词与唐诗并称双绝。苏轼的豪放洒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柳永的婉约细腻，“杨柳岸，晓风残月”。他们的诗词风格各异，但都展现了宋朝文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卓越的文学才华。
在书画领域，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独树一帜，他的绘画作品更是精美绝伦。苏轼、米芾等文人画家也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书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据六位。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的散文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还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朝宽松的文化氛围，让文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受过多的束缚。可以针砭时弊，也可以抒发情怀，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宋朝的文人不仅在政治上有地位，在经济上也享受着优渥的待遇。宋朝官员的俸禄之高，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各种补贴和赏赐。宋朝的官员退休后，还能享受一定的待遇，让文人的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
明朝官员的俸禄相对较低，很多官员甚至难以维持生计。宋朝的文人可以凭借着丰厚的俸禄，过上富足的生活。可以购置房产、收藏书画、结交朋友，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种优渥的待遇，也吸引更多人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
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带来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争议。过度重文轻武导致宋朝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在面对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威胁时，宋朝显得力不从心。虽然宋朝也有一些著名将领，但军事才能常受到制约和猜忌。狄青战功赫赫，却因出身行伍，遭到文官的排挤和打压，最终郁郁而终。岳飞更是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成为千古冤案。
宋朝庞大的文官队伍也带来严重的冗官问题。为了安置众多的文人，宋朝设置了大量的官职，导致官员数量过多，行政效率低下。而且，官员之间相互推诿责任，形成一种不良的官场风气。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影响了国家的治理和发展。
宋朝的文化繁荣虽然令人瞩目，但也存在着一些虚浮的现象。一些文人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华丽和技巧上的雕琢，忽视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而且，在文化领域，也存在一定的门户和党争，对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尽管宋朝存在这些争议，但无疑是历史上最适合文人的王朝之一。为文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优渥的生活待遇和宽松的文化环境，让文人的才华得以绽放。宋朝的文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才情，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