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师生在昆明的泡茶馆生活
郭松
民国时期，坐茶馆是昆明人生活的一部分。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为在抗战中传承高等教育火种，一路南迁，来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一些独特文化也在校外形成，比如泡茶馆。
泡茶馆是联大师生的说法，昆明本地人的说法是坐茶馆，联大师生把泡字带到昆明，与本地的生活结合起来之后，便形成这么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这个词汇，指的是长时间在茶馆里泡着。
在联大的新校舍外面，是凤翥街和文林街。两条街都不长，但有十几家茶馆。这些茶馆都不大，没有大茶馆中卖唱、看相的嘈杂，只是私营的小本生意，平时卖些茶水和点心，利润很薄，但能养活一家人。
在凤翥街，有一家茶馆，桌椅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围裙。卖茶用瓷壶，不用盖碗，昆明茶馆一般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前过，伸头看看茶馆里坐的师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
在文林街，也有一家茶馆，卖茶用玻璃杯，不用盖碗，也不用壶，不卖清茶，只卖绿茶和红茶，茶桌上还铺有玻璃。在这样桌子上，打桥牌再适合不过了，到这家茶馆喝茶的师生，大都是来打桥牌的。
茶馆的老板，对联大师生大都客气。学生很穷，没几个钱，往往一坐就是一天，消费仅仅是一盏茶和几块点心，但老板从不赶他们。凤翥街上一家茶馆的老板，对待联大师生异常亲热，师生也乐于到他这里消费，有的学生还可以在他这里赊账。
联大学生泡茶馆，看似有点悠闲，但可以在茶馆完成除听课之外的活动，比如写作业、看书，甚至是考试。联大学生到茶馆，大都是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大都在茶馆里。联大学生到茶馆很少不夹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时考试并非课堂笔试，有些学生就把考卷拿到茶馆里，答好再交上去。
联大在物质上是很困难的，学生宿舍不仅少有桌椅、窗户，而且还没有电灯，学生几乎无法温习功课。茶馆看上去不大，但有电灯。许多学生在这里看书，一坐就是一天。有的学生，连盥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在不上课的日子里，一起床就到茶馆来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到了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完了再回来，又是一碗茶，然后等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茶，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书，回宿舍睡觉。
那时候，昆明的茶馆有四种——清饮茶馆、播音茶馆、清唱茶馆和说书茶馆。清饮茶馆专卖茶水，昆明大部分茶馆是这种。播音茶馆是在卖茶水时，会播放歌曲、京戏、滇戏和新闻等以供茶客娱乐。清唱茶馆，昆明人称为“乱弹”茶馆，一群戏剧爱好者聚在一起自娱自乐，唱戏演出不收费，还可以为茶馆招揽生。说书茶馆，或者叫评书茶馆，一般规模比较大，茶馆的茶客多是底层人，到茶馆里来听故事。
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只要踏进茶馆，就可以光着膀子盘腿坐着。茶馆是本地人主要的休闲去处，但在联大迁到昆明之后，这里出现了一批新的茶客。当时，联大图书馆是整个学校唯一可供学生自习的地方，然而这座图书馆只有不到两百个座位，联大却有两三千名学生。
每个班级没有固定的教室，学生如果需要自习，就得到各个教室找空位。联大四十人一间的宿舍，更没有学生学习的条件。联大校舍里用电不稳定，经常停电，学习只能点油灯。学生的油灯是在一个小盘子里放一根点着的灯芯，不怎么亮，还会冒烟。图书馆座位不够，教室、宿舍条件简陋，在这种情况下，联大学生找到学习的新去处——茶馆。
对经济条件不宽裕的联大学生来说，茶馆是学习、写作、讨论时局的好去处。当时昆明流行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不是每家茶馆都会对学生大开方便之门的。当时在昆明，茶馆老板对联大茶客有不同的态度。在距离联大最近的凤翥、文林两条街上，“德全茶社”“顺记茶社”和“德记茶社”的茶客，有半数以上是联大学生。
这些茶馆一般提供一些地瓜、花生或小点心，老板清楚联大学生的生活处境，也能体谅这些学生的“流亡”生活，并不介意这些茶客长久泡在茶馆里。但在另一些茶馆中，联大学生就没有那么受欢迎了，有时说些闲话、给点脸色，或故意把灯光调暗、停止给学生加水。每个茶馆不过几十个座位，又要用电、又要用水，考虑到经营成本，老板就担心，一坐就几个钟头却不花钱的学生让茶馆亏本。
与在茶馆闲聊的市民不同，对联大的学生来说，茶馆是代替自习室的学习之地。巫宁坤曾在《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中回忆在联大的茶馆生活：“我们一边饮茶，一边虔诚地诵读一部又一部文学经典，在茶香水气里领受心灵的洗礼。我们坠入沈从文描绘的如诗如画的《边城》，倾听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如醉如痴，流连忘返。有时竟忘了回食堂去吃饭，只得用花生米来充饥。”
昆明市民在茶馆里谈天说地，联大学生却在茶馆里对学术问题辩论不休。杨振宁曾回忆说，当时激烈争论的学生，常是茶馆中最喧闹的一群人，在茶馆中“无休止地争论物理学上的问题”，如果这时有老师在场，还会看到争个“面红耳赤”。茶馆成了联大学生的社交沙龙，在这里找到不同于市民的娱乐，比如校友会、同乡会、社团讨论会等。
在老舍的小说《茶馆》里，会张贴一张纸条提醒茶客“莫谈国事”，虽然昆明茶馆里也有这样的纸条，但丝毫不能阻止联大学生畅谈政治时局。当时，传遍全国的《茶馆小调》就出自昆明茶馆：“老板说话太蹊跷，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呀，越睡越苦恼呀，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谈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
巫宁坤回忆道：“凡是联大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没上过泡茶馆这门大课的。新校舍因陋就简，仅有一个图书馆，座位有限；宿舍四十人一间，没有书桌；课外活动几乎等于零。于是，学校附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联大的学生，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各得其所。”
昆明的茶馆，成了当时联大师生的乐园。许多学生的作业、论文在茶馆里完成；许多教授也在茶馆读书、授课、批作业。赵瑞蕻回忆当年联大教授泡茶馆的情景：“我记得燕卜荪先生喜欢独自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
金岳霖常与沈从文在茶馆辩论，一壶茶、一支烟，从庄子谈到康德；曾昭抡在茶桌上推导公式，茶渍与墨迹浸染稿纸。费孝通通过茶馆里的市井对话，记录云南民俗，为《乡土中国》积累素材。闻一多批改学生论文时，携一壶浓茶。汪曾祺代写李贺诗评，闻一多读后击节赞叹：“此作比汪生平日文章更佳！”遂在茶馆中邀汪共饮，以茶代酒庆贺。
金岳霖因眼疾常年戴帽，后配一副“一白一黑”镜片的眼镜，常在茶馆里边饮茶边授课，学生笑称：“金先生的茶雾与逻辑迷雾一样深邃”。华罗庚将茶馆变为讨论室，用茶碗摆弄几何模型，推导出《堆垒素数论》的公式。他戏言：“普洱茶提神，胜过咖啡三倍”。雷海宗在茶馆讲授《中国通史》，以茶喻国：“茶叶沉浮如民族命运，终会沉淀出清透本色”。潘光旦通过茶会探讨“乡土重建”，将茶杯比作“微缩的中国乡村”。梅贻琦以茶道阐释教育理念：“茶叶需经杀青揉捻方成佳茗，学问必经困顿磨砺乃见真章”。
汪曾祺将茶馆见闻写入《泡茶馆》：“昆明茶馆的烟火气，教我懂得了何为生活与艺术的平衡”。杨振宁晚年回忆：“茶馆里的讨论，教会我如何于混沌中寻找物理学的对称之美”。
联大教授以茶为媒，于市井茶馆中构筑起学术的象牙塔。茶盏中升腾的不仅是水汽，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对文明的坚守。正如纪录片《九零后》所铭刻：“他们的茶香与墨香，早已渗入历史的肌理，成为永恒的精神图腾。”
有一些昆明茶馆的文字：“你就在这样可爱的茶馆里静静地喝茶。你身边极平和地吹着清凉的风；你脚边就极文雅地流着翠湖的碧绿的水……晚上，这些茶馆还请了几个人清唱滇戏，也有锣鼓，也有胡琴”。“不用门票，楼上沏杯茶……穷学生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廉价书斋！”
战时昆明茶馆，有人这样写道：“茶馆的顾客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有长衫商人之流，有短衣工人之类，有公务员，有大中学生”。“茶馆里一坐，干什么的都有：或读书或看报；或演习题或做文章……在茶馆召开校友会、同乡会、某系迎新会、某社团讨论会，有的甚至课外兼差，给人授课地点也在茶馆里”
抗战爆发大量人口内迁，昆明的茶馆“由三十几家增加到一百多家”。刚开始“泡茶馆”带有临时性，联大“新校舍尚未建筑”“图书馆要抢位置”，也就只好去茶馆，把它当作“图书馆”使用。没想到茶馆成了“图书馆”的一部分。除了联大办学条件的艰难，还有物价飞涨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生活艰辛，也是把茶馆当作“图书馆”的原因。
联大学生生活状况有描述：“家在战区的同学，经济来源断绝亲朋无可告之门，不得已在缴费同学吃过饭后到膳堂去吃一点残汤剩饭，来维持生活。”“昆明的米价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由二十多元暴涨到七十元的最高峰。在今年暑假，就因为教育部的贷金和学生救济会的救济金的暂停发放而发生了三个穷大学生断炊的‘惨事’。”如果晚上在教室看书，那就要买蜡烛，而“蜡烛一毛一支，最多只能用一个钟头”，联大图书馆“抢座位比难民施粥场里抢粥还要挤，自修室七点开门，六点半已拥挤得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茶馆就广受联大学生欢迎。茶馆“只要五分钱就能坐一晚（还是吃茶，若是吃开水，只要三分）。”“如果再求写意，买上五分钱瓜子，或花生吃着，恐怕就是目下在昆明最使人安乐的事了！”昆明茶馆在许多联大学生心中留下美好的细节：“邻近联大的文林街和青云街店铺买卖不多，独有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常客多是联大学生。茶楼上窗明几净，泡碗茶可以坐上半天。茶馆还可以当着会场。”
茶馆是联大师生读书写作的地方，也是沟通交流的地方，关于文学与学术，也关于日常与生活。“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如中文系的汪曾祺就专门泡‘文林茶楼’和钱局街口的小酒店，老师也有上茶馆的，如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就常去‘文林茶楼’”。朱自清经常与友人或学生在茶馆讨论文学，郑天挺去茶馆听“说书”等。
茶馆不是一种“政治运动的空间”，而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日常空间”，不仅为联大师生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避风港，使他们能够闲适而诗意地生活，在一个紧张而慌乱的时代养成一种从容与自由的心态，生成联大师生的整体性的精神面貌，还为他们在相对狭小的物质空间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话语空间。林徽因昆明茶馆的诗：“这是立体的构画／描在这里许多样脸／在顺城脚的茶铺里／隐隐起暄腾声一片／各种的姿态，生活／刻划着不同方面：／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老的，慈祥的面纹／年轻的，灵活的眼睛”。在汪曾祺看来，他小说中那种“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的艺术特质是与“泡茶馆”有关的，他在茶馆中养成的“不颓废灰心”影响着其艺术人生。
王佐良认为昆明茶馆作为一种生活空间及泡茶馆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为昆明现代诗歌的发生起了作用。联大师生在泡茶馆过程中的随意、自由、放松，逐渐演变成一种精神。有人说：“这种风气如今也代表联大附近区域的一种精神。”对联大师生来说，“物质条件的匮乏使他们不得不远离华衣美食，但是精神上的那点尊严、独立和骄傲是不能放弃的，那已成了最后的根据地。而茶馆，恰好为联大师生提供了护卫内心的安身立命场所。”昆明茶馆为他们提供了守护这种生活的一个日常空间，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抒展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情怀，或者是文艺学术的或者是社会人生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茶馆是昆明迅速崛起的文艺中心”。昆明茶馆也成为观察联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从中可以发现联大文学生成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因素。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爿茶馆成了联大师生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栖息之地。深受茶馆文化浸润的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最后写道：“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在抗战艰苦的年代，是昆明茶馆里的一碗清茶滋润了莘莘学子干渴的心灵，荡涤着家山万里的游子的满面风尘、灌溉着如饥似渴的心田、激发着他们青春似火的激情，那一碗清茶啊，是那代人心灵最好的慰藉。
对于泡茶馆的好处，当年还是联大学生的汪曾祺总结得好，他说，第一，可以养其浩然正气；第二，茶馆出人才；第三，茶馆可以接触社会。的确，这也是汪曾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之谈。
遥想当年，茶馆即课堂，课堂也即茶馆。联大师生或独居一隅，品茶读书，或借茶清心，撰文思考；或三五知己，品茶聊天；在国难当头之时，一爿小小茶馆，是一方何等宁静的天地？茶馆里的师生围桌夜话，传道授业，谈文论道，是何等的风雅无边！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