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写并非都用文言文

古人说写并非都用文言文

郭松

许多人以为，古人说写都用文言文，都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词，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文言文是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言，大都用于官方文书、经典典籍、文学创作等。古人日常说话用的是与当时口语接近的“白话”，并非文言文。后来口语逐渐演变，文言文相对稳定，才形成“言文分离”的情况。

宋代以后，白话文学（如话本、小说）兴起，更接近口语，如《水浒传》中的对话与今天的白话差异较小。文言文简练，适合在竹简、丝绸等昂贵书写材料上记录，如“饭否”比白话“吃饭了吗”更精简。掌握文言文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普通民众教育水平有限，大多用白话。

文言文受方言发音影响较小，不同地域的人可通过文言文“笔谈”。白话受时代和地域影响较大，上古音（周秦汉）与中古音（唐宋）发音差异极大，如“青青子衿”在上古音中读作“cen cen cilumu kelumucen ”，一听就拙口钝腮。

白话文虽然易懂，但用字太多。在纸张没有发明之前，在青铜器上铸字、竹简上刻字、丝帛上写字，这些书写材料都昂贵，书写过程也费劲。古人为了省钱省力，写作时就惜字如金。比如，一部书有十余万字，如果用竹简写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简，用文言文是为了省字控制成本。

东汉发明了造纸术，‌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书写材料便宜了，写书也不费劲了，为何还用文言文？主要是文化传承，文言文格式稳定，言简意赅。知识分子用文言文还能提升格调，能把自己和普通人区分开来。

宋朝之后，随着民众阅读普及，白话文在书籍文章中逐渐增多。宋代兴起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即民间说书人的底本，融合了口语和书面语，产生一种白话小说，读起来贴近生活，大家都能读懂。四大名著就是此类小说，今天的学生读起来容易，读文言文的《史记》就费劲。

宋朝《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是司马光在审理阿云案时作的司法文书，记载了一官府审问一妇女的对话，这妇女砍伤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话是这样的：“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和今人说话相比，虽个别字的用法听起来有点别扭，但不影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

明朝时朱元璋写圣旨也多用白话文，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话文方便点。朱元璋有一道圣旨下达抗倭令，要求抵御海盗，原话是这样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如此简单的白话文，今天的小孩也能听懂。

到了清朝，白话文和今天几乎无异。

比如雍正皇帝，就喜欢用白话写朱批，曾经就写道：“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还有给封疆大吏年羹尧的朱批中也写到：“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尔用心爱我之处，朕皆都体会得到。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连皇帝说话都通俗易懂，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语言的魅力如同一首悠扬的古曲，穿越时空，在我们的耳畔轻轻回响。当我们谈起古人的语言时，脑海中是否浮现一幅幅文人雅士挥毫泼墨、吟诗作赋的画面？如果乘坐时光机回到古代，走在热闹的长安街上，会听到什么样的对话？是不是一群人站在路边，操着文言文“子曰诗云”？

实际上，古人日常说话与我们今天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也会用生动活泼的口语，甚至还会夹杂一些方言俚语。比如，一个小贩吆喝着:“新鲜的桃儿，又大又甜，买嘞买嘞！”是不是感觉亲切多了？

语言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从上古时期甲骨文开始，就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场，语言也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好比现在的方言，南腔北调，各有特色。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统治，推行文字统一，就像是给语言河流修了一道大坝，让各地的语言有一个标准。但是，别以为就能让所有人都说一样的话了。

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就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大臣在朝堂上可能会用些文绉绉的官话，但一走出皇宫，说不定就变成另一副模样。一位威严的大臣回到家，对妻子说:“娘子，今儿个朝会累死我啦！”是不是觉得更亲和？

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的方言形成鲜明的特色，就像语言这条大河分出许多支流，每一条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唐宋时期，语言繁荣达到顶峰，诗词歌赋中的语言华丽优美，而市井中的语言生动活泼，就像一场盛大的语言嘉年华，雅俗共赏，精彩纷呈。

李白在长安的酒楼里高声吟诵:“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旁边桌的小贩可能会插嘴:“诶，老李，少喝点，喝多伤身！”这种雅俗结合的场景，是不是让人忍俊不禁？

到了元明清时期，语言的变革可谓“风起云涌”。元曲的出现，就像是给沉闷的文坛注入一剂强心针。通俗易懂的曲子，唱的可不是“之乎者也”，而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群文人雅士，摇头晃脑地唱着“我是五行缺朋友”，是不是觉得可笑？

小说的兴起，更是让语言创新达到新高度。《三国演义》里的“桃园三结义”，《水浒传》中的“及时雨”，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用的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要是用文言文写“大耳贼”刘备，恐怕连作者都要笑场。

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可以说给中国语言界来了一次大地震。鲁迅、胡适等人挥舞着白话文的大旗，高呼“打倒文言文”。就像是一群叛逆的少年，对着古板的长辈大喊:“我们要说人话！”

别以为白话文一出现就横扫千军了。当时可有不少“老古董”，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可能会说:“这哪是中国话？简直是东洋腔 ！”一群老学究围在一起，一边摇头晃脑一边群嘲白话文，那种场面一定很喜感。

古时候，知识文化是区分阶层的标志。老百姓大都不读书，不识字，更不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自惭形秽，不愿意和文化人说话，以免被嘲笑，也就失去了话语权。老百姓平时说话比较直白，并不会那么温文尔雅，即便是文人说话，也不都用文言文，而是有一定的白话。

那时候，权贵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而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百姓。他们要写诗作文，在自己的圈子里流传，还要互相吹捧。老百姓没法和他们说话，就只能说一些粗俗的话、上不了台面的话。

老百姓看不懂诗文，却能听懂评书先生讲的评书，看懂戏子演的戏剧，听懂笑话，看懂杂耍。通俗文学有了市场后，就很快产生了。可以说，文学产生之初是通俗的，到了后来出现分野，有庙堂的高雅文学，也民间的通俗文学。

高雅文学脱离民间，成为文雅的东西，不和通俗文学一般见识，保持文言文写作的属性。而通俗文学不会那么固执和倔强，而是适应市场需求，适应人们的接受心理，人们都来接近。接近的人越多越好，作者和出版商赚钱越多。

白话自古就有，并非高雅文学中的文言文，也并非满口之乎者也的话，而是一种夹杂方言和口语的话。相对于文言文，白话就像口语，像白开水，没啥味道，一些弄高雅文学的人这么认为。对于普通人却还觉得深奥，毕竟大都不识字，只能听人家讲，等说评书的说出来，唱戏的唱出来了。

那时的文人都会说白话，在诗文里面也有白话，但并没有掀起白话文运动。毕竟，文言文历来是正统的文字，封建王朝沿袭两千多年，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要遵从“祖宗之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行，还需要制度跟上。封建王朝历来比较封闭保守，不喜欢变革。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带头写新诗，用白话文写诗，改变传承千年的诗词，用白话文写小说和散文。

从历史发展来看，白话文是一个进步，除了更贴近老百姓之外，老百姓文化程度提高了。人们大多开始识字，也就能读书看报了。可是，白话文发展了一百多年，却很难和文言文相媲美。尤其是诗词，新诗写了很多，却不并不能广为流传，不如李白的《静夜思》流传广泛，不如屈原的《离骚》流传久远。

较之文言文，尽管白话文句式多变，文字随意性更大，但缺少典雅凝练的风格，缺少韵律的美学意义，并非完全没有韵律，而是大多失去了韵律。白话文应用更加灵活广泛，却缺少文言文的很多内涵和美学特征。

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等都属于文言文。

语言的演变，就像一场马拉松。既传承着古老的智慧，又不断吸收新鲜的养分。我们今天说的话，既有古人的影子，又有现代的特色。就像是一碗久煮的老汤，每一代人都往里面加点新料，味道越来越丰富。

语言的魅力，在于多样性和包容性。既能高雅如莲，又能市井如烟；既能承载千年的文化，又能表达当下的情感。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语言的精彩。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