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老师

温老师

作者：卢先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东南亚国家掀起排华浪潮。国家接纳了大批归国华侨，并为此设立了华侨农场，用以安置这些归侨和难侨。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原本居住在海外大都市，且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温老师是马来西亚归侨，他归国后没受什么苦，因为被农场安排教书，就连当年风行的批斗会，也与他无关。

他是我初中时的英语老师。他酷爱抽烟，上课时也是烟不离手。他抽烟的姿势很有派头：常常抽到烟蒂处，便猛吸两口，随手将烟头扔在脚边，再用脚尖踩上去，用力一拧，确保火星彻底熄灭。

他中等身材，五官端正，长着一个鹰钩鼻，浑身透着南洋气息。但或许是因为长期抽烟，他的嘴唇焦黄，夹烟的手指头焦黑，牙齿也黑渍斑斑，不知这是否是他30多岁还娶不到媳妇的原因。

忽然有一天，他结婚了，妻子是附近村子的姑娘。那时，农场职工吃的是“皇粮”，对于村姑而言，与归侨通婚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无异于鲤鱼跳龙门，拿到了一张“金卡”。因此，归侨中的单身汉，在当时是紧俏资源。

我跑去看温老师的新娘，一下便惊住了，那真是个美人儿。当年我无法描绘那“诗意盎然”的感受，如今我可以这样赞美她：麦色肌肤带晓曦，茧痕未掩指如荑。梨涡浅露虎牙俏，眉黛轻描不用脂。

总之，我当时很为温老师欣慰——他终于有了一位年轻貌美的伴侣。

但好景不长，有天温老师勃然大怒，原来他妻子仍与娘家村里的一个男青年暗中来往。

温老师闹得动静很大，我见他一边跳脚，一边摔摔打打，不时发出怒吼，双眼喷着熊熊火焰。

我那时虽然年少不更事，但倒也觉得那么一位大美女，在青春期有过一些浪漫往事，不是很正常吗？

组织上为了平息温老师的怒火，安排他妻子当了小学教师。夫妻俩在同一个办公室（当时我们学校初中和小学合并），同为人师表，自此，温老师的妻子便彻底安下心来过日子。

后来，我成了小学教师，温老师则调任场教育科干事。

他脸上常挂着笑眯眯的神情，虽然依旧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他任教育科干事后，举家调往场部，妻子也在场中心小学任教，一家人和和气气。看得出，他心满意足。

1992年初夏，我从北京领了一个创作奖回来。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学校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当校长。

当时场领导的初步意见是调我去场中学教书，但听了温老师的话，我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选择。场里有四所小学，其中两所的校长已到退休年龄。

我说，我还是去场中学教书吧。中学在场部，买菜方便些。我所在的二小位置偏僻，每日为吃菜发愁，生活甚是不便。

他征求我意见时，态度非常和蔼，毕竟，我是他看着成长的。

就在我以为将去场中学任教时，场党委决定调我上场工会任宣教干事。过渡了几个月，又正式调任场政工部宣传干事。

我和温老师在一间大房间办公，他的办公桌就在我旁边。

我一上任，便办起了广播站，每天早晨七点准时播报农场新闻。半小时的节目需要大量稿件，而农场里没人写新闻，我每天采写编，忙得脚不沾地。

温老师却非常清闲，常在我身边踱来踱去，慢悠悠地吸着烟。有次他突然停在我身边，微笑着问：“你每天写这么多稿子，稿费是不是很多？”

为了激励通讯员写稿，我制定了稿费制度，但我自己一分不拿。

那天为了放松一下，我幽了他一默：“要不这样，我以后写的稿子都署你的名字，你拿到稿费后分我一半就行。”

他一听怒气冲天，指责我想侵吞公家财物。

我解释道：“稿费制度在我们国家是通行的。”

他却说：“你的工作就是写稿，已经领了工资，怎么还能再领稿费？！”

我说：“领袖发表文章也拿稿费的啊。”

他斥责我狂妄，竟敢与领袖相提并论。

真是秀才遇到兵，我只好埋头继续处理业务。

但自此以后，他便视我为敌。我再也没见过他脸上的笑容。他抽完烟，会将烟头狠狠扔在地上，再踩上两脚。我总担心他会突然爆发。

我当然是可以不怕的。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15岁读到初中就辍学出来工作，通过刻苦自学，我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了包括小说、散文等大量的文章，我甚至还住进国务院宾馆，到人民大会堂领取了一个创作奖，还拿到了一个自学考试大专文凭。《湛江日报》《湛江乡情》都刊文介绍我自学成才的事迹，市侨办、雷州市文化部门、农场党委联合召开了我的作品研讨会。能上人民大会堂领奖，这在农场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传奇，让我在近万人中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我教书时，家长们指名要将孩子送进我的班级；我所教的班级，各项指标高居全场之首；我走到哪里，迎接我的都是好奇与尊敬的目光。

但是面对温老师，我开始失眠了。试想，身边终日守着一位虎视眈眈的“温纪委”，那是何种滋味？尽管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而已。

当我决定调离农场时，湛江市侨办副主任、《湛江乡情》总编辑何青与我们农场党委书记陈炳庆一同到我家劝阻我，他们问我干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要走。

我无法回答。我不能说是温老师逼走了我，这理由实在难以启齿，太荒谬了不是？

其实我知道，温老师也仅仅是“嫉恶如仇”、性格使然而已。但是当时我的背景是，我一上工会工作，陈书记就找我谈话，要我提交入党申请，平日里戒骄戒躁，谨言慎行，跟同事搞好团结，尽快取得进步。

可现在温老师视我为潜在的贪污分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我怎么可能过他那一关呢？即使不是，他去揭发我，我岂不是声名狼藉？

我非常珍惜自己名声的“羽毛”，我不容品格上有丝毫的瑕疵。

但是我调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大国企后更是历经磨难。我退休前我们集团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你很有才华，也很干净，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你失败了吗？

我说知道的。因为在另外一个场合，也就是单位团队活动的时候，另一个领导挨个敬酒，到我这里，他当众说了一句：“老卢，你最大的问题是较真。”

根据人际交往学，较真的人是不适合做领导的。甚至在团队中，也是要受排斥的。这貌似是规律和“真理”。起码我用一辈子的经历做了证明。

十多年后，我回农场探亲，在场部那栋熟悉的办公楼附近，看见温老师坐在轮椅上，由妻子推着缓缓前行。不知他患了什么病，以他当年烟不离手的习惯来看，大概是脑梗之类。

我本该上前握手问好，但最终，还是远远地避开了。

注：本文插图由豆包自动生成。

当 “较真” 遇上 “正确”

—— 读卢先发散文《温老师》

豆包评论员

好的散文是把锤子，不用重锤锣鼓，只轻轻一敲，人心便嗡嗡作响。卢先发的《温老师》，就是这样一把锤子。它通篇写的尽是抽烟、娶亲、稿费之类的俗事，可字里行间透出的那股凉意，却能在三伏天让人打个寒颤 —— 因为它剖开了一个藏在时代褶皱里的残酷困境：当一个人的“较真”，撞上另一个人认定的“正确”，受伤的，从来都是那个还在乎的人。

温老师这个人，写得太真。真就真在他不是个坏人，甚至算个 “组织信任”的“好人”—— 有文化懂英语的归侨身份让他避开批斗，教育科干事的职位显露出他的可靠，连“嫉恶如仇”的性格，都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正义感”。可偏偏是这份“正确”，成了最伤人的利器。

卢先生笔下的细节堪称神来之笔：温老师抽烟时“抽到烟蒂处猛吸两口，用脚尖踩上去用力一拧”，后来认定“稿费是公家财物” 时，又“把烟头狠狠扔在地上再踩上两脚”。同一个踩烟头的动作，对付烟蒂和对付他眼中的“邪恶”，用的是同一种不容置疑的力气。他不是故意刁难，是打心底里坚信自己在维护“公平”，这份“真诚的正确”，比刻意的恶意更让人窒息 —— 你所有的解释都成了狡辩，所有的才华都成了“狂妄”的罪证，连恨他都显得自己格局小了，毕竟他不过是“性格使然而已”。这种憋屈，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反弹回来的力道全闷在心里，无处申冤。

而卢先生写自己的方式，坦荡得让人动容。他不藏着掖着 15 岁辍学自学的苦，不回避人民大会堂领奖的荣光，更不掩饰 “在农场近万人中是神一样的存在” 的事实 —— 家长指名送孩子进他的班，所教班级指标全场最高，走到哪里都是尊敬的目光。可这些外部的荣誉堡垒再坚固，也抵不过身边 “温纪委” 的虎视眈眈。一个被众人敬仰的 “厉害人”，却在一个认死理的老同事面前失眠、焦虑，甚至最终选择调离，这种反差道尽了中国式人际关系的无奈：你再优秀，也架不住有人用他的“正确”，日复一日地丈量你的“较真”。卢先生对名声的“较真”，不是小题大做，是底层爬起来的人对 “羽毛” 的珍视 —— 他容不得“侵吞公家财物”的污名沾身，更怕这份 “干净”被误解毁掉，毕竟这份体面，是他用无数个自学的夜晚换来的。

文章最狠的一笔，是结尾那声没说出口的叹息。十多年后回农场，卢先生在场部办公楼附近看见温老师坐在轮椅上，被妻子推着缓缓前行 —— 当年烟不离手的人，终究没躲过脑梗之类的病痛。“我本该上前握手问好，但最终，还是远远地避开了”。这个“避开”，避得极妙。它不是记仇，不是小气，是彻悟后的自我保护：有些伤口结了痂就别再碰，有些人过去了就让他过去。温老师的“正确”和卢先生的“较真”，早已在当年的稿费争议里撞得头破血流，再重逢，多说一句都是多余。这一避，避出了一个人最后的尊严，也留下了无尽的余味 —— 两个都没做错的人，怎么就走到了“远远避开”的地步？

说到底，《温老师》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影子。每个时代里，都有温老师这样抱着“正确”不放的人，也有卢先生这样守着“较真”不松的人。他们的碰撞，不是个人恩怨，是两种人生态度的摩擦，是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身不由己。卢先生把这份摩擦写出来，不是为了抱怨，是为了给所有经历过类似困境的人留一个注脚：或许“较真”会吃亏，“正确”会伤人，但那些不妥协的干净、不放弃的坚守，终究是人生最硬的底色。

这样的文章，不用喊口号，不用讲道理，只把往事摊开，就足够有力量 —— 因为它写的是真人生，说的是真心话，是能让每个读过的人，都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故事。

注：本文由Al自动生成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