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东坡可谓惺惺相惜
郭松
在北宋历史上，王安石与苏东坡，可谓惺惺相惜，是政治上的对手，更是才华上的知己。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推行一系列改革，旨在加强国家财政和军事，苏东坡作为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变法过于激进，会损害百姓的利益。两人尽管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才华极为赞赏，称他是“古今所无”的人物。
在“乌台诗案”中，苏东坡面临生命危险，王安石上书力保苏东坡。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贬谪黄州后，专程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两人摒弃前嫌，王安石赞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东坡回应“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东坡，是贬谪黄州后才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在黄州东方坡地开荒耕种，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是，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迫于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地读过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贬谪黄州前几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写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当然漂亮，然而，觉得有点浓丽，还有那么一点轻佻。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时，在《登飞来峰》中也有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隐居钟山。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赞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家梁启超，更是在《王安石传》中，把他推崇为“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两人江宁相会，王安石穿一身与农民没啥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原来的对手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十八岁时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以“天下为己任”。
王安石二十二岁时，以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采用“后来居上”的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杨寘成了状元，王安石屈居第四。
王安石的第一个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他一边积累基层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时常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提醒他得努力读书，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不置一辩，依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后，可以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从政道路有自己的设想：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任鄞县知县。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
与王安石参加科考的年龄一样，只不过晚了十六年，苏轼从四川眉山到汴京，以第二名高中进士，风头比王安石更劲。苏轼本来也应是状元。苏轼的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是学生曾巩所作，便把苏轼排为第二。苏轼的第一个职务是陕西凤翔签判，他从小就有政治激情，从他在凤翔所作《喜雨亭记》看，有一种心系百姓的情怀。
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苏轼在凤翔任满后，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上司韩琦已是当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苏轼文笔漂亮，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韩琦认为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
经过基层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提出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等到王安石提出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早已失去改革的锐气，对王安石的改革纲领采取“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英宗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够好。此时正值王安石母亲仙逝，他也就辞官回到江宁，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为从各地追随而来的粉丝讲学，为日后的改革培养人才。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宋神宗还在颍邸时，就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老师韩维，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王安石的观点。宋神宗继位后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
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为其父守孝三年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正展开。然而，几乎所有士大夫都反对。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以“三不足”推行变法。
用苏东坡的侍妾朝云的话说，“学士满肚子不合时宜”。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宋神宗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王安石仍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专营商品，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也在情理中，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属于离间君臣的“阴招”了，王安石才把他罢出朝廷。
苏轼是开封府推官，被贬为杭州通判，在行政上是平级的。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熙宁七年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又迁徐州知州。从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看，苏轼仍充满政治激情。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两度为相，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的风口浪间，顽强推行改革，直到耗尽心力，才归隐钟山。
钟山白塘属江宁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乱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几户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就看中这片土地，他托朋友代购以作退身之用。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退隐到钟山白塘。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几间与山野农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简陋，也就“仅蔽风雨”而已，连一道围墙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筑一道围墙，王安石没有采纳；他以“唐宋八大家”的情怀，把园林修建得“寻山问水”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
从白塘到江宁东城，与从白塘到钟山，都是七里，王安石把园林称为“半山园”。他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后，就辞去“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
辞别京城时，宋神宗曾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游山玩水总是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纪大了应该坐轿，他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牲口，不习惯。元丰初年，他的马死了，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个老兵给他牵驴。
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坐卧于松石之上，或到山间农家访问，或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常带着书，他或在驴背上背诵，或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如果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老兵吃烧饼，驴吃烧饼。
有一回，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驴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见，正好与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下来，与李茂直在路边坐着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夕阳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相公”，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
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麻烦。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是有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
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称为“乌台诗案”。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献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
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他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宋神宗按照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聚江宁时，他们都显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感受到的那种气象与境界。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近一月，都出入自如，状态像海德格尔说的“诗意的栖居”。
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关注其诗文，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苏东坡游览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文学史也证明了“唐宋八大家”，诗开江西派先河，他以胸襟赞美苏东坡的文学才华，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
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被人称作“谢公墩”。王安石常在土骨堆上流连忘返，摩挲生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王安石带苏东坡游览“谢公墩”时，会想象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登临远眺、极目长江的情景。也可能想起《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后对王安石所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
正是钟山相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理解，成为王安石的知己。这次钟山相会后不到两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朝廷政局发生戏剧性变化，“元祐党人”把朝廷上的“元丰党人”都贬谪下去。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替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这篇“制词”，是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文章：“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纬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