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看人性的复杂
郭松
说起中国古代史，《史记》与《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司马光与司马迁也并称“史学两司马”。中年时进入我视野的是《史记》，到了老年进入我视野的是《资治通鉴》。
如果说《史记》让我只看到风云人物的显赫，那么《资治通鉴》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历史背后，人性的复杂。对各种事件的描述、对人物命运的分析，统一在一个稳定的叙述中，不同时间段的情节交织成一幅幅生动的场景。
从《资治通鉴》来看，忠诚与背叛常在一念之间，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动机。三国时期，吕布以勇猛著称，但反复无常，先后背叛丁原、董卓，落得个“三姓家奴”的骂名。他的背叛，一方面源于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性格中的贪婪和短视。与此相反，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则感天动地，为了实现刘备的遗愿，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从未动摇。在白帝托孤后，诸葛亮独揽大权，但他没有丝毫篡位之心，一心只为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他的忠诚，源于对刘备知遇之恩的感激，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忠诚与背叛并非简单的是非问题，而是受到个人利益、情感、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资治通鉴》来看，人性中的善恶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期，锐意改革，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善良的一面，开创了“开元盛世”，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但后期他沉迷于声色犬马，宠爱杨贵妃，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导致政治腐败，引发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曾经的明君在权力和欲望的侵蚀下，善良被邪恶取代，盛世也急转直下，陷入乱世的深渊。西汉末年的王莽，在夺取政权之前，礼贤下士，生活简朴，常把自己的钱财分给百姓，被世人视为道德、善良的代表。然而，当他掌握大权后，暴露出野心勃勃的一面，篡汉自立，推行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导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从善的化身沦为恶的代名词。人性中的善恶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境下，善恶可能会发生逆转，让人感慨世事无常。
从《资治通鉴》来看，欲望是人的本能，但过度的欲望会让人失去理智，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罪恶中。智伯作为春秋末期晋国的大臣才智过人，但被强烈的权力欲望所驱使，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遭到拒绝后便联合韩、魏攻打赵国。他的行为引起三家的恐惧和反感，最终导致韩、魏倒戈，与赵联合起来将晋消灭，智氏家族也灭亡。当欲望战胜理智，人就会变得盲目和疯狂，最终自食恶果。相反，刘邦在攻入咸阳后，面对秦皇宫中的无数珍宝和美女，也曾心动不已，想要留在宫中享受，但在樊哙、张良等谋士的劝谏下，他很快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远大志向是夺取天下，不能被眼前的欲望迷惑；他克制住自己的欲望，还军霸上，与百姓约法三章，赢得了民心，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珪围中山，久未下，军食乏，问计于群臣。逞为御史中丞，对曰：“桑椹可以佐粮。飞鸮食椹而改音，诗人所称也。”珪虽用其言，听民以椹当租，然以逞为侮慢，心衔之。那时，拓跋珪将中山城围困很长时间也没能攻下，部队极度缺乏粮食，向群臣征求对策，崔逞任御史中丞，他回答说：“可以把桑椹当成辅助粮食。飞来飞去的猫头鹰由于吃了桑椹而使叫声改变，诗人是这么说的。”拓跋珪虽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允百姓把桑椹当成地租交纳，但觉得崔逞对自己有故意的侮辱怠慢，怀恨在心。秦人寇襄阳，雍州刺史郗恢以书求救于魏常山王遵曰：“贤兄虎步中原。”珪以恢无君臣之礼，命衮及逞为复书，必贬其主。兖、逞谓帝为贵主，珪怒曰：“命汝贬之，而谓之‘贵主’，何如‘贤兄’也！”后秦军队入侵襄阳，雍州刺史郗恢给北魏常山王拓跋遵写信求助说：“贤兄如猛虎一样横扫中原。”拓跋珪认为郗恢并不遵奉君臣之间礼法，派张衮与崔逞代写回信，有意对东晋的君主加以贬斥。但张衮、崔逞在信中将东晋皇帝称为“贵主”，拓跋珪看到后，愤怒地说：“我让你们贬低他，你们却把他称为‘贵主’，这怎么能和他把我称为‘贤兄’相比呢！”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乱，恐无复遗种，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逞独与幼子赜诣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责逞，赐逞死。崔逞向北魏投降时，天下正处于动乱的形势，担心不再将后代保留下来，将他的妻子张氏和四个儿子留在冀州老家，崔逞自己带着最小的儿子崔赜来到平城，他的妻子张氏和四个儿子便前往南燕投奔。拓跋珪因为这件事对崔逞大加责备，命令他自杀。
南燕主备德仕秦为张掖太守，其兄纳与母公孙氏居于张掖，备德之从秦王坚寇淮南也，留金刀与其母别。起初，南燕国主慕容备德担任前秦的张掖太守，他的兄长慕容纳和母亲公孙氏在张掖居住。后来，慕容备德跟随秦王苻坚入侵淮南，将一把金刀留给母亲以示告别。备德与燕王垂举兵于山东，张掖太守苻昌收纳及备德诸子，皆诛之。公孙氏以老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慕容备德与燕王慕容垂在崤山的东边起兵反叛，张掖太守苻昌便将慕容纳和慕容备德的几个儿子抓住并全部杀掉。他的母亲公孙氏由于年迈而被赦免，慕容纳的妻子段氏当时怀有身孕，也没有被立即处死。狱掾呼延平，备德之故吏也，窃以公孙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岁而公孙氏病，临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东归，当以此刀还汝叔也。”负责看守监狱的呼延平，从前是慕容备德的老部下，暗中放跑在押的公孙氏和段氏，带着她们逃到羌中。段氏生下一子起名慕容超。在孩子十岁时，公孙氏得了重病，临死之前，把金刀交到慕容超手中，对他说：“你将来如果有回到东方的机会，你要将这把刀还给你的叔叔。”备德闻超至，大喜，遣骑三百迎之。超至广固，以金刀献于备德。备德恸哭，悲不自胜。封超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妙选时贤，为之僚佐。备德无子，欲以超为嗣。慕容备德得知慕容超已到，十分高兴，派骑兵三百名前来迎候。慕容超来到广固，向慕容备德献出那把金刀，慕容备德失声恸哭，十分悲痛。将慕容超册封为北海王，任命他担任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职务，挑选一时的贤俊与英杰，充当僚属辅佐他。慕容备德没有儿子，希望慕容超成为自己的后嗣，以后继承王位。
王弥与勒，外相亲而内相忌……弥闻勒擒苟晞，心恶之，以书贺勒曰：“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谓张宾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图我必矣。”宾因劝勒乘弥小衰，诱而取之。王弥与石勒，表面看来互相亲近而内心却互相猜忌。王弥得知石勒抓住苟晞，尽管心中非常厌恶他，但还是写信祝贺石勒，说：“您擒获了苟晞并且任用他，多么神奇呀！任用苟晞在您左边辅佐，而我在您右边辅佐，平定天下就不再是难事了。”石勒对张宾说：“王弥位高权重而言辞谦卑，他一定打算图谋我了。”张宾劝说石勒趁王弥暂时衰弱，将他引诱过来抓住。时勒方与乞活陈午相攻于蓬关，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陈午小竖，不足忧；王公人杰，当早除之。”勒乃引兵击瑞，斩之。石勒正与“乞活”陈午在蓬关交战，王弥正与刘瑞对峙，形势危急。王弥向石勒请求支援，石勒没有答应。张宾说：“您经常担心不能遇到引诱王公的便利条件，如今上天把王公交给我们了。陈午这小子，不足为虑；王公却是豪杰，应该尽快除掉。”石勒领兵袭击刘瑞，把他斩杀了。弥大喜，谓勒实亲己，不复疑也。冬十月，勒请弥燕于己吾。弥将往，长史张嵩谏，不听。酒酣，勒手斩弥而并其众，表汉主聪，称弥叛逆。王弥非常高兴，认为石勒的确与自己亲近，不再猜疑。冬季十月，石勒在己吾县宴请王弥，王弥打算前去，长史张嵩劝谏不要赴宴，王弥没有听从而赴宴。喝酒正酣时，石勒亲手杀了王弥，吞并了他的军队，然后上表汉主刘聪，称王弥谋逆。
人性的复杂，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现实中也有着诸多表现。职场竞争激烈，同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人表面上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背后却为了升职加薪而明争暗斗，互相算计。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也充满人性的考量，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一些企业会违背合作协议，做出损害合作伙伴利益的事情。在慈善事业中，也存在一些伪善的现象，有些人做慈善并非出于善良和爱心，而是为了给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获取名利。
从《资治通鉴》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不轻易对他人的善恶下判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和价值观，这些因素塑造了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某一个行为或某一个瞬间，就轻易地给这个人贴上 善或恶的标签。在生活中，常会看到一些人做出看似善良的事情，但背后可能有不为人知的动机；也会看到一些人做出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如果深入了解他的处境和内心世界，会发现他们的无奈和苦衷。正如作家袁依楣所说：“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在面对复杂的人性时，更应秉持这样的态度，不断修炼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认知。
《资治通鉴》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让人明白善恶并非绝对，而是在人性的天平上不断摇摆。它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人生启示录，让人在面对复杂的人性时，保持理性，不轻易评判他人，也不盲目定义善恶。都说《资治通鉴》是帝王教科书，在我看来，普通人看一看也会有启发。
看《资治通鉴》，会明白人心险恶，需谨言慎行。与其咒骂人心险恶，不如避开人性的黑洞。修身养性，谦虚谨慎，收敛锋芒。面热心冷，看到意气用事的后果，会明白修一个静字，是何等重要。说《资治通鉴》是讲阴谋的书，我大略同意，有阴谋有阳谋，守正出奇，也是一种做事的方法。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